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德治

治国之道，国之根本方略。选择什么样的治国方略，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左右着国之兴衰，探讨适合时代的治国方略很重要。治国之道理论深奥，需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专家论证，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基层群众对社会的期盼，亦可反映一定的民情民愿。
　　 中华五千年漫漫历史，多少个朝代的兴亡更替，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镜知兴衰”。从治国的方略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治国理念的分界线。在旧中国，都是统治者治人民，统治者是高贵的主人，人民是低贱的奴隶。到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当家作主自己治理自己，国家管理者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人民的代言人，在治国理念上有了质的区别。
　　 历史在发展，治国方略在进化。旧中国的民众虽一直处于被奴役地位，但随着社会发展也有逐步改进，奴隶社会，民众在奴隶主眼里与他们拥有的牲畜同等地位，是活动的工具，可随意役使、打骂、买卖、屠杀；进入封建社会，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农民一次次的起义斗争，让统治者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管理上逐步有限度地放宽，但帝王的观念仍视民众为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管理地方的官吏称“牧”（如三国时的荆州牧），就是牧民众，大臣对皇上必自称“奴才”。新中国人民处于主人翁地位，对国家管理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历史的大转折，但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个进化演变的过程，新中国的治理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是“党指挥枪”，在和平时代是执政党，党和政都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旧观念的影响，使集体领导的“天平”往往偏向主要领导者一边，各层次各单位“一把手”的意见起着主导作用，带着“人治”的浓重色彩。这一现象在文化革命时反映最明显，各级管理实行“一元化”领导，执行中往往形成“一人化”领导，大小事要一把手拍板才算数。个人崇拜搞“现代迷信”，将领袖捧为“天才”，说的话均为“最高指示”，即使是国家主席手捧宪法尚不能依法自保，蒙冤而死。人治的危害还造成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将人们的眼光吸引到“人”上，想当“官”，需讨领导喜欢，看上级眼色行事；想办事，需找门路“走后门”；想做件事，需征求领导“意见”，当眼光聚焦于“人”上时，人的德才水平有别，那结果必然不一致、不公正、不平衡，如遇一个缺德少才者，更不知错到哪里去。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个人的看法很难全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我们是人民作主的国家！
　　 总结文化革命的教训，不搞个人崇拜了，加强了集体领导，推行法治。现在的法规既多又细，办事处理问题有法可依；现在的管理者依法治民，民亦可依法告官违法胡作非为，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不少高干违法受到惩处，彰显法律威严。法制较人治是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依法律保证同样问题同样处理，公正公平，避免了人治的“随意性”。法规经全国人大审批，代表人民的意愿，反映民主精神。再从法制的社会实效看，法多了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大案要案不少，既有社会混混组织的黑恶势力，又有身为干部的贪官污吏，这说明治国只有法治还不完整，法规划了一条“警戒线”，违法必究，而“源头性”的治理需提高人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德治。
　　 党中央做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观点，各级党政机关开展了党风政风廉政建设，进行“行风评议”，创建文明单位，将党风政纪作为工作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还严重存在，抢劫、绑票、凶杀案件时有发生，收贿贪官前腐后继，而且滋长了弄虚作假风气，文山会海搞正党风反腐败的同时，跑官行贿、“权力干股”、商业贿赂种种不法现象还在上演，而且越演越“高明精彩”，花样翻新，给治理和侦破增加了难度。人们追求真善美，厌恶假恶丑，就像《镜花缘》书中描绘的“两面国”和“君子国”，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就有适于他滋生的土壤和环境。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君子国”的现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政治治国，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治正了，以无私奉献为荣，以办好事为乐，树立了雷锋精神，人人争当“活雷锋”，为公做贡献的人受尊敬，追求个人享受的剥削思想遭到批判，过激到女人不敢穿件花衣服，“不爱红妆爱武装”。社会曾一度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环境，犯罪率极低，使公检法无所事事，“下岗”下乡到农村支农劳动。那时人们物质缺乏，精神丰富，现在是物质丰富，精神缺乏。这说明人对社会的认知是关键，社会存在是基础。那时人们的物质待遇相对平衡，政治地位平等，主人翁责任感强，追求的是社会共同事业，做出贡献既有他的利益又有荣誉，因为当时工农商都是集体或全民经营，其中有他的一份。现在提倡创业致富竞争，既然是竞争就有前有后，少数成功者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多数一般或失败者只享有少量财富，多数人为少数老板打工谋生，虽然都享有公民政治权利，但认知理念就有了差距，贫困弱势群体看着少数富有者奢侈享受而再谈积极打工奉献，很难提起精神；富有者心安理得挥攉自己的财富，对社会奉献往往视为“施舍”，贫富者都减弱了社会责任感，而将注意力聚焦于挣钱上，力争致富改变弱势地位，稍有一点可利用的权力、“关系”等有利条件，就在捞钱上打主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没有条件挣大钱者，在羡慕富有者生活时，想歪主意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所以，实行德治不只要理正观念，还需平衡社会待遇差距。
　　 近年来，党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民生民心工程：免除农民的农业税，实行农民低保和合作医疗制度，给下岗工人优惠创业政策，提高企业工人和退休工人工资，给打工者限定最低工资标准，解决零就业家庭困难等，对稳定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的贫困户，也比解放初的生活好多了。但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人们对社会的奉献热情却难于提高，缺乏解放初期干群一心激情燃烧的精神，而我们党所以由小到大，在极为困难的条件和装备下赶走日本鬼子，推翻蒋家王朝，打败美帝纠集的联合国军，就是这种精神支撑。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呼唤这种精神。加强德治力度，不能一切向“钱看”。德治的重点是干部队伍，干部是群众的领头人，一举一动对社会影响极大，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的优良作风激励群众奋进，陈良宇式的贪官污吏使人泄气，失去信任。信任太重要了，蒋家王朝“四大家族”及大小贪官失去人民信任，断送了数百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失去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就须办民心事，树爱民德，“以德换得”。
　　 社会发展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观念认知也要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就像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不能照搬苏联先从攻打冬宫开始。现在当中国姓“资”姓“社”的热议冷却后，就应该冷静地重视我们的奋斗目标：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大锅饭”养懒汉，发展是硬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方法措施，带动全民富裕是目标。所以帮助群众脱贫不是施舍，而是社会的责任，是德的内涵，是“政治之德”。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事业有成的能人，更应该以自己的才华和条件做全民富裕事业，使自己成为新时代德才兼备的精英，与革命年代敢于流血的战斗英雄同辉。只有人民大众都富裕了，我们的国家才可称富国，这与“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意义同样伟大！当历史进入全民富裕社会后回头看今天，那些一切“向钱看”和醉心于个人奢侈享受者是可悲的鼠目，与革命年代的叛徒、汉奸、怕死鬼之类为伍会钉到历史耻辱柱上。
　　 新时代治国需少人治，倡法治，重德治。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最大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