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处的明灯

1943年5月24日，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日，由美国180位杰出教育家、科学家评选“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爱因斯坦、杜威、迪斯尼等人榜上有名。让世界震惊的是，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位列其间，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他叫晏阳初。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位世界级的“伟人”启迪了万千中国贫民的心智，打开了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心灵之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被国际社会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半个多世纪来，却被历史的烟尘掩没了，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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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协约国一方。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近二十万华工远赴欧陆战场做战勤，俗称的“华工军团”。只是，他们被欧洲人歧视为“苦力”，干着挖战壕、抬伤兵、运送弹药等繁重工作，斥责打骂更是“家常便饭“，饱受洋人凌辱。
　　 此时，远在美国求学的晏阳初，意气风发，想为祖国和他的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效力。1918年6月，他无限深情地告别母校耶鲁大学：“难忘的耶大！难忘的常春藤！在你的绿荫下，我所得的远超过一张文凭和两个春天。”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他报名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华工服务中心，只身搭乘美国军舰，来到了烽火连天的欧洲大陆，到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他被分配到法国北部一个有五千华工的华工营，以志愿者身份，为劳工们代读代写家信和翻译传达。
　　 出生在四川巴中的晏阳初，竟在万里之外才真正接触到最底层的中华同胞。华工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加上语言不通，在洋人眼里被看如猪狗般。同胞们的悲惨苦难，刺痛了晏阳初的心。与华工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晏阳初发现他们不但勤劳朴实，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蕴藏着无限的“脑矿”，只是因没受过教育，才陷入贫困与无知。华工营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晏阳初萌生了教华工识字的想法，他要授人以渔。他动员四十多名华工，办起了识字班。当时，国内兴起白话文，晏阳初就用白话文作为读写教材，加上日常和劳工们交往中积累的经验，找出他们生活中所需的词汇，编成浅显实用的课本，就是后来国内推行平民教育普遍应用的《平民千字课》的最早雏形。例如第一课为“一人一手、二人四手、三人六手……”
　　 他决定在法国推广华工识字班，只身前往巴黎征募中国留学生百余人前来协助，林语堂即是其中一人。他鼓励已学会读写的人再教其他人，大批的识字班陆续设立。一年后，仅在法华工的二十万人中就有近一小半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可以书写家信阅读报刊。
　　 教华工识字并不是晏阳初的初衷，他还要对华工继续教育，让他们知道“天下事”，启迪华工们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觉悟。他办了一份《华工周报》，主要内容为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名人传略等。报纸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意料，发行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一位华工的来信，这位华工为表示对晏阳初和《华工周报》的感激，捐出他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血汗钱——3年的积蓄365法郎。晏阳初被深深感动了，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竟是他们教育了这位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晏阳初幼年接受的儒家思想熏陶，像埋在心里的种子，与华工的接触使深藏的种子承接了阳光和雨露，于是种子萌芽了，慢慢结出了平民教育运动这个硕果。从那时起，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做官，不发财，只开发“苦力”，把终身献给劳苦大众。从此，平民教育这条崎岖而漫长的山路上，一个瘦削的身影茕茕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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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秋，华工回国了，晏阳初也跟着回来。外交部长顾维钧邀他进入外交界，他婉拒了。他也没有在书斋里著书立说，成就功名，他要一心一意在祖国推动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国民教育引起世人注意，但还只是零星的、慈善性的。当时的中国有四万万人，未受教育的，竟多至三万万以上，晏阳初心里别有一番春华秋实：“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世界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黄金和钢铁，更好的世界需要更好的人民。教育，中国历代肉食者一贯重视，但他们看中的是选拔人才的精英教育，晏阳初不同，他钟情提高民族素质的平民教育。
　　 晏阳初加入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主持智育部新设的平民教育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要先看病症如何然后发药，回国后的两年时间，他跑了中国十九个省，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状，访查各地学校，四处收集教具，观察各地平民生活。这期间，他与美国人许雅丽结婚，婚后仍八方奔走。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性的识字运动，疾呼“除文盲，做新民”，他认为中国人的心智并非愚钝而是停滞，开展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人，做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共心的“整个的人”。
