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阮头

晨光鱼肚一样微白，抹一绺暗红。校园沉浸在梦中。
　　 仲秋的风，饱含着稻香果气，从乡间悄悄流泻过来，无声地漂浮在校园里。偶尔有谁咳嗽一声，那声音便微微地颤动着，涟漪般荡开，溶在清新爽怡的空气里。
　　 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雄鸡的啼声，继而，啼声连成一片。
　　 学校门房的正墙上，三五牌挂钟“哐哐”敲过五响，柔和悦耳的余音还未落尽，“吧嗒！”电灯亮了。
　　 每天，这间七平米小屋，总是准时“醒”来。屋主人老阮头，松开手里抓着的开关绳，掀掉被子，穿衣下床，跻上拖鞋。然后，稍稍停顿一会儿，开门，出屋，叉腿站在门台上，深吸两口气，挺挺胸，舒舒臂，“沙拉——沙拉！”向操场走去，脚步很轻，很缓慢，很缓慢，很轻。校园被老阮头轻缓的脚步声，装点的越发寂静了。
　　 此时，卧在老阮头枕边的雪花猫，睁开琥珀色的大眼睛，伸个懒腰，打个滚，张张嘴，“腾！”从床上跳到桌上。它左右看了看，又倦怡自得地闭了眼，摇头晃脑地用爪子在脸上一圈一圈地抹，嘴里哼着一支极富韵味的“歌”。
　　 老阮头祖籍江西，年轻时，父母死于瘟疫，为糊口，不得已出去扛枪吃粮。后来因为兵乱，从南方流落到这里，在镇上打杂度日。解放后，政府安排他在学校做“门房”，四十岁时成了家。一九六零年，妻子不幸因饥饿浮肿而病故，他卖了仅有的两间土房，葬了妻子，带着两个上中学的儿子搬进了学校。学校救济他，照顾他，一力相帮，使他和孩子度过了那个可怖的困难岁月。从那时起，他把自己交给了学校，长年住在学校门房里，每当开学，儿子就和住校学生一起睡大炕，和他朝夕相处的只有一只大灰猫。猫是妻子生前的爱物，他对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惜文革初被“红卫兵”砸死了。恢复工作后，他又养了一只，这只不是灰的，是一只有着白色斑点的黑猫，比先前那只更要硕壮、更漂亮，他给它起名“雪花猫”。
　　 五点二十，老阮头散步回来了，他爱抚地拍拍雪花猫，雪花猫兴奋起来，嘴里哼着的曲调显得高昂了一些，而且更富韵味了。
　　 十分钟后，老阮头洗漱完毕，“哧——”划着一根火柴，点燃煤油炉，放上小炒锅。不大功夫，一盘油津津、香喷喷的蛋炒大米饭摆在桌子上了。雪花猫把嘴向盘子伸过去，旋即又缩了回去，朝老阮头叫了一声，那意思是说“太烫了，我没法吃”。老阮头拿起筷子，把饭往盘子边上拨了拨，不想,手颤得厉害，竟把好些米粒拨在了桌子上。
　　 “吃，慢点儿。”他说。
　　 末了，他又感叹一句：“唉，这手不听使唤了！”
　　 猫吃着，他也吃着——瘪瘪的脸腮蛮有兴致地一下一下地蠕动着；它一口，他一勺，人和猫同桌同盘进餐，这是老习惯了。
　　 五点五十分的时候，老阮头放下小勺，喝了几口水，把盘子往猫面前推了推，站起身，擦擦嘴，面对墙上挂着的一面写有“感谢”、“留念”等字样的大方镜子站定，镜子里赫然出现了一位不同凡俗的老者形象：中长个，瘦身材，腰背有些微驼；秃顶发亮，亮的泛红，头发只在脑后稀疏地长了半圈；长须及胸，白多黑少，但却长得格外茂密，犹如一根根银丝，亦如由腮而下的一挂瀑布，下泻时突然凭空在胸前凝住，形成珍珠卷帘之势，流光抖擞，颤颤如倾；眉毛是冰草似的一丛覆盖在皱褶如刻的眼皮上，使凹陷进去的细长的眼睛愈发深邃、洞幽。
　　 老阮头对自己这副八十岁的相貌颇感满意。有闲时，总忘不了洗洗胡须，梳理胡须可算得上是一门坚持不懈的课程，一把牛骨的黑棕色小梳子，栓一根线绳，挂在镜子旁边的墙壁上，油亮滑润，看着它就想伸手摸摸。
　　 早在十八年前，老阮头就对自己的相貌由衷地满意过，甚至可以说是得意。那是凡是见了他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是画像上的革命导师吗？说得人多了，老师们就给归纳了几句话：“马克思的胡子，列宁的头，毛泽东的思想，工农的手。”一传十，十传百，以至于美名远扬。
　　 老阮头当时又高兴又自豪，说：“前两句，我能沾点边，第三句不敢当，第四句嘛，还算实际，我这辈子就是靠这双手挣饭吃，离了它就活不了啦！”
