圣人圣言

何为圣人？中国和外国，准确点说是和西方世界认识不同。
　　 中国，对圣人描述和论述，孔孟有详细论说。孔孟认为尧、舜、周公是圣人，特别是周公，孔子连做梦都想。孟子对尧舜讲的多一点，滕文公说，孟子见自己的时候“言必称尧舜”。孟子笔下，尧舜一直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忙碌；不恋君王之位，实行“禅让”，个人品行道德是常人难及，这样的人叫圣人。圣人高高在上，圣人之路是极其艰难的，故而凡人只有仰慕的份儿，但效仿是可以的，能这么去做，有成绩的，在孔孟哪里叫仁者，或君子。品行高尚的君子不是圣人，却也是人们效仿的榜样。圣人的书是经，必须时常诵读，圣人说过的话是言行的框架，标准……后世好事者称这为“圣人情结”。大概，我是说大概，大概从孔子开始，“圣人情结”开始风行。
　　 孔孟也被后世尊为圣人。
　　 孔孟何以为圣？学术界有着热烈的讨论，主要观点有三：弟子们的极力宣扬；百姓的认同和帝王的推崇。
　　 春秋战国时代，孔孟都有带着弟子们组成的团队，浩浩荡荡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的事情，游说对象是君王，劝告其施行仁政。其他各学派的学子也游说君王，宣传自己的思想，但“单打独斗”的多。秦统一以前，没有哪一家独大，渐渐的却分出高低来：最受君王们欢迎的不是儒家，而是纵横家和法家。秦统一，儒家遭灭顶之灾，所以，秦和秦以前，孔孟圣人是“弟子们的极力宣传”和“帝王推崇”的论点不成立。“百姓认同”则很难说，起码，当时流行的主要社会行为规范，即“礼”，不是孔孟的发明，而是他们梦想恢复的周礼。这时期，尧舜，孔孟还没有成为被普遍认可，特别是帝王认可的“圣人”。
　　 西汉开始是崇尚道家思想，从皇帝到百姓都成天“道可道非常道”的念叨。汉武朝，大儒董仲舒跟武帝达成协议：独尊儒术，但没有“罢黜百家”，只不过是取仕考察以儒学为主而已，其他各家可以并存。以后掀起的“经学”则显出孔孟为圣的雏形。因为有了帝王的推崇，西汉以降，一直到清末，中间虽有玄学家们高喊“越名教而任自然”，却从未丢弃儒学，而是玄儒同道；隋唐，佛、道争宠，但在思想表述上则是“援儒入佛”和“儒道互援”；经宋明道学，心学家们的不懈努力，虽有周折，但孔孟圣人形象在读书人中终趋完美。帝王们是孔孟成圣的主要推手。孔孟被高高举起，让人膜拜，尧舜却退到次要地位。可以说，孔孟的圣人形象是经几代王朝的皇帝和儒家弟子们的努力才完成的。当帝王允许的，在社会习俗，礼仪约定俗成，形成风气的时候，一切都被冠以“儒家”称号，这才有所谓的“百姓的认同”。
　　 圣人对帝王，君主该采取什么态度？
　　 孔子不像孟子那样善辩，君王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就不多说什么了：“道不同不相为谋”，退一边干自己的事情去。孟子不同，一再诘问，让君王下不了台，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你君王拿臣子不当回事儿，那么臣子也不拿你君王当根葱，更厉害的是，当着君王面说：君王不称职，干不好可以“易位”。
　　 与儒家唱反调的法家认为：帝王利益高于一切，帝王的旨意不容置疑。但从西汉开始，专制的合法性被贴上儒家的标签，法家的关于“皇帝极权”话语，被塞到孔孟口中。翻翻《论语》和《孟子》，找不到一句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帝王的言论，为什么孔孟还被帝王们尊为圣人，奉若神明，而如此称帝王之心？其思想几乎被帝王完全接受并付诸实施的法家，为什么秦以后就被帝王们锁紧高阁，忌讳莫深？
　　 这并不难解释。《韩非子》里说的很直白：帝王对待百姓就像养鸟一样，让鸟服服帖帖，听话，就只有把鸟的翅膀剪去一截，可以扑腾但飞不起来；百姓，只能去愚弄，绝对不可以让他们清醒。这样的话能成天挂在嘴皮子上？法家认定的，要让大臣们害怕，成天提心吊胆的，如坐针毡，这样的话能唠叨个不停？所以韩非说，帝王玩弄权术应该是暗中进行。该暗中干的必须暗中进行，明着的也应该有，于是，孔孟的爱民，仁政思想被请进宫，挡在法家的前面，犹如一张洁白的羊皮披在灰狼身上。皇帝想说的，干的，都被贴上了儒家的标签，而孔孟根本没有说过的话，孔孟根本不主张的，都根据帝王的需要，都被标以“圣人曰”。有趣的是，标签贴上了，居然得到社会的默认，连后来的五四精英，以西方理性自诩的学者斗士们对此也笃信不疑，认定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孔孟二圣。
