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赤诚爱国心，抗日英雄贾力更

摘要：我的二哥贾力更（1907.5.12—1941.3.19），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10月回归绥，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到蒙古国党务学校学习。1932年学业结束后，被分配到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俱乐部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贾力更回绥远，领导土默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9月，担任中共土默特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0年先后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1941年3月，赴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蒙古族青年前往延安，途中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本文根据康军口述整理） 贾力更，原名康富成，别名康福成、巴音巴图，蒙古族，1907年5月12日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一个比较殷实的蒙古族农民家庭。父亲康海明为人忠厚，母亲武云云勤劳贤惠。在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斗争岁月里，我们康家6个子女先后都参加了革命。
　　
　　 一、勇敢投身学生运动
　　 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后，1922年贾力更来到当时绥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进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
　　 入学后，贾力更对国文、算术、蒙文、地理等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那时，“五四”运动以来蓬勃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想已经在归化市广泛传播，各学校学生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吉雅泰等同学已经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时代风云的熏陶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使贾力更的眼界逐渐开阔起来，开始用新的眼光观察那吃人的黑暗社会了。
　　 当时《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进步书刊不断传到归化市，使贾力更懂得了许多道理。他觉得要做一个对民族有用的人，不读书固然不行，但更重要的是要勇于抗争。后来，他跟着比自己年长的吉雅泰等同学，果敢地投入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1923年3月，日本租界旅大期满，却拒不归还我国。这一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一场强烈要求归还旅大、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反日浪潮很快波及到归化市，爱国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热潮。
　　 5月4日，在归绥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全城爱国学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开始了。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旗帜走上街头和兄弟学校的队伍汇合了。游行集会一结束，各学校学生立即开始了查禁日货的行动。
　　 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期间参加的爱国学生运动，使贾力更受到了最初的锻炼。他像一只雏鹰，迎着时代的风雪展翅飞翔了。
　　 1923年秋，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三、四两班的20余名同学在北京国立蒙藏学校专科部学生荣耀先带领下，进入该校附中读书。当时，贾力更和这些同学一样，怀着摆脱民族压迫的热望，非常向往去北京求学。但是，由于他当时尚未毕业，因此，未能如愿。
　　 第二年，贾力更小学毕业，可国立蒙藏学校没有在土旗招生。然而，在赴京同学的影响下，振兴蒙古民族的志向激励着他，他拿定主意，力争到国立蒙藏学校插班学习。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于1925年2月进入国立蒙藏学校附中插班学习。
　　 “五四”运动以后，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的国立蒙藏学校成了反对军阀政府最得力的八大院校之一。早在贾力更入学以前，乌兰夫、奎璧、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赵诚、孟纯等同学，在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刘伯坚、韩符麟等同志的引导下，已经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贾力更进校不久，就受到党团组织的关怀，得到进步同志的帮助，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多次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贾力更表现突出，逐渐成长起来。与他一块战斗过的老同志回忆说：“蒙藏学校的斗争是贾力更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1925年夏季，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培养国立蒙藏学校这批蒙古族青年，党的北方区委员会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将一部分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分别送到苏联、蒙古国和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贾力更暂时留在学校。
　　 1925年11月，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北京爆发了反对“关税会议”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贾力更在这场斗争中，多次机智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在第五次各界群众大示威中同反动派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1925年冬天，他返回绥远，协助吉雅泰同志在归化城和土默特旗蒙汉农民中发展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员，并推选出数十名代表前往张家口参加大同盟成立大会。
　　
　　 二、虔诚接受马列主义真理
　　 贾力更经受了一系列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于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由一个渴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
　　 1925年底，党组织决定派贾力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他回家稍作停留，于1926年初向毛泽东身边奔去。
　　 1926年初，贾力更与李春荣等6人离开家乡向广州进发。他们经北京、武汉到了上海，然后改乘海轮南下，于3月下旬抵达目的地。
　　 1926年5月3日，广州农讲所第六期正式开学。贾力更和学员们坐在绘有犁头的红旗下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第一堂课。
　　 贾力更对农讲所设置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25门课程都认真学习，悉心领会，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周恩来讲授的《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肖楚女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彭湃讲授的《海丰农民运动》，使贾力更得到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理论的进一步武装。
　　 在那紧张学习的日日夜夜里，从绥远来的同志们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特别关怀和爱护。毛泽东知道绥远来的同志不习惯吃米饭，就让庶务部专门设了一个面食组，使他们能经常吃到可口的饭菜。当时由于气候炎热，蚊虫很多，毛泽东生怕同志们被蚊虫叮了生病，三番五次地关照他们晚上睡觉要把蚊帐放好。有时候，贾力更和同志们在校园里的水池中洗澡，毛泽东看见后，担心他们不适应南方的气候，总是着急地喊：“快上来，水凉，会生病的。”特别是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绥远蒙汉学员谈心的情景，使贾力更感动万分。
　　 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贾力更和同志们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应约向东耳房走去——那里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毛泽东亲切地把大家迎进屋里，在粗瓷碗里倒上开水，拿出香烟问大家会不会吸，很随和地和大家打招呼。毛泽东热情的招待，排除了大家拘谨的心情，无拘无束地和毛泽东攀谈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家乡军阀欺压百姓、王公贵族压榨穷苦牧民以及土匪遍地、灾情严重、穷苦人没有活路的情形都向毛泽东倾诉出来。毛泽东听了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严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几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来这里学习，就是要弄懂我们的人民受苦的原因和怎样才能使他们过上好日子的道理。”毛泽东还告诉大家：你们绥远来的学员有蒙族也有汉族，这很好。要想获得解放，各族人民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蒙族、汉族。这是因为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蒙族劳动人民，同样也欺压汉族劳动人民；蒙族的王公贵族不仅欺压汉族劳动人民，同样也欺压蒙族劳动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和蒙族的王公贵族互相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劳动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汉人民要像亲兄弟一样团结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军阀、地主和王公贵族！
　　 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使大家的心头豁然开朗，原来朦胧的认识一下子清晰起来。辞别时，贾力更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们一定学好革命本领，按照您的要求勇敢斗争!”
