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色桨声

　　 一、与离宫之情缘
　　 从离宫西山去湖区，抑或去湖畔其他景区，都要经过鱼鳞坡。
　　 那是用同一色淡黄石板墁砌而成、宽而又长的大缓坡，石板横向斜插，远望坡面纹络，形似片片鱼鳞，坡名便因形俗称。当年乾隆皇帝从寝宫北下湖区，观赏湖畔风景或漫游北部园林，往返都须经过这一秀美的鱼鳞缓坡。世事的阴差阳错，本人曾有幸在离宫西山居住十八载，岁月的脚步，让我无数次去湖区，往返这鱼鳞坡。
　　 我第一次去湖区，是迎着晨曦走下鱼鳞坡的。偏东望去，碧玉般的湖面，水气飘渺，似一层淡淡的轻纱惟帐。当我登上拱形的“万壑松风”桥顶，俯视东边蔚蓝如镜的水面，对岸巍峨的假山、错落的石阶以及平台上高耸的金山亭，都微丝不动地倒影在湖中；更奇妙的是，宫墙外东部的一座小山顶上，俗称“棒槌山”的磬锤峰，也奇伟壮丽的倒映于水镜中。随着瞬间的霞光喷薄，那水中的山、石、亭阁、远山奇峰，也都瞬间镶嵌上璨翠的金边。我惊然暗赞：好一幅人间仙境，太美了！恍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少许，神情淡定。我才缓步下桥面，漫步“芝径云堤”，直奔金山亭下层层平展的石台，寻一座位，静下心晨读。
　　 一个刚满20岁的山乡青年，梦幻般的来到这座古城，又梦幻般地住进这无暑清凉、殿阁楼台的深宫。当时的热河省委机关，进城后无资修建办公楼，暂在丽正门内的宫殿区办公。我从隆化县奉调而来，交了组织介绍信，总务处管理员老刘，帮我将行李安置在大食堂旁边的一间窗格细密、光线暗淡的小屋里。一铺五尺小炕，余为方丈屋地，临窗放一张二尺长的小桌。我踌躇间，老刘觉察到我的不悦，笑说：亏你来得巧，一位同志刚刚调走，不然你得暂住办公室。我心方静。
　　 当时，我对离宫内的建筑无半分了解，殊不知，这是离宫主殿“澹泊敬诚”（即楠木殿）的西配殿中的一间，当年，少数王公显贵才有资格居住这儿；可惜，我只在小暗屋住了百余日，秋后家属调来，我就搬至西山家属院26号久居。
　　 清晨去金山亭下的湖畔读书，是我坚持多年的好习惯。每当我到得那里，已经有比我早到的年轻人静坐石台，相互笑望一眼，算是打了招呼。而后，各自埋头静静地读书。因为心在书上，时光与青春一样倍加珍惜。尽管远近多有划船的桨声，间或欢快、悠扬的笛声，我们照样能静心晨读。
　　 那是1954年，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经开始，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响应国家号召，订出自己的“红专计划”，主攻哪个方向，为国家建设出力。只有小学四年文化基础的我，理应将提高文化放在首位。于是，我就全身心地参加业余中学初级班，预计三年内达到初中水准，五年读完高中课程。这样，或早或晚，我都按时去业余中学上课；清早没课时，金山亭下有我固定的读书座位。有时是复读文化课，有时读小说。说真的，那时我的求知欲虽盛，绝没有想当什么“家”。我从隆化县委奉调省委组织部后，因大机关分工较细，工作相对清闲，我就有时间读书和思考生活，继续坚持多年的业余文学创作。我的《春耕的时候》、《弟弟的婚事》、《钱》等作品，就是那时发表在《热河文艺》、热河《群众日报》、《热河青年报》等报刊的；《夜过黄土岭》也是那时写的，后来发表在《河北文艺》1956年第三期上。因当时我化名“初习”，新单位领导并不知情我的业余写作，直至热河省文联约我参加有关活动，须向领导请假，单位领导才知道我是省文联会员。凭心说，部领导非常支持我的创作。部长郭洪德（陕北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郭洪涛的胞弟，闲时爱哼唱《陕北民歌》）曾向处长们打招呼：“业余创作是为党多做一份工作，今后我们要多多支持。”然而，时隔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不久，突然停止了我的党的生活。困惑中，我去找领导谈话，领导要我说清楚和莫非的关系。原来，在省中苏友协工作的文友莫非，已被省委宣传部列为运动重点人，令我如实交待每次与莫非接触的详细情况。我就如实将每次与莫相聚的细情一一写清，交给党支部。过了月余，大概是调查清楚了，才恢复了我的党的生活。令我意外的是，运动即将结束时，热河省文联推荐我出席“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并将“推荐表”寄到我单位，郭部长欣然批准我填报，并盖章寄回省文联上报。我高兴极了，并未因“运动”受到丝毫牵连；但到1956年3月去北京开会时，热河省建制已被撤销，按照中国作协“通知”规定，我随同新单位归属的河北省代表团，去北京出席了全国首次“青年创作者会议”。
