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 粟 之 恋

那个冬天的夜晚，当我从宿舍的被窝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打算再见到为我叹过气、流过泪的老师了。
　　 在夜的静寂中，我沿着学校周围的大街小巷慢慢走了一圈。那几幢金碧辉煌的高楼，是我那当局长的叔父与当人民医院院长的婶母的私宅，然而我只投去冷冷的一眼。两年前学校还没有学生宿舍，母亲求他们收留我的时候，他们也曾投来冷冷的几眼，一句“这儿事情太多，乡下孩子不懂规矩”，把我们拒之门外。所以我想，刚才我的冷眼，算是发泄。可是我凭什么发泄呢？连学生都做不好，有什么资格发泄？我又立即尝到了滋味，像喝酒似的，乍一喝，芬芳清香，过后却苦不堪言，我有一种中毒的感觉。
　　 我开始给人打工，扛气罐、拉货车、卖啤酒什么都干，我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民工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白眼见得不少，苦也越吃越多，但钱却没能挣几个，有时甚至到了不能果腹的地步；满脸的胡茬，鸟窝一样的头发，父亲留给我的旧茄克风衣，就更无法修饰和更新了。白天没有时间多想，夜深人静的时候，苦闷赶走了睡眠，我只能拥被独坐，任眼泪刷刷地流淌。
　　 除夕前一个月，我的头一直痛得厉害，但我早已没钱去看医生，依然拉着平板车挨家挨户地送煤气筒。夜幕降临了，天下起了雪，我的身子冷得发抖，头面却烧得发烫。当我扛着煤气筒走进一条深巷时，忽然眼前一黑，醒来时已躺在一个灯光柔和的小房间里，床头挂着的吊瓶正在为我输液，灯光照出了一个披着长发的女人的背影。
　　 “妈妈！”记忆中，在灯下穿针引线的母亲就是这样的。
　　 “谁是你的妈妈？野汉子，早知你这么没有家教，让你在街头冻死了干净！”那女人转过头破口大骂，我这才看清她顶多二十五六岁，两眼深凹，一张雕像般的脸又白又冷漠，看不出一丝血色。身上一件紫红色的羽绒服，是我母亲那样的农家妇女看都没看过的名牌。这一声“野汉子”大大消解了我的感恩之情，我瞪大的眼睛仿佛在说：“你可以不救我，但你不可以侮辱我！
　　 “瞪什么瞪？不想打说一声！”她伸过手一下子拔出了我手上的输液针，但很快又惊叫起来：“哟，你的血怎么是黑的！”我转头一看，手背上流出的血，确是厚厚一层的黑，像墨水似的。
　　 “我去叫医生，”她走到门口又回来，“不，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啦，谢谢。”我掀开被子，准备下床。
　　 “为什么？是我刚才太过份了吗？”她柔声说，用手按住了我的双肩。这种温柔的语调和单纯的态度，使我无论如何没法跟几分钟前辱骂我、折磨我的那个女人联想在一起。不知为什么，这一瞬间，觉得在这个冷漠多于繁华的小城里，只有她是最亲的人。我喃喃地说：“因为医院的院长是我的婶婶，我不想见到她。
　　 她听了我的话，叹了口气便答应了我，却不知道我刚才是真的想走。
　　
　　 第二天一早她带我去了诊所，医生说我患的是很严重的感冒，要打两个星期的点滴才能好。她看了我一眼，眼里流露出了一丝关切。我跟她回去时，看清了她的家就在学校和叔婶家对面的环城路上，是三间连在一起的一幢五层楼房。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只有她一个人呢？什么时候我才能与她辞行？我不敢问，我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敢问，只是偷偷地把她每天为我花去的药费、饭钱记在本子上，预备以后还她。她每天陪我打完点滴，便走出家门直到很晚才回来。偌大的楼房，便只剩下一个我，望着洁无纤尘的天花板发呆，想着一间又一间的空房，便觉得心里也空荡荡的十分可怕。好在我的身体有了起色后，她便又带我出去吃晚饭，吃了饭又到市中心的“蓝宝石”歌舞厅。“蓝宝石”的老板好像对她很好，别人喝茶是30元钱一杯，她却从来不用买单。我不敢喝茶，又不愿听歌——这疯狂的场所加上动感的音乐，会使我顾影自怜，流下泪来。没想到她竟给我开了个包厢，有时也过来陪我，但很少说话。
