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到底该怎样读

摘要：对于读书，我个人认为，最好还是多反思。用一句古语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反省”一定要跳出现有的束缚，回归到“天智”的境界中去。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光是读书，读人读这世上的一切，都应如此。
　　 【一】
　　 书到底该怎样读？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在知识信息极为膨胀的今天，似乎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有人一定会说，老生常谈，大惊小怪，故作什么惊人之举？只要认识字，读书谁不会读，还有什么“到底”不到底、“怎样”不怎样的呢？
　　 扪心自问，教了多年书，也读了一些书，近来我越发觉得孟老夫子的那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乃至理名言。读书是一门大学问。“学问”是什么？《论语》中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认为这“学与思”，就是“学问”一词的最好理解。反观我们的习惯认识，现在的“学”似乎与古代没有太大的出入，但“问”就不一样了。
　　 在现实生活中，说不清是出于浮躁或懒散什么等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读书总是不愿或不屑思考，乐得把“学问”中的“问”简单地理解成“问”别人或“问”书本。可仔细想来，读书求学问，其实“学问”这两字是不容分割的。无论是学还是问，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还是自己。再说得明白一些，对于读书，“学问”归根到底就是要学会思考。
　　 如果我们把“读书的过程”的叫做“学”，那么“问”自然就是去“思考”、问自己。读书要思考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思考书中的道理。换句文雅的说法，就是古人所说的“悟道”。那么，“道”又是什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研读过《易经》和《道德经》的人就会知道，“道”就是世间的“变”与“不变”，就是阴阳的合一与转换。老子中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书中讲求万物“得一”。这里的“一”，其实就是道的表现，因为“道生一”吗？《老子》中的这个“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非常大。中国人无论看什么，都讲求这个“一”字，做事始终坚持“一”个中心。说到根本，在我国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也就是封建社会人们一直认为的“道”。“中”是对整体而言的，但它又是相对于不同的外在环境而有着不断变化。
　　 如果说“问道”解决了读书的内容问题，那么读书还需要“问心”。因为只有“问心”，才能解决方法的问题。其实，这也是读书的根本问题。“心”是什么？简单地说，“心”就是“良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智”。它是人性和人本的反映，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智慧”不同。“智慧”大多来源于后天，“天智”是先天的，或者说很少受到后天影响的，甚至有些就是不假思索地“潜意识”。古人是很重视这种“智”的。台北大学著名教授南怀瑾先生就认为，古代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智”就是“天智良心”这个意思。要说“问”这种“心”，不是很容易的吗？“心”原本就是自己的，哪还有什么迷惑的呢？
　　 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其实不然。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终究会受到这样或那样观念的影响，先入为主嘛，一旦形成了固有的认知，再改起来就很难，最后竟然连自己的“心”也认识不清、控制不了了。这或许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大家觉得很奇怪，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事就是这样的。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所说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我们很多人就是这“过客”中的一员，信乎？
　　
　　 【二】
　　 我在多年指导学生阅读理解的时候，就深深地感觉到，其实“问题”和“答案”始终是统一的。客观地说，答案就在问题里，答案就是对问题思考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思考，一定要看语言环境和应有的存在背景。在实际的阅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为了帮助读者的阅读，编者往往都会加上一些注释。这些注释的意图很明显，是为读者的阅读提供借鉴或参考的。但很多时候我就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就把注释当作了自己解读的依据。加之有些编者水平态度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注释常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为注释本身就是带有别人的一种理解，注意我说的是“别人”，而且是“一种”。不但是一种，有时候还可能是错误的一种，这种错误甚至是无法原谅的。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很明显是不公平的，也说不定是编者好心办了坏事。特别是对于成长中的中小学生来讲，他们把书中所谓的权威注解都当作了神圣，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造成以讹传讹甚至贻害无穷的后果。
