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头的 ——长篇《清平草》节选

摘要：一个农民的传奇 岳振山是我们村头条汉子。他中等偏高一点的身材，黄白面皮。腰细膀宽，从后边看，就像一个倒三角。他说话有一点木讷，但心地却是实打实的。振山是老贾家长工中最能干最得东家贾二老爷赏识的一个。他从十几岁开始就给老贾家杠活，从未换过东家。而且二十出头岁就成为“打头的”，就是那种近似总管而又干在头里的“长活”，比一般的长活每年多两石玉米和一车柴禾的报酬。
　　 说振山是我村的“头条汉子”，也是贾二老爷“封”的。人们都说外号“一扁担”的郭宝海是头条汉子。贾二老爷笑笑说：“郭宝海是有力气。可他是‘饭力’。岳振山的力气是‘神力’。不信，你饿郭宝海两顿，他就没力气了。岳振山不是那样。”
　　
　　 这种评语很快得到了证实。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村里主街上。那时，岳振山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那是正月的一天上午，老人们蹲在墙根晒着太阳扯着闲篇，年轻人多数也在“猫冬”，躲在清静点的屋里，生火不生火倒不在乎，他们在“推牌九”。孩子们仨一群俩一伙的在街筒子里放鞭炮。这时，就听有人喊：“快躲开，开躲开，惊车了！”
　　 那是地主老贾家的一个伙计，叫岳愣子，一个有点“二虎”的年轻人。平时，他总想摸牲口，想当个大把式。我也如此。我在生产队劳动时，也总想摆弄牲口。因为，你如果不会摆弄牲口，你永远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够得上“全活”的庄稼人。而我，只要往头伕（特指骡马）那里一靠，无论那是骡子或马，无一例外地斜着眼看我，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我也曾凭着血气之勇不管不顾地套车。但它们概不买账，非踢即咬。有一头青骡子，最老实，牵着它套车，它竟服服贴贴，摆出的完全的顺民姿态。于是，我想拿它做一个良好的开端。开始，它也算配合。只是进入车辕以内，我正忙着给它上套时，它却突然回过头来咬我一口，而且叼住我的胳膊一墩，见好就收地放下。当时我的胳膊就见了血。而它又表现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此以后，我一般对头伕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岳愣子跟我差不多。正月没事，他也是捡最老实的一匹枣红马给套上车，然后慢慢吆喝着到了村外。后来，他大概想：这套上马车赶个马车也不过小菜儿一碟儿。甚至觉得自己曾经对它们的敬畏十分可笑，于是就有一点放肆了：对那枣红马不仅出言不逊，而且动手动脚。那枣红马心想：你个愣子小儿，给脸不要脸，竟敢如此无礼乃尔，气煞我也。于是连颠带窜，开始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当然也有给愣子一点颜色的意思。可这样又激起愣子先生更大不满：别的牲口敢欺负我，你也敢如此大胆么？反了你了！他完全忘记了开始套车时的谨慎，拿起鞭杆子就揎它。这活儿我也干过，那缘由是我不会用鞭子抽。那也是一门硬功。就这样，岳愣子与枣红马的矛盾逐步升级，那马终于连蹦带跳地狂奔起来。它狂奔，也有不狂的地方：它往它的家跑，就是往贾家大院跑。这样，它就往大街奔来。此时的岳愣子，已经连哭都没有韵调儿了，只是跟在大车后边一边跑一边干嚎：“惊车了，惊车了……”到了这个份儿上，拦是拦不住的，只有躲开方为上策。可是街道上的孩子们断没有如此韬略，他们多是