　　 那时，远远近近的人没有不知道县二中“大胡子门房”的，乡下人进城赶集，还刁空来看他一眼呢，说老阮头是个外国人。当然，大家不仅仅是来看他的长相，主要是来当面感谢他。
　　 “低标准”过后，农村生活仍然很苦，可学校规定，凡在校食宿的农户学生，每月自带细粮（白米白面）二十七斤，有的学生交不够细粮，老阮头就拿自己的细粮换给学生，自己吃粗粮。有的学生纯粹一点细粮也拿不起，老阮头就在门房给他们提供自炊的方便：在小火炉上用茶缸子做饭。好多学生就是在老阮头的帮助下读完中学的。
　　 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风暴，把老阮头卷进了“牛鬼蛇神”的行列。罪名是“用他丑恶的面目侮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腐蚀无产阶级下一代”。结论是“胆大包天，恶毒透顶”！
　　 北方的七月，太阳很毒，天上流火，地上冒烟，人淌汗油，狗吐舌头。游斗“牛鬼蛇神”时，老阮头被剃了胡子和眉毛，说是照顾他，不给他高帽子戴，让他手里拿一把铜铃（就是平时学生上下课他都要在校园摇响的那把铜铃），一步一摇一呼喊：“我是牛鬼蛇神……”随着铃声和他外地人口音的此起彼伏，被抹了沥青的秃顶在阳光下闪着青光，大颗大颗的汗滴从脸上跌落下来，尖尖的下巴抽搐着……
　　 “哐哐……”挂钟又响了，六点正。
　　 老阮头对镜子里的自己微微一笑，顺手拿起那把精致的牛骨小梳子，梳梳胡须，回身从窗台上取过伴随他几十年的铜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擦拭起来。铜铃口大尾小，状若喇叭，高约五寸，通体滑、亮、洁、秀，金灿灿光可鉴人；手把是梨木或是枣木制成的，淡紫色，光润适手，没有丝毫毛刺皴糙之处。
　　 实在说，现在当“门房”，比过去起码轻松一半，敲钟打铃的事基本全由自动报时器包办了，老阮头要做的也就只有看大门和收发报刊信件这两件事了。可是不，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到敲铃的时候，提前拿上铜铃，听着电铃不响或是声音小，他就随手摇摇铜铃。他说：“人都依赖自动，但自动有时候一罢工，那就误了大事了，学校就乱了！”他时刻忘不了铜铃，一天不摸，一天不擦，他都会心神不宁。
　　 按常理，像老阮头这把年纪的人，早该尽享清福去了，可他一心就要住在学校里。他的床头墙角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他被平反后，和两个儿子及儿媳孙子们的合影照。在部队当参谋长的大儿子几次要接他去部队安渡晚年，他执意不肯;在水泥厂工作的二儿子说：“爸，你在学校还没呆够？忘了遭的罪了，我们又不是不养活你，你搞得我们脸都没处搁了！”头回听，他说“我的事不要你管”，二回听，他生气了，说，“别人问，就说你没爸”，三回听，他勃然发火了：“忘恩负义的东西，亏你说得出口，滚，以后别来看我！”闭住眼睛，不再吭气了。
　　 老阮头超过退休年龄好多年了。可是，谁对他谈及退休的事，他都会动颜变色，吹胡子瞪眼。儿子劝他，他听不进去。校领导劝他，更是无济于事，他说我眼不花，耳不聋，腿脚也好，如果让我腾门房，那我还当我的牛鬼蛇神去——种菜，掏厕所，住菜棚子。学校给他分房子，他也坚决不要：儿孙们来了，凑合一下也就过了，现在人都忙，谁肯长住，我一个孤老头子，占一套房子干什么？
　　 老阮头铁了心了：不要工资能行，不工作不行！
　　 这几年，他的工作做得比任何时候都勤谨，都精细，份内工作做了，份外工作也做了。寒暑假浇树护校，零杂事务，他一个人全包了，不让别人插手，唯恐别人说他老了，干不动了。可以想象，谁如果违逆了这个兢兢业业的老校工的意愿，那无疑就是往他心上“捅刀子”，在他身上“下毒手”！