　　 最近，我读了一本标有“教育部推荐学生必读丛书”字样的《毛泽东诗词选》，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一个叫做“清水”的人编选的，内封“编辑委员会”顾问一栏里，赫然印着冰心、季羡林等大师的名字。初读我没有太在意，只是看了看毛泽东的诗词原文。可等我吟咏之余，不由自主地看了看下面的注释。这一看不当紧，我就发现自己的理解和该书的注解很多地方大相径庭。惊诧之余，我深感书中主观地解释过多，而且有明显错误，甚至不客气地说，有些错误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但看起来却是冠冕堂皇。我们排除主观故意，就客观来讲，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模糊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其人生态度。由于受政治因素或各种思潮等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包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形成的这类问题相当多。我想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确实令人忧虑，不可小觑。我们很难将这些错误剔除，除了要求作者编者或出版者的严谨态度之外，读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自认为自己读书不多，但从事教育多年，凭着对语言文化的教学经验和做人良知，我深深地认识到，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既是沟通的桥梁和工具；作为媒介，又是理解的阻隔和障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现象时有发生；就不要说在无声无情的静态文字营造的环境里，对于词句文章的理解更是花样百出、各有各的“哈姆雷特”了。
　　 说这些，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允许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或自己的看法，我想说对文本的理解一定要坚持“以文为本”。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到历史科学的内容，不但要体会语境，还要思考人物和文字背后的历史背景，画出最起码的发挥空间。无论是分析人物还是评说历史，要有一个基本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绝不能做什么都像分析文学作品的那样，信天游似的想当然。（其实，文学也不都是无边际的“神思”。）否则，一不小心，不但会成为笑柄，还有很大可能误人不浅。
　　
　　 【三】
　　 下面我就以该书中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为例，简要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毛泽东的这首诗的内容为：“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我平时对历史方面的书籍涉猎很少，对这首诗中所述的历史细节更是知之甚少。我只能从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角度，从读诗理解语言着手，分析一下这首诗的大意和情感，进而通过对全诗内容的把握，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读诗或读书。从题目看“吊罗荣桓同志”，应该是共和国元帅罗荣桓逝世后，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为其生前的战友和领导，写诗表示沉痛的哀悼。吊，古代是“慰问”，这里应该是“悼念、哀悼”的意思。按照一般的情况来理解，诗中应该多讲战友的深厚的友情和对死者的赞美，借以表达自己的哀思和内心的悲痛。
　　 该书在注释中首先介绍了罗荣桓同志的生平和主要事迹，这对于理解诗本身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在注释的结尾，编者却凭空加上了一句“由于罗荣桓同志曾长期同林彪同事，所以诗內多提到林彪的事”。我初始感到很诧异，通覌全诗，我没有看出哪一句是在写林彪，哪一句提及林彪。我根本想象不出“吊罗荣桓同志”这么庄重而沉痛的问题，为何要提到林彪呢。如果是衬托手法，需知根据该诗所写的时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也就是罗荣桓同志逝世后不久。按此推算，那个时候，离林彪坠亡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时间尚早，即便是伟大的领袖先知先觉，也绝不会在哀悼战友的时候有预测未来不愉快的事之意。很明显这是有人强加的，而且“强加的这个人”一定是后来人，而且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想当然”。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毛泽东哀悼罗荣桓同志的时候，林彪还是毛泽东的大红人。换句话说，由于林彪的“善指挥，能打仗”或“善伪装，潜藏深”，一个时期甚至说很长时期，毛泽东对林彪是器重的、偏爱的。一句“这小子堪当大任”，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伟人的得意和自豪的神色，不是这种情感，很难说一代伟人会把“林彪”这个名字写入党章。
