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边札记

【我该喊你啥】
　　
　　 孩子学说话，大多先学喊人。喊人是我们老家的方言，意思是称呼人。会喊人，也就是会说话了。
　　 有个说法，谁被孩子第一个喊，谁这辈子就是劳碌命。道理很简单，连初涉人世的小家伙都晓得拿你使唤，敢说不是听差的命！谁愿意这辈子被劳碌纠缠？做父母的有时也有小心眼儿，一边热切盼望孩子早日开口，又一边默默祈愿自己别当听用。孩子哪管这么多，逮谁喊谁，被点卯的人，最终都是喜悦多于顾虑，不仅满怀喜悦地应答，还会情不自禁地褒扬孩子几句。孩子受到鼓舞，喊得更起劲，转眼就能把家里人喊得一清二楚，隔不了多久，又会把三伯四叔、七姑八姨、远亲近邻们喊得明明白白。
　　 我妈说，我喊人早，隔壁老王家的大小子三岁都不会说话，而我七个月大时，就异常响亮地喊了一声“爸”，把我妈高兴得手舞足蹈。我爸也挺骄傲，反复说，嘴甜饿不着，这孩子将来不会饿饭。
　　 我的老爸老妈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们的儿子恰恰因为喊人，喊破了一个又一个饭碗。
　　 早年大学毕业，在一家企业上班。上司是一个老头儿，常年穿灰色中山装，见我手脚勤快，就吩咐我跑外勤。第一次出门办事，老头儿特地交代，见人要热情，多打招呼。我问怎么招呼？老头说：“这还用教？喊同志呗！”结果，我一路喊着“同志”，跑四个地方，就吃了三个闭门羹。同事看出蹊跷，悄悄对我说：“现在啥时代？喊同志的不是外星人，就是乡坝里头的，要喊先生、小姐。”我一听有理，赶紧改口。第二天跟老头儿出门，我张口“先生”闭口“小姐”，喊得异常甜蜜，老头儿却惊得目瞪口呆。回去以后，老头儿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象他那样规规矩矩喊“同志”，要么去资料室去报到。我不愿跟自己过不去，只好去了资料室。但我理解老头儿，喊了几十年的“同志”被终止，就象一门走了多年的亲戚突然失去联系，更何况，自己亲自教出来的“同志”也要当“叛徒”，换一个小心眼儿的人，没准还会气得上吊，跳河，吃耗儿药。
　　 资料室实在让人憋闷，呆了两年，我只好跳槽，考上了一个事业单位。上司是一位姓郑的女士，任副科长主持工作好几年，始终没能治好“副科病”。副科长委我以重任，内勤外勤两头跑，也吩咐我要待人热情。有前面的教训，我自然倍加谨慎，常常十米开外就主动跟人打招呼，毕恭毕敬地喊“先生”、“小姐”，结果，还是出了问题。副科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委婉指出要注意讲话文明，说得我一头雾水。见我不开窍，副科长又启发说：“比如我吧，你该叫我什么好？”我说：“当然是小姐呵，显年轻嘛。”副科长立刻正色道：“错，如今小姐一词别有他意，要是办事的人都说来找小姐……”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忙问如何纠正。副科长说：“喊职务最妥，当然，你无意省略了一个“副”字，人家也是不会介意的。”
　　 后来去一个陌生的部门办事，我又遭遇了一个难题。办公室里端坐着三男两女，我愣没认出来谁是科长，谁是副科长，心里一慌，支吾好半天，竟没喊出口。回到单位，向副科长如实汇报，居然把副科长逗笑了：“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见官高一级，都喊主任嘛。”说得有理，以后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一律喊“主任”，这一招还真管用，听者大都显得很受用。不过，也有麻烦的时候，年终考评我就垫了底。考评组的人说，我这个人爱当“民间组织部长”，到处给别人“封官”，品德有点问题。
　　 既然品德有问题，只能“下放”了，去伙食团帮厨。伙食团里没有“同志”，没有“先生”、“小姐”，彼此之间很随意。伙食团长是退伍军人出身，年龄比我整整大一圈，居然称我为“张兄”，我赶紧帮他纠正。团长生气了：“你书读得比我多，我尊你为兄，有啥不妥，看不起我们大老粗唆？”团长言之有理，我也很快适应了这种喊法，管他年龄比我大还是小，统统喊“哥”喊“姐”，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密无间。半年过去，副科长派人来考察，伙食团的“哥”和“姐”都对我赞许有加，唯独来考察的人不满意，回去汇报说，我喜欢称兄道弟，拉帮结派，搞江湖义气。
　　 没办法，又跳槽吧。大学同学罗圈圈搞了一个装修公司，正缺人手，当即招我入伙，帮他搞管理。公司不大，加上临工只有10来人，待遇虽差，但环境宽松，还算满意。谁知好景不长，不到半年，罗圈圈又准备将我扫地出门。我问罗圈圈啥意思？罗圈圈说：“你娃就臭在这张嘴上，我都喊你经理，你却在客户面前直呼我名字，还在员工面前还喊我绰号圈圈，硬是狗坐轿子——不受抬举！”我呸！坐三轮车都向我借钱，还要我喊他“罗总”，走就走，有啥了不起。