　　 昨天晚上，校长告诉老阮头说，变电所通知停电，临走又说了几句要他注意身体的话，老阮头多心了，以为校长又要跟他谈退休的事。于是，他很不高兴地说：“我给你说过，你们当领导的要抓大事，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我不找你们，你们就别管我。电铃不响，我摇这个，误不了！”说着，他伸手拿过铜铃。
　　 今天，他虽然还像往常那样“黎明即起，洒扫清除”，但行动却是从未有过的麻利。一切收拾妥当，就等届时发令了。他看看手表，看看挂钟，手握铜铃，轻轻走出屋门，心想：“时间一到，保证铃响，绝对分秒不差。”
　　 六点半，当老阮头摇铃的同时，电铃也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噢，七点才停电，糊涂了，糊涂了！”老阮头哑然失笑，摇摇头，打个踅，直到操场热闹起来，他才重又回到门房，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六点四十，老阮头打了早操铃——
　　 七点十分，打了下操铃——
　　 ……
　　 八点，太阳升起一竿子高了，天地朗朗煌煌的，柔柔的晨风，绿绿的树影，还有一串串清脆的学生们的笑声。
　　 老阮头脚步匆匆，手摇铜铃，穿过操场，走过宿舍，欢快的铃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回响着。此间，他还情不自禁的喊了几声：“上课了，上课了……”阳光下，他光亮的脑门和光光的头顶上，渗出一层又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粒子，细长的眼睛兴许是汗水蜇的，频频眨巴着，白白的胡须飘飘洒洒，仿佛是胸前有瑞雪缤纷。
　　 太阳越升越高，天气越来越热，每回摇铃回来，他都感到特别疲惫，心跳气喘，身上出冷汗，头也晕得不行。但他还是一次次地坚持着。他原想表现一下自己的精力和体力，用事实证明自己并不老迈，可是他又真切地感到：自己确实老了；啊，老了！
　　 中午，他不想吃饭，只把早晨剩下的蛋炒饭给雪花猫热了热（雪花猫从来不吃生冷食物）。
　　 下午两点，老阮头挣扎着起来，精神明显地不及上午了，摇铃时行走的脚步蹒蹒跚跚、磕磕绊绊的，有几次还差点栽了跟头，仔细看看脚下，并不见有坑凹瓦块之类。他不敢走得太快，铜铃的声音也显得微弱了一些。
　　 星期六放学早，下午五点，就该静校了。可是老阮头没有出去摇铃，老师和学生们等了一会儿，便自动放学了。
　　 住校的学生每周回家一次，宿舍的钥匙大多寄放在门房里，老阮头在门背后钉了一排小钉子，上面贴着标号，以便学生们存取方便。——这也是老习惯了，文革前就有的老习惯。有时，学生们走得急，忘了关窗户，他就在巡查校园的时候，进去帮他们关好；冬天，他还给他们在炉子里添添炭，使宿舍不至于离开了人而冷冻不堪。
　　 几个来放钥匙的学生，推开门，突然愣住了：老阮头一条腿曲在胸前，一条腿斜伸在后面，头朝门，脸朝下，右手握着铜铃歪倒在地上。雪花猫没头苍蝇似的，在屋里打转转，上窜下跳，惊恐得“咪咪”直叫。
　　 “阮爷！”
　　 “咋啦，咋啦？”
　　 “阮爷！”学生们叫的叫，扶的扶，乱作一团。
　　 铜铃掉在地上，“当啷——”响了一下，锵然清越的声音和着学生们的呼喊声，飞向门外……
　　 夕阳又明又亮，校园像镀了一层金。老师和学生们伫立在门房外面，神情凝重，如雕如塑；几个人整理老阮头的遗物时，发现一本款额逐月增加的活期存折，存折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
　　
　　 遗书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死后，党组织如能批准我入党，此款可作为我的组织费。若不批准，我愿将此款留赠学校，帮助那些上学有困难的孩子。
　　 我死后，无论何时死亡，学校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死后，孩子们把我的骨灰撒到黄河里就行了。
　　 切切！谢谢！
　　
　　 这份遗书很简单，简单到没有落款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