　　 应该说，新单位——承德地委组织部，也很支持我的业余写作。会务费按正常外出开会报销。会后，为让我更多的接触生活，分工负责农村党员教育，这样，我就能经常下乡蹲点，深入基层生活。有时是两个月，有时是半年。承德县上谷村、丰宁县东头道营，都曾是我们部里的支部教育生活“点”。记得，我蹲点时，除每周给党员上党课外，平时干活歇息或雨天不能下地，我就给党员们读赵树理的《三里湾》，大家特爱听，都说要学习带头办农业社的王金生（小说主人公），不学村长范登高（只顾个人发财，反对办社）。我很得意这样灵活地教育党员之法。可是，没过多久，部领导找我谈话了：部务会领导研究决定，调你去报社工作。一是报社办“党的生活”缺编辑；二是也为发挥你的写作特长。
　　 我一向服从组织，没有二话。
　　 去报社之前的星期日，我独自去金山亭下坐了大半天。
　　 早春乍暖还寒，冷风不时吹皱脚下的湖面，我无声地望着湖水呆坐，不想离开……
　　 没料及三十五年后，近似一幕在山城重演。又一位文学爱好者，聪明、务实、能干，曾任地区文化局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并已列为市委领导中的接班人。后因写小说特走红，也不得不离开地委去了报社。历史竟这般巧合？
　　
　　 二、和报社的渊源
　　 其实，我对承德报社还真有些情感牵连。
　　 刚参加工作的1949年仲夏，我就试着给报社投稿。很快，不断有文章见报。第一年，就被评为热河省模范通讯员。1951年初，我被任命为隆化县委通讯干事，经常去《群众日报》社开会，对报社的历史和编辑工作多少有些了解；和一些编辑也产生了个人情感。
　　 那时，我就知道这张报纸的渊源不浅，曾经人才聚集。她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在热河省办的第一张党报。曾用名《冀热辽日报》、热河《群众日报》。在三年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转战山村也坚持出报。最早的一批骨干，好几位是“老延安”。历任社长兼总编辑有：李锐（后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在中组部副部长任上离休）、沈毓珂（后任热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德的秘书）、鲁森（后任热河省委宣传部长）、鲁杰（后任承德地委书记）等；在本报任过编辑、记者的有：郭小川（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朱九思（后任华东工学院党委书记）、廖经天（后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黄钢、华山（新华社著名记者）、江村（后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鲁黎、海默、王淑耘等，可谓藏龙卧虎。这批老报人的火热的办报精神、朴实的工作作风等革命传统延续至今。譬如，在报社从不称官衔，不管是多大领导。大家很自然地依年龄、面相称谓，如：面相老一些的称老张、老李；年轻人或面嫩一些的称小王、小赵；有的干脆叫外号，谁都很痛快地答应。社长沈毓珂和勤务员小路打乒乓球，常是相互指责对方“玩赖”，争吵间引得围观者大笑，一派浓烈的官兵平等气氛。但工作起来，领导一呼百应，个个生龙活虎，雷厉风行。这些，我在隆化当通讯干事时，就有耳闻。热河省撤销后，基本是热河《群众日报》的原班人马（除个别编辑调中央或省级报刊）办起来的承德《群众报》。
　　 我也曾见过鲁森、沈毓珂和鲁杰。认识的编辑有：杨瑞、张书田、王风、黄景旭、彭光玺、斯热歌、高恒、田果如、陈叔宝、裴义林、胡忠孝、夏风、高峰、阎明善等；尚有省撤销后，从原热河省文联去报社的张仲朋、刘光波、赵英等老友；还有的是电话里常联系，未曾谋面。我平生第一次进电影院，就是在报社开会时，杨瑞陪我去的“承德群众影院”。刚一落座，我晃见大厅顶部有闪亮处，就问杨瑞：那透亮地儿会漏雨吧？杨瑞小声告诉我：那是电棍，不是露天，不会漏雨的。并没有笑我“山沟土老帽”。我还从他口里知道，写《小二黑结婚》的人叫赵树理。我还记得大王风在宿舍里，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和我谈稿子。我那时，除尽职通讯干事外，还亲笔写过不少稿件，发一整版的报告文学《卞喜霞婚姻自主记》，就写在那个时候。我还写过多篇做通讯工作的经验，发表在报社内刊上。
　　 总之，我对报纸工作和一些办报人并不陌生。然而，知我“老底”并不熟悉我现今状况的老同志，也为我捏着一把汗，见面拍着我的肩说：好家伙，凭你那点文化水，竟敢扛着笔杆子进报社？
　　 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就试试呗！
　　 嘴上这么说，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