　　 1926年6月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盛大游行示威，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天刚破晓，贾力更和同学们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汇入了游行队伍的洪流。他们举着小旗，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行进。途中，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可是大家全都不顾雨水的浇淋斗志越来越高。
　　 1926年9月11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胜利结业。临别那一天，毛泽东同志把贾力更、高布泽博等8人送到门口，再一次嘱咐大家：回到绥远，要做一颗革命火种，让革命烈火在塞外燃烧起来。他风趣地说：以后我要到你们那里做客，欢迎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欢迎!欢迎!”贾力更再一次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用农民运动的胜利欢迎您!”他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敬爱的毛泽东同志，踏上了归程。
　　
　　 三、全心投入农民运动
　　 1926年7月以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方汹涌而来。
　　 同年10月初，贾力更、高布泽博、王建功等同志由广州返回北京，向党的北方区委会汇报了学习情况。李大钊同志就组织领导绥远农民运动的有关事项，亲自作了指示。之后，他们来到张家口，与察哈尔工委书记多松年同志接头，除任殿邦留在察哈尔工委外，其余7人都被派回绥远工作。
　　 10月底，贾力更等7人回到归绥，很快与党的绥远地委接上了关系。他按照党的指示与这里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建立了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农民部，并出任了该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贾力更脱掉长衫，穿上农民服装，在土默川走乡串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他在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革命火种撒到那里。
　　 还是在1925年，吉雅泰和党的归绥县委负责人杨曙晓等同志就已在农村开展过农民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贾力更和王建功等同志密切配合，在察素齐、毕克齐、把什村、兵州亥等地相继组织了农民协会，并且在农民协会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
　　 1927年初，晋系军阀为了搜刮民财，指使绥远垦务督办冯曦和归绥县知事冯延铸，不顾农民死活，公然设立“丈地局”，再次丈量土地。同时还开放烟禁，提倡种植鸦片。消息传开，立即在农村引起震动，农民无不感到恐慌。一场反抗清丈土地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这时，我党绥远地委已经作出发动农民，反对清丈土地的决定。贾力更从归绥城来到毕克齐，向党支部书记老郗和由北京回家过年的孟纯等同志传达了党的决定，共同研究了行动方案，然后加紧进行斗争的准备工作。
　　 丈量土地开始后，农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丈量土地一律无效。会后，农民群众将丈量土地委员赵滁游街示众，并把他驱赶出毕克齐镇。
　　 毕克齐镇反对清丈土地的胜利，使各村各乡的农民受到很大鼓舞，也纷纷起来斗争，农民运动在土默川大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党组织及时总结了毕克齐镇等地的经验，决定以反清丈土地为契机，把绥远地区的农民运动推向高潮。同时决定发动工人、学生、市民予以有力配合。
　　 1927年3月28日，归绥县和土默特旗的3000多名蒙汉族农民和各界进步人士涌向归化城南的孤魂滩，在那里举行集会，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反对清丈土地和开放烟禁。按照贾力更和王建功的布置，西区农民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讲述了他们被清丈土地逼得走投无路的生活境地和奋起斗了丈量土地委员的经过，引起了与会群众的强烈共鸣。集会一结束，愤怒的群众兵分两路，高喊着口号开进城里，砸了清丈局和县政府，迫使绥远都统商震不得不接受农民的要求，作出停止丈地、禁种大烟和撤销冯曦、冯延铸等贪官污吏职务的决定。在党的领导下，这次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孤魂滩事件”后，我们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在城市和农村中，群众运动更加高涨，农民协会迅速扩大，那些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一时变得规规矩矩。斗争中，贾力更等同志把革命的火种撒遍了土默川，他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农民运动领导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疯狂的“清党”运动，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的阴云很快笼罩了全国。贾力更并没有被反革命气焰吓倒，坚信革命绝不会就此完结，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他和王建功、高布泽博等同志千方百计保持联系，到处寻找组织，准备恢复工作。为了积蓄力量，贾力更和同志们决定转入农村，继续进行斗争。
　　 同年7月，贾力更回到家乡把什村，反动派仍未放松对他的追捕。由于乡亲们的掩护，敌人的侦缉队数次前来搜捕都扑了空。父母妻子为他担忧，劝他。可是，世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有千百万，为了他们，贾力更吃苦流血也心甘情愿。他那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感动了亲人们，他的家变成了革命同志聚会的地点。那时，王建功等同志就多次来到他家里联系工作。8月，贾力更得知多松年同志在张家口英勇就义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对战友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促使他下定决心，立即去寻找党组织，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月底，他到了包头，在老一团里隐蔽下来，并且在那里见到了吉雅泰同志。
　　 贾力更到老一团的时候，已经参加革命的李森同志正领着一批人在磴口车站押站。经李森介绍，贾力更到团部做了文书上士。在此期间，贾力更经常向官兵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他还和吉雅泰等同志先后在沙尔沁召、忽图沟门、美岱召、朱尔沟召、把什、王齐、美岱、乌素图、甲兰营子和白塔等处开辟了一系列工作点和联络点。这些联络点，为王若飞、乌兰夫等同志以后在内蒙古西部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