　　 走出罗圈圈的公司，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闲人”。走在挨挨挤挤的人群中，孤独和寂寞涌上心头，蓦然想起，老爸说过的那句话，“嘴甜饿不着，这孩子将来不会饿饭”，我不禁倍感饥肠骨碌。
　　
　　 【带着问题上路】
　　
　　 背包一族，似乎很时尚。
　　 年轻人见面，总爱问：“背包了么？”假如被问的人恰恰不是背包客，没准就会招致白眼：“切！老土！”
　　 那天在摩卡喝咖啡，邻座一位漂亮姑娘就这样问过我。我说：“何苦呢？轻轻松松上路岂不更好。”姑娘立刻显出不屑，把头扭向一边。朋友补充说：“我们自驾车旅行。”“酷毙，那是骨灰级驴友。”姑娘迅速转过身来，嫣然一笑：“我坐在你旁边好吗？”
　　 “骨灰级驴友”又怎么啦？不过比背包客稍微轻松一点而已。可姑娘不这么看，她说：“这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品位。”
　　 这真是奇了怪了。无牵挂无挂出行是老土，象苦行僧一样背包带壳地出发却成了时尚，这是什么逻辑？姑娘见我一头雾水，忍不住咯咯轻笑起来：“看起来，你们的太阳的确已经落山，而我们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一种文化被误读，会显得别扭；一种观念被曲解，会显得滑稽；而一种价值被篡改，则多少有些唐突。
　　 对于背包客，我并不陌生。我的好几个朋友都是背包客，也曾被他们拉去逛过户外运动商店。那一套行头价值不菲，不比野战队员的装备差。登山包、登山服、登山靴、登山锹、登山杖、太阳镜、遮阳帽、GPS定位仪、对讲器、急救包、防晒霜、驱虫剂、专用水壶、野炊灶具、帐篷……足足30公斤。朋友说，购买户外运动用品是很容易上瘾的，有的人装备太多，干脆把书房改造成一个“大背包”，专门用来“晒品位”。
　　 我的一位朋友tebbe也是背包客。tebbe来自美国东北部的俄亥俄州，是一位志愿者，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两年。为了免费学习口语，每逢假期，我都陪tebbe去周游名山大川。Tebbe的旅行包是地道的“中国造”——一只流行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军用帆布挎包，上面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挎包里永远只装着五件东西，一本《圣经》，一顶家乡球队的棒球帽，一件换洗的衬衣和两瓶矿泉水。Tebbe绝对讲究生活品质，每次出门都要带两瓶矿泉水，一瓶用来饮用，一瓶用来洗漱，从不轻易“就地取水”。
　　 我对tebbe说：“比起中国背包客的奢华，你够寒碜。”tebbe却说：“NO！在美丽的俄亥俄州，来旅行的背包客大多是穷人，富人很少背包旅行，他们要么自己开旅行车，要么跟旅行团出游。”tebbe很不理解，行走的乐趣在路上，背那么重的包袱，到底能走多远？
　　 其实，背包客最初的用意并不是旅行。《新周刊》曾经专文介绍，背包客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在嬉皮士风潮带动下，一批困惑的年轻人背起背包，带着问题独自上路，希望在路上重新审视自我，找到精神的归宿。这么说，背包与风景的关联并不大，一个个简陋的背包里，时时装着沉甸甸的问题，一次次背包出行，只是为了寻找人生的答案。
　　 这批年轻人是否找到人生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举动，已作为一种时代的印记，刻在了欧洲的记忆里。以至于很多年后，“带着问题上路”的理念都不曾淡漠，一代又一代困惑的年轻人，相继背起背包，踏上了体验之路。
　　 应该说，中国最早的背包客，也有很多是“带着问题上路”的。这批背包客，挖掘了丽江和阳朔，然后，又在迪庆高原发现了人们寻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香格里拉”，但是，却很少有人读懂他们的身影和脚步。据说，旅游部门曾经策划，要在丽江景区塑一座背包客群雕。殊不知，当初的背包客并非刻意找寻一条旅游线路，而是为了在愈发喧嚣的尘世里，发现一种淡泊的生活，追寻一种至高至尚的境界。
　　 如今，背包越来越沉，背包客也越来越多，而背包人的困惑和疑问却越来越少。最早发掘丽江那批背包客，10年前就已不再到丽江了。时下蜂拥而至的豪华背包们，究竟有多少是为了解惑而负重？
　　 路漫漫，风雨兼程。有的人，即将上路；有的人，已经在路上。不必在意有没有背包在身，揣着问题上路，就一定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