　　 他首选长沙作为平民教育试点，掀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热潮。他特意新编《平民千字课》，每课前有图画一幅，把课中的内容用简图描绘出来，帮助学生明了课意，引起他们学习兴趣。长沙教育实验“一炮走红”，车夫与学徒，男女老少都有机会走进教室，仅三天便招收学生近两千人。有平民学校七十多所开办，征聘义务教员120名——其中就有青年毛泽东。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这样解释平教会：平教会的平民之平，有两重含义，一是平等之意，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穷人及富人，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二则是取意天下太平，若人人无机会受平等的教育，则天下也不会太平。晏阳初任平教会总干事，执行董事中有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知名人士，首任董事长为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女士。在为毕业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的大会上，朱其慧发表即席讲演：“今天这样毕业典礼，我从未见过，使我非常感动。毕业生中有64岁的老婆婆，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有372名家庭妇女，有打着赤脚的泥腿子，有男的，有女的。这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平民教育。这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她越讲越激动，最后表示：“今后我要发一个深心大愿，从今天起，我要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平民教育的事业！”
　　 平民教育的成功，引起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关注。他深知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1924年初夏，他请晏阳初制订了详细的军内教学计划，并组织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张学良亲任主席。每营以一长官任教师，能读写的士兵任助教，每天上课二小时。晏阳初为推行这一空前的军队识字教育实验，供应了五万套《平民千字课》，六十部幻灯机，并率先主持执教有三百名军官参加的师资训练班。张学良看出晏阳初是个可用之材，提出以八百万大洋支持平教运动为条件，请他任东北行政院长，晏阳初一口拒绝了。
　　 晏阳初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把一大批社会精英吸引到平民教育中来。那些喝了洋墨水的博士，如熊佛西、瞿世英、冯锐、刘拓等人，放弃大学校长、教授等优越地位，携家带口去了最艰苦的农村，聚集在晏阳初的身边。他们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甘于与泥腿子为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尤其近一百多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自觉自愿“到农村去”。时至今日，也令人难以置信！
　　 平教总会视听教育部主任郑锦，他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者。当初，晏阳初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不用你的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郑锦大受震动，半年后即辞去艺专校长加入平教会。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一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唱遍华北大地的一首《同志歌》，是晏阳初为他的平教会创作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也许，就是这份爱和希望，才有那样的号召力，才能创造那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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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励精图治，共产党人在崇山峻岭里打土豪分土地，大小军阀在各自的据地苟延残喘，混乱的尘世像被狂风吹起的沙地，纷纷扬扬，动荡不休。可总要有一处宁静的天地，让芜杂的人心，构建心灵的秩序。那一方天地，就是河北定县。
　　 平教总会为研究乡村改造的有效方案，选择在河北定县搞实验。定县距北平约二百多公里，四十多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在华北的农业区域中具有代表性。1929年秋天，晏阳初和平教会全体同仁迁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走向乡村，走向农民，走向社会最底层。
　　 上世纪的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中国广袤大地，认字的寥寥无几，农民都在为糊口奔波挣扎。身在其间的晏阳初曾沉重地说：“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
　　 他们这一大批知识分子放下身段，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深入民间，与劳苦大众为伍，就是要在最需要改造的“前沿阵地”，实现他们共同的心愿。“博士下乡”后，晏阳初告诫同仁：“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定县实验是平民教育运动转折点，它以农村为主要发展方向，把单纯的识字教育提高到对整个农村社会的改造，使平民教育更加亲民，更具划时代的气象与格局。按晏阳初设想，他所要进行的实验，并不以教育人民识字为满足，而要使农业科学普及于农村，他计划发展一个县为全国模范。
　　 要教化农民，必须自己先农民化。晏阳初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孩子离开北京，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他穿粗布大褂，住漏雨的茅草房子，粗茶淡饭，起早摸黑，一住就是八年。来到定县后，晏阳初对平教会同仁说：“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这一番话，是共勉，更是自诫。他身体力行，本不抽烟的他，在田间和农民闲谈时，会拿过农民的旱烟管呛上几口，还连连夸赞“味道不错”，他甚至学会了用当地土腔与农民说话。至今仍然留存的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当年的一幕：风沙飞扬的乡村土路上，身穿粗布大褂的晏阳初骑着毛驴，回头微笑着……
　　 深入乡村后，晏阳初更深切体会到，要把平民教育由理念变为现实，仅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实施思路和方法。他下决心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对千头万绪的农村问题系统研究后，晏阳初认为：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他悟出中国农村症结是“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平教会便对症下药，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重新建造乡村，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这就是被称为“定县经验”的核心内容。“定县经验”不仅为当时中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成功典范，至今还被许多国家的乡村建设作为蓝本。
　　 在晏阳初倡导下，平教会成员们把乡村当作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写字，改良农业技术，设立诊所药房，创办《农民报》，编制平民读物，建立广播电台，编演农民戏剧，让定县旧面貌换新颜，成为无文盲县。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定县后写道：“我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并没什么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得到国民政府肯定，南京高层决定在全国各省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每个省划出一个县做试点。但因日军步步进逼，1936年，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不得不撤离定县。在定县飘扬了十年的“平”字旗倒下了。但晏阳初和他的平教会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