　　 从该诗首联“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是看不出林彪的存在的。“记得”一词，明显是在告诉人们，当年红军初创、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围剿，悼者与逝者都是南征北战、东奔西跑、各自忙于革命的火热的战斗生活。“记得”是对当时的一种回忆，而这种回忆本身就表现出生者和死者从那个时候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整个这一联都是写两人在革命的战火中结成的这种生死情意的。根据大意的理解，“草上飞”应该是对当年军队急行军或“草营露宿”的形象描写。一个“飞”字既写出了战斗生活的急切和迅捷，也表现出一种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而注释却说，“记得当年草上飞”是借用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自题像》里的诗句，虽说了出处，却不讲何意。注释不但不能帮助读者理解，反而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增加思考了负担。从诗的伏脉来看，这里的“草上飞”还真与后文的“斥鷃”“昆鸡”句有联系。斥鷃和昆鸡不就是“草上飞”吗？前后一联想，引用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句的意图不就明白了吗？试想当年的“红军”不就像黄巢率领的军队一样被统治者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诬称为占山为王的“草莽”和“流寇”吗？
　　 从开篇回忆战友的情义这一最基本的情感立场出发，“红军队里每相违”的理解，就自然应该是说同志们由于各自忙着行军打仗和自己分管的工作，痛者和逝者从前是常常分开，聚少离多，难得相见，这与目前的“逝者已矣”、再难相见，正好契合。而注释却说，两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我认为这简直是胡乱弹琴，令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如果是说在过去的岁月里，毛泽东和罗荣桓同志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是离心离德，还是各自坚持原则，不好理解吧？据我所知，据材料记载，罗荣桓一生，出生入死，坚持原则，多谋善断，是毛泽东的一员爱将。在这生死之别、阴阳两隔的当儿，试想不要说是一代伟人，即使是一般人，按照常理来讲，悲痛都来不及，谁还会向一个死者计较生前有多少意见合与不合呢？更何况整句诗明显是在叙写两人深厚情谊的。这种注解不但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与原文内容也是相悖的。不过，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注解说提到林彪的事，或许从“每相违”这三字的理解就埋下了伏笔。“每相违”要说罗荣桓生前和林彪有意见不合的地方确有事实，但这与毛泽东悼念罗荣桓的情感和内容可以说相差甚远，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
　　 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是注释中提到林彪最多的地方。诚然，无论是“长征”，还是解放锦州，都离不开林彪和罗荣桓，都有林彪与罗荣桓在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战略决策时意见上的分歧。但在悼念罗荣桓同志的时候，毛泽东绝对不会发这种私愤。正如上文所说，这时的林彪还不是“九·一三”以后的林彪，他还是法定的党和事业的接班人。即便不是如此，一代伟人在写诗表达自己哀思的时候，也不可能提及这早已成为历史于人于己于革命事业都不利的事来。那么该怎样理解这两句诗呢？从全诗的内容来看，我以为这两句诗，还是在写作者和死者两者之间的战友情意的。“长征”和“战锦”分别选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死者崇高品质和杰出才能的史实，当然也最能表达一代革命者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高尚情操。
　　 “长征”这发生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一幕，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人民拯救军队拯救国家北上抗日而做出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迄今为止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的最光辉而又精彩的一笔。对于长征，毛泽东曾写下了《七律·长征》一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英勇的红军正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爬雪山，过草地，冲破反动派的层层包围，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所说的“长征不是难堪日”，很明显表现出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里用于悼念革命战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的意思分明是再说，天下最难走的路我们一同走过了，最难以忍受的日子我们就度过了，可老朋友老同志你却离去了。此情此景，怎不令人伤悲，那里有什么“林副统帅”的影子。
　　 “战锦”就是攻打锦州，这是“大决战”时期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开场戏，它是由毛泽东导演、罗荣桓等人指挥执演的一场“关门打狗”的好戏。对于指挥参战共同演出的将帅们来讲，应该说那激动人心惊心动魄的场景，都是他们终生很值得回忆和津津乐道的无比自豪的作品。对此场戏的述说，不但缅怀了战友的光辉形象，也表现了一代伟人们的雄才大略；同时今天阅读此诗，还让我们重温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和深情厚谊。不过，这里的“大问题”，应该就是指逝者与作者生活中的共同的“重大的事件”，而绝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则问题”或“大是大非的问题”。从叙写上看，此联是对首联的延续，如果说首联有些泛写或概写的意味，颔联明显是在典型举例，是具体细致而又深入地写。从感情上来看，这一联也是对第一联的深化和强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写到林彪，也不需要写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