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塞故里几沧桑

榴红五月，回故里承德，参加老友的一次贺会。友人闻我会后将回老家探亲望友，好心劝慰：你少小离家，此行高年归故里，感怀定然多多，当略记之。我欣然从命。
　　
　　 离宫西山26号
　　 住进离宫西山绮望楼，忽生一念：这儿像是我四十多年前的栖身之地？
　　 疑惑间，出得楼庭后门，四下眺望，南面宫墙，北望桑坡，东临“承德市文物局”的一座古式建筑，脚下这片新复建的楼阁之地，不正是当年热河省委的西山家属院吗！我确确实实在这儿住了十八年。
　　 那是依缓坡建起的三排简易平房，计四十余间。我住其中一间，不足十五平米，门眉牌号是：“离宫西山26号”。房后是一座花窖和成堆的瓦砾。昔日作为乾隆三十六景之一、供皇帝读书赏月的绮望楼，早在清朝末年彻底损毁。解放初热河省委在此搞临建，也算废地暂用吧？当时，国家确无财力办公益事务，连省委机关也暂住丽正门内的古建筑区那时的避暑山庄，同刚解放的承德市一样，到处破破烂烂。古建筑残破失修，宫墙多处坍塌，已与宫外山野相连。狮子沟以北进市卖柴的山民，皆从宫墙豁口处担柴入市；野狼夜间也自由自在地来宫内寻食。直至1954年夏，我清早起来，常见房前有狼粪，由此还引发一次“家庭风波”——是夜，我睡意朦胧，忽被周岁小儿嚎叫声惊醒，我意识到是野狼进屋叼走小儿，急刻厉声“嗷嗷”喊叫。因为在我家乡，野狼进院叼猪时，父亲听得猪叫，就这么凶喊，狼被吓得一松口，会将猪丢下。此刻，我下意识地效父而行之。“你叫喊啥？”妻子拉开灯说，“孩子掉地下了！”她下地抱起小儿，我无言以对，并给她留下话柄，人前人后常以此奚落我。
　　 岂非笑谈！错觉、心境都是真实的，当时忧心狼进屋的不只我一家。不过，十八年来，这间小屋留给我更多的还是美好记忆。那是国家初建、人们生活在清晨明媚阳光中的时代，有志青年求上进、求知识，物欲极易满足。我有这间锅台连着炕的十五平米的简易房，很不错了，孩子送托儿所，食堂打饭，工余时间能读书学习。山庄里的环境幽雅，清早，我总是伴着晨光去湖边苦读，攻业务所需，也攻文化课，尤其爱看小说。离宫的夜特静，妻儿们都睡了，我伏在不足一米宽的小探头桌上（这小桌至今还跟随着我，浩然来我家也喜欢它小巧），读啊，写啊！谁会想到一个在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的人，竟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于1956年3月参加了全国首届“青年创作者会议”。
　　 这间小屋，留下了多少文朋好友心碰心地欢聚、笑谈啊！本地的作家郭秋良、白鹤龄、刘章、陈映实；北京和外埠的浩然、侯敏泽、杨啸、刘怀章、苑纪久、刘振声、邸惠连等，还来过多名约稿的资深编辑。《人民文学》编辑王朝垠来我家，进门就惊叫：我以为“离宫西山26号”是个大院落，原来就这么一小间啊！
　　 我的小说《大山歌》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阙道龙、编辑王维龄登门造访，他们认为《大山歌》有潜力可挖，要我充实生活写一部反映山区建设的长篇。为此还带来多篇剪报素材供我开拓思路。时值我妻出差在外，孩子住幼儿园。为商谈方便，就屈尊二位住在小屋，和我同睡火炕，一起就餐。一连几天，听我谈生活，谈人物、细节，逐章帮我结构故事；晚间躺在炕上也谈。我尽享老编辑的殷切厚爱。有时白天谈累了，我就建议上山、下湖游离宫，金山亭、梨化伴月沟、四面云山，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晚都去如意洲湖边闲坐，背后飘散着丝丝秋凉和委婉的笛声。尽管那部长篇被“文革”夭折了，我们间却留下永存的师友情。
　　 离宫西山26号，今日复建的绮望楼，埋藏着我青春年华的诸多记忆。
　　
　　
　　 那年月，我的桑树坡
　　 那天半日无事，从丽正门进山庄，故地重游。
　　 出了宫殿区后门，慢步鱼鳞坡，我神不由己地驻足，久望西山那面坡。那片多年生的桑树林，嫩叶初绽，半坡鹅黄。恍惚间，桑树行里晃动着我27岁时的身影，面黄肌瘦，小腿浮肿，穿一身旧劳动服，居然还担上去两大桶水，在空闲地坐水种玉米、栽红薯秧。那水是我从500米远的宫湖里担上来的，而且要步步攀高，气喘嘘嘘地不知要歇多少歇。后来，随着秧苗成长，我几乎每天清早要挑几担水浇它们，真不知那会儿是哪里来的力气？