　　 中国的帝王们手中有了圣人这个法宝，当然要用。他们规定：圣人的思想言论是一切事物的判准。圣人思想言论被定为唯一允许的，但解释权在专权的帝王手中。这样的判准和解释权规定的逻辑结果是：皇帝的话即是圣人的话或意思，必然是金口玉言，不容置疑；皇帝的思想就是圣人的思想，所以皇帝也是圣人，是当今圣人，所以，在极权皇朝中，是人言必称“圣上”。
　　 几千年来，阳儒阴法就这么默默的主导着极权皇朝社会的运转，在朝代的变迁中，儒学说承担了一切功与过。所以，到了五四，一大批文人跳出来，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把攻击矛头对准了传统和儒家学说，甚至要废了中国的方块字……到了文革，儒家又一次被彻底打倒，还被踏上了一只脚；法家，自秦二世灭了后就一直被养在后院，现在终于上台亮相了，不过好光景也就那十年，过后仍然被小心的呵护，隐藏起来，暗中充当“无名英雄”的角色。
　　 圣人情结一旦形成就很难摆脱，跟抽烟上瘾一样，不管朝代如何替换，不管当朝谁坐龙庭，没有那提神的玩意儿，不弄几个圣人出来，日子好像就没法过。
　　 说到这儿，五四旗手和后来的精英们用强大的西方思想没能扳倒孔孟二圣，而身染“圣人情结”的学子们仍然我行我素的成天“子曰诗云”的原因很显白了：首先，前面说过：法家理论一旦贴上了儒家的标签，就连这些精英们也笃信不疑，他们不屑去翻翻法家和孔孟之言——两家比较一下立马可以清楚——而是随大流，完全相信两千年来帝王们的“圣言”以及御用学者们的注释，不愿意用他们成天挂在嘴上的所谓西方哲学的“反思”来反思一下：孔孟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次，精英们将矛头对准了圣人而不是造圣的人，或造圣的机制。以为打到孔家店，打到了圣人就能实现公正平等，结果摆在那儿：孔孟没打到，反而倒是引进来不少西方圣人，形成新一轮的圣人崇拜。
　　 西方，西洋人呢？叙述起来比咱中国容易，简单得多。
　　 西洋也有圣人，但用中国圣人标准来衡量，圣人就是宗教的神和先知们。事实也的确如此：受人尊敬，被传诵至今的思想家，教育家多了去，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阿基米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再到近现代的哲学家们，犹如漫天繁星，数不过来，被人仰慕，但绝对没有谁能独尊，都难当圣人；形形色色的帝王也是灭了一个又来一个，没有那个能成功的将某一人物定为天下独一无二的圣人，除了宗教圣徒，这些西方帝王似乎对树立圣人没什么兴趣。拿中国的尺子来量一下，百姓对思想家、教育家是各有各的喜好，没有哪一家是独一无二；帝王们也是好恶参差，各说各话。各流派思想虽都拥有一定粉丝，但这些雷贯耳名字的人，终究成不了圣人。中世纪的教皇的教廷被赋予圣经的解释权，天主教廷将教皇造成了圣人，教皇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开始了破圣运动，启蒙学者们将矛头对准了教皇和教廷，就连基督教内部也开始破圣，马丁路德的新教认定圣经的解释权不在教皇和教廷，而在全体信徒；教皇和教廷不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打到的不是被造出来的圣人，而是造圣的机制；他们没有试图去打倒自己几千年的传统，而是让传统得到升华。
　　 启蒙的成果是，天主教教廷和教皇的权利和影响被限于宗教内部，世俗的思想言论，权利和宗教脱钩，只有自由的的思想争鸣。没有了造圣的人和机制，就没有禁锢人们思想的圣人圣言，得到的是科学技术突飞猛涨，异彩纷呈的人文思想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