　　 有一天我们从“蓝宝石”出来后在夜摊上吃肉骨头，付账时她给了我50元钱，而老板却当成100元的多找了50元钱。我把钱还给老板时，想到她初时的严厉，心里颇担心她责怪我有便宜不占。回头一看，她正看着街上，便放心了。
　　 几天后的晚上，她在永嘉宾馆宴请了二十多个穿得红红绿绿的男女，满满实实地坐了两桌。我坐在她的身旁，听着他们的笑语喧哗，低着头一动不动。突然，一个男的叫起来：“阿新，那是谁啊？你看他的毛发，看他的胡茬，看他的破衣，这样的烂仔怎会与你坐在一起？”所有的目光都刷地转向我，转向她，我惊窘得身子直往下缩，恨不能钻进桌底。我想到了初见时她的那一声“野汉子”，似乎一瞬间找到了答案。可她又不是在乎外表的，十几天了，哪怕一个轻视厌烦的眼光她都不曾流露过，怪只能怪自己太不注意形象，给她抹了黑。我不敢看她的脸，那一张死人似的惨白的脸，此刻定是够残忍的了。可我的内心又矛盾地近乎惊惶失措地等着她的回答，就好似在听一种决定我生死命运的宣判。
　　 “他是我朋友。”轻轻的一句，却掷地有声，震得满座的红男绿女站起了身子，瞪直了眼睛。谁也没再说什么，匆匆地吃喝了一点，便有人起身告辞。待客人散完后，她急急地把我带到“蓝宝石”的包厢，关上了门。
　　 “啪”的一声，她重重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嘴里疯叫着：“野汉子，我打死你！我宁可打死你，也不让你到外面丢人现眼。”我捂住被打的耳朵和脸颊，竭力忍住快要掉下的眼泪，哽咽着说：“新姐，如果你认为这样会好受一些，那你就打就骂吧。我不会怪你，我甚至没有怪过那位当众羞辱我的先生，因为他让我知道了你的名字。在我眼里，新姐，你真的就是我的姐姐，甚至……母亲！”
　　 “对不起，对不起……”她一把抱住了我，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新姐……”我靠在她的肩头放声大哭。她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泪滴，递给我两张一佰的钱，叫我把头发理掉，再买一套衣服。
　　 我回来时，看到她的眼里发出奇异的光来。“原来你还这么小，长得也挺好的嘛，完全不像他。”我惊得低下头去，原来她把我看成一个相像的男人，想来这么打骂我当作发泄定是这个男人给她带来了心灵的创痛。接着她又问了我的名字，说：“如果我没有猜错，叶子，你还是个学生。”我点点头。“那天你在夜摊上退钱时我全看到了，你在如此落魄的境况下还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可贵的。那些只有华丽包装的人，实在是没有资格嘲笑你的。”
　　 我又是一惊。
　　 “社会的路很难走，你还是去念书吧。明天我就要出去几天，之前先送你到学校，好吗？”我抬起头摇了摇，发觉她眼睛是湿的，我也禁不住又流泪了。
　　
　　 第二天我回家了，直到当兵前一个月，我拿了2000元钱准备还给她。可是几天了，她家里的一排铁门始终紧闭着，问隔壁邻居和“蓝宝石”老板，也摇头不知。我围着她的房子走了一圈又一圈，这大墓似的华丽空旷的楼房，曾经埋葬过一颗怎样寂寞的灵魂！
　　 这几夜，我失眠了。
　　 我发现自己已爱上她时把自己也给吓了一跳：这可能吗？新姐会怎么看我？但是怎么想都是多余的，刻心铭骨的痛就是爱情。
　　 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大丰帮我查到了她的手机号码。接通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叶子，我在永嘉宾馆406房间。”