　　 那是怎样的年月啊！我当时在承德报社工作，和一位老同志下乡采访，路过我们老家时，父亲只用巴掌大的一块豆饼（平常年月只能做牲畜饲料用）招待客人，尽管上面粘满草屑，我们掰着一点点地吃，慢慢地嚼，舍不得匆忙吞咽，那叫香啊！那位老同志舍不得吃光，还省下些留在路上挡饿——下乡在大队食堂就餐，一顿只喝一两粮的大锅稀汤，饿得小腿浮肿、走路打晃……
　　 党让渡荒自救，号召机关单位四处搞代食。报社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天天出报，不能停摆。编辑只能业余自救，离宫管理处也大开方便之门，默许住户见缝插针种点什么，我一眼就盯上桑树坡里的空闲地，一早一晚，掘地埋种，不惜力气。
　　 我像待儿女一样善待秧苗，天天来看它们。苗下施了足够的底肥，稍旱了就担水浇。五黄六月，盼得玉米秧长高、窜穗、结棒；红薯秧下也见鼓包、裂痕，似结出薯块。我喜得每天中午下班都先奔桑树坡，扒开玉米棒瞧看，一掐一包汤，太嫩了，实在舍不得掰；等晚间下班我再去看，棒棒没了！也许掰棒人比我还饿，每天总是先我一步；红薯也有人偷挖了，那年月啊……末了，我只摘些红薯叶，做“苦力”吃，也算没完全当杨白劳。不过，住离宫的优越环境，我还是捞到了出人意外的实惠。
　　 次年初春，妻子花高价从农村买回个小猪娃，靠着山庄里蒿草茂盛，采猪草方便，我养起猪。平时采的猪草煮熟泡在缸里，我每天早午晚喂它三顿。一来二去猪和我有了很深的感情，每到我快下班时，那猪总是跑到很远的坡下接我，孩子般地跟在身后，催我快喂它。吃饱了，就将它常铺的破麻袋叼到窗下，铺好，安然睡去；平时我给它挠痒，它就很听话似的乖乖倒地。秋来为给它加膘，我走“后门”买些秕糠，至年底，它居然也长到百来斤。杀它时，我实在下不得手，找来一亲友，给它挠痒，它就兴然倒地，一声不叫地被捆绑起，用推车推向屠宰场，走时我都不敢看它一眼。白条肉推回来了，那年月的猪肉有多金贵，老亲近邻都送一些，又多次请同事、好友们来家聚餐，粉条子炖肉足造，大家欣喜之余，都羡慕我住山庄的优越。猪肉吃光分净，转年来了个什么“运动”——那年月运动太多记不准了，让编辑们检查“多吃多占”，人们没的可讲，有人就检查说“到张峻家多吃了猪肉”；我呢，自然要检查“国难当共渡，自己不该养猪……”
　　 往事难说清。久违了，我的桑树坡！
　　 古戏楼，家乡的历史老人
　　
　　 到家了，生我养我的紫塞一村镇。
　　 说是家，时为弟弟的家。父母早已仙逝，本族除了一位远房堂婶，我已是最年长者。我出生的老房子早没了，成了堂弟家的菜园。多年没回来，少年伙伴又走了好几位，去了永远也回不来的地方。
　　 午后，弟媳要陪我和老伴去看古戏楼，说已经重修好，正在彩绘。我欣然。
　　 古戏楼和神棚，是我们村仅有的两座古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我的作品里多次提及过。古戏楼的构造，在百里山乡算得上辉煌无比。虎皮石垒砌的七尺高的大戏台，紫红台柱，四梁八檩，灰垄瓦罩顶，饰纹瓦当，飞檐吊角，每角吊有风铃，风来叮当作响；内顶和四周彩绘艳美，飞天、勾云、戏出临摹，栩栩如生。后台宽大，除放戏箱、道具，几十人的戏班能搭铺居住。艺人们无不夸赞：这戏楼百里难寻。神棚与戏楼相对应，就建在楼前广场北面。同庙宇相像，一座正殿，两厢禅房。但此庙并无神像，只是唱大戏时才将南庙的泥塑神像抬至正殿，敞开门窗，意在“请”神们看戏。七天戏散，神们即回驾南庙，此谓神棚。平时神棚基本闲着。从我记事至我十五岁离村，只请过两回正经戏班。日本鬼子来了，神棚就成了日满小学校。文革期间神棚被拆毁；戏楼因年久破损，几乎要倒塌。少年伙伴、退休干部冷光耀、李占铭等倡议，募捐集资修缮戏楼，重建神棚，我特别地支持。现在古戏楼已基本修缮好。
　　 戏楼在村街中段，西邻河滩。当我瞧见巍然一新的它，就像看到一尊身披艳妆的历史老人。是啊，254年了，它靠倒了全村最古老的民居，给予村民多少快乐和忧伤。因为我知道，戏台很少演戏，多为开村民大会之场所。乡、村政权更迭，乡绅要在这儿宣布；村事民约、缴粮催款，要在这儿公示；反动势力、敌伪分子无数次在这儿镇压、迫害村民。我曾亲眼见过日本鬼子将四乡交不出鸦片烟的村民抓来，在楼前广场跪了黑压压一片，并遭毒打和酷刑体罚，多次草菅人命。自从伪满小学占据了神棚，戏楼前广场也是打骂、体罚学生的操场。早晨，学生在这儿上“朝会”，给日本天照大神和伪满皇帝鞠躬、背《诏书》，背不过就遭打骂……古戏楼见证了多少民族屈辱和战乱。小学校长徐化民之惨死，村人永世不忘。