　　 清早照常去湖边坐一会儿，并不专心读书了，常是失神地望着湖面。此刻的湖色，似也不那么清丽了，常有鱼虾跃动，画出重重的圈环涟漪，远近响着划船的桨声，湖面时现浑浊……
　　
　　 三、正赶上那个年月
　　 承德人的习惯，每到星期日吃两顿饭。
　　 这一习惯，不知是从东北大城市传过来的？还是承德人固有的？我没考察过。
　　 反正承德人星期日惯睡早觉（去离宫晨练者除外）。早饭后，就尽情地享受假日。
　　 常是一家人穿戴整齐去逛离宫，或去商店购物；有时也约友人相聚，相会的地点，更多的时候还是离宫。
　　 这一天，我一下鱼鳞坡，就瞧见宫湖的长堤上、古建筑的长廊附近，游人如织。众多荡舟者，嬉戏于湖面，桨声四起；尤其是榴红五月，总有花花绿绿的人流，涌动在各个景区。有一些全家一起游园者，常是有准备地带来铺单、食品、凉开水等，选一僻静处草坪，或树下阴凉处，围坐一起，说笑、吃喝、欢唱，一玩就是大半天。假日里，市内多处有舞会，当你走在长街上，不时能听到优美的广东音乐《步步高》，那儿一定是舞步蹁跹。
　　 这是个社会安定、人心向上的时代，党和政府的威望极高。国家《宪法》公布后，又实施了《选举法》，政治生活日趋民主和谐，人们关心着国家建设，到处都在谈论前苏联援建项目和自建的大工程。人们希冀国家强盛，学习上进，努力实施着自己的“红专”计划，渴望发展生产，加快国家建设，自己怎样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出力。当时，在我眼里的社会市井，是一派人尽欢颜、欣欣向荣的和顺景象。
　　 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怀着学习奋进的心情，走进承德报社的。
　　 那年我不满二十四岁，已在区、县、省党委部门工作八年。加之我做过通讯工作，又出席过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新闻、通讯、文学作品，皆已一试身手，还出版过一本小说集，报社并不把我当做新人，按调我的事前约定，任“党的生活”组主力编辑。一般手续过场与相关领导、熟人见面，就不赘述；单是与斯热歌大姐见面交谈，至今印象颇深。
　　 斯热歌是蒙古族，早在1951年，我当隆化县委通讯干事时就和她见过面，那时她也就二十岁左右，身穿女式列宁服，圆脸，大眼，尖下额，漂亮。听说解放战争时，她在热北当过蒙古族女司令乌兰的秘书，思想敏锐，很有新闻写作才华。她是编委委员，负责农村组工作。
　　 那天，我是在大家上班前，不知为什么去了农村组。因屋内没有别人，她就身靠着暖气片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她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大概是第四位从党委部门调来的党员编辑，已调走的杨瑞、彭光玺除外。目下，咱报社非党员还占很大比例，他们进报社多年，业务能力都很强，有好几位担任着组长。但因历史或社会关系等问题，不能入党。我们共产党员在向他们学习中，要争气，不仅政治强，有理想，在业务上也要尽快赶上和超过他们。
　　 她的汉话说得不太洒脱，出发点绝对坦诚。我赞同地连连点头。没料及她话锋一转，下面的话令我吃惊：
　　 “咱报社有的党员，尤其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少刚缺志，我说的是周恒。他的事业心我不敢恭维。办报满足于现状，不爱读书，玩心太盛。有点空儿就去打鱼打鸟……”
　　 我心房一震：她怎么如此评价周恒？周是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啊，报社绝对的一把手，也是她的丈夫。我的印象，周的领导能力还说的过去，讲话很有鼓动性，没一点官架子……她竟当着我的面如此评价周恒？她的话无论真假，我都佩服长我两岁的大姐姐；换了谁，也不会如此坦诚地谈自己的丈夫。当然，后来他俩的感情发生了问题，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我始终把斯热歌大姐的坦诚交谈，当做我进报社后的第一美言。
　　 进报社不久，社会大环境在起变化。记得，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同时让大家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家学习中，中央又发布了整风指示，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出我意外，报社特重视这一报道。“党的生活”和“政法”两组的编辑、记者，全力以赴。组成专题报道组，只要各民主党派或党外民主人士集会，即派记者去参加，还特强调要实录发言人的重要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