　　 进门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她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眼里仿佛跳跃着一团火苗，不觉脸一下子红了，低头小声说：“新姐，不要这样看我，不要！”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喘着粗气说：“叶子，不要怕，也不要叫我新姐，叫阿新。”我直觉得血往上涌，耳根发热，心怦怦乱跳，便一边暗骂自己一边本能地推开她。她不由后退了几步，突然哈欠连天，眼里开始流出泪来。我正要上前扶她，她猛一转身，闯进了洗手间。我好想说，不是我不想，新姐，而是我不能这样啊！
　　 她出来时，刚才萎靡的样子一扫而光，仿佛换了个人似的。我想，这么快就想通了，真是我的好新姐。
　　 我把钱给她，她不接。“到部队好好干，就行了。”我记住了她的话，在军营里，当别人把业余时间消磨在侃大山、摔老Ｋ的时候，我却拿起了笔，记录对她的思念。没有想到，这些文字居然会见诸报端，于是便坚持笔耕不辍，相信只要把笔练好，就不怕复员后找不到工作，给新姐一个可靠的依靠。
　　
　　 部队演习的前几天，我打算回去见她一面。按照她在电话里的指引，我到了城郊一座陌生的大楼前，叫道：“新姐，新姐。”“进来吧，门是遥控的。”她从四楼窗口探出头来。
　　 我上了楼，看到她靠在大厅的沙发上，长长的秀发披散在地，看上去有气无力的样子。旁边坐着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短头发，小眼睛，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痕。他们前面的地板上，也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个打扮前卫的青年。我一进去，她坐了起来，一脸的冷漠和隐忍。我兀自一惊，莫非这个男子就是她口中的那个他？
　　 “你叫什么名字？”这个男子问，我说了，接着我们便谈起来。“我的手筋被刀子挑过，是用钢丝拉住的；我的腹部被火枪喷过，是用沙轮磨好的。”他一边说，一边捋起了衣袖，撩起了衣服。我转过头，心里难过得要命，新姐，你怎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要不是想到她的安危，我早已冲出去了。谁敢动新姐一根毫毛，我就让他见识见识一个真正拿过枪的男人的拳头。
　　 “新姐，我要走了。”我终于站起来，说。“等等，就睡这儿，我陪你。”一开口就是这么吓人的一句，我一怔，她便很快地拥着我进了卧室。
　　 她要我和她睡一头，因为宾馆里的事，我不敢拒绝。“新姐，这些年你好吗？都是一个人过吗？”她仿佛知道这是在间接问她跟那个男子的关系，说：“是的，叶子，你心里有许多疑问是不是？那男的和我亳无关系。”我心里一喜，把嘴凑到她耳边，低声说：“新姐，我……我好想你。”“我也是，叶子。”
　　 第二天天未亮我便起了床，她从口袋里悉悉索索摸出三佰元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这么多了，在路上买点吃的吧。”我胸口一热，新姐，这一去，我将带着累累的勋章和累累的伤痕回来，与你举行盛大的婚礼！
　　
　　 万没想到，这一夜的“同床共枕”，竟是永别！大丰在电话里说：“阿林，她死了，她一直在吸毒，太严重了，进了戒毒所也没用，逃出来死在了路上……”我拿着话筒的手垂了下来，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我早该料到你在吸毒的，我的新姐，是什么害死了你？是毒品还是你口中的“野汉子”？是我还是命运？
　　 两年后我和当新闻干事的战友在海南岛的街市上徘徊，不远处的椰树下，路人围着一个年轻的长发女人，她眦牙咧嘴地仰在地上，用抓过路面的带血的手指，抓破了衣衫，露出了胸脯。这是绝好的新闻素材，战友端起了相机，我早已冲上前去，大叫：“新姐，新姐！”把他的相机打落在地。
　　 新姐在路上七窍流血而死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