　　 徐在我村教书十来年，寒暑假期，他背着日伪当局，偷教学生四书，讲解中华民族历史渊源，也算有点民族气节。日本投降了，可他没有离开学校。那是个淫雨天气，村街上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也稀稀拉拉地过着援华的蒙古军。偏有一个骑马的蒙古兵来到戏楼前广场，去敲已经散学的“神棚”的门。徐校长开门出来，他不懂厉声逼问的蒙古话，害怕得撒腿就跑。蒙古兵就持枪追赶。他躲到戏楼后蒙古兵还追，他跑过河滩，跳进大河。雨季河水很深、很急，他被冲得顺流而下。那蒙古兵骑马持枪在河边紧追，他一露头，蒙古兵就开枪射击。直至他被河水淹死，瀑尸沙滩……古戏楼见证了徐校长殉难的全过程。
　　 那是一支配合苏联红军进占热河的蒙古军，不好说军队的整体素质，反正从我们村过的骑兵军纪散乱极了。连着十几天，一次也没见过齐整、像样的队伍，总是稀稀拉拉、三三两两甚至单骑过街。很难想象这样的军队怎么作战？好在日本鬼子已经投降，多都跑到海边寻机逃生，所以蒙古军才大松心地行进。他们见着牛马就抢，吓得有大牲畜人家，都把牛马藏进深山沟里。在村北，兵们劫杀了赵起家的大乳牛，就地剥皮拢火烧烤，砍一块半生不熟的肉就抱上坐骑，边走边用刀割着吃。随便骑着马闯进居民院落；进屋也不下马。见了喜欢的东西抬手就拿，见了年轻女人就往马上抱，吓得女人们都逃进山里。一蒙古军进了李鞠家，一眼看见空酒坛子，就比划着要酒吃。李家没酒，那蒙古军就用枪逼喊，吓得李居挥臂搪开枪口，跑到后院，越墙而逃。后来不少人家都把临街大门垒死，从后院跳墙出入，反正蒙古兵从来不下马，总不会骑着马翻越高墙？他们杀人很随便，似乎不经什么人批准。追杀徐校长后，又在临村台吉营杀了一个当地蒙古族村民。据说，一蒙古兵强迫他做翻译，不知哪句话翻错了，就开枪杀掉。也是在这个村，一个姑娘躲藏在草垛上，一个眼尖的蒙古骑兵也下马爬上草垛，罪孽便在草垛上发生了……唉，不想这些乡亲们胡乱遭宰割的往事了。
　　 冷、李二位少年伙伴，听说我来看戏楼，急急赶来。紧握我的手，客气地说着感谢话，反而弄得我不好意思。我们登上戏台，一边瞧望美术师们登高彩绘，一边笑谈往事。光耀兄说：这戏台你最熟了，乡亲们一说起你，就想起你在戏台上逗人的表演。这话不假，刚解放时，村上组织起业余剧团，遇有节日就演戏。我演过《捉蒋》的活报剧；头上蒙毛巾演《兄妹开荒》的妹妹；说唱过《英雄董存瑞》的大鼓书；也充当过“小二黑”……多了，都是较重要的角色。父亲嫌我排戏、演戏耽误活计，骂我，限制我；我就想法“制裁”他。一次区委宣传委员老湛来村开大会，说好白天要演戏。可我有意不告诉父亲，清早就去大西沟砍柴。早饭后，剧团作演出准备时，才知道我上山了。区干部老湛着急，同伴们就如实诉说父亲如何限制我参加文艺宣传活动。老湛怒气冲冲地叫来父亲，训斥：不让张峻演戏就是反对宣传革命！今天若是耽误演出，你要负全责！吓得父亲一路小跑去大西沟找我。那天，我刚把砍下的柴捆好，就见父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冲向我，我清楚他因何而来，预感到他会骂我、甚至打我；可他一反常态，小声说：柴禾我背，你快跑回去演出！我转身时他又说了句：往后有演出你千万言声，我不会派给你活的。还好，那天只是把我的节目调整得靠后些，没误了演出。此后，他真的不再限制我了；甚至我一连几天到各村巡回演出，他也不阻拦，使我更加热心、塌实地参加剧团演出。后来，我能到区里正式参加革命，和我长时间积极参与剧团活动很有关系呢！
　　
　　 “逗引”——动员
　　 就在这年暑热的一个中午，我扛着锄头刚进村，邻村一个熟人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只写十个钢笔字：张峻，速来区，有要事相商。落款是杨殿臣。
　　 杨是同村人，当过我的老师，尤其爱好戏剧，村里的业余剧团最初就是他操办的，他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心实、厚道。他当时任区政府秘书，我不知他有啥“要事”，随手把锄交给一邻居，也没和家人打声招呼，就去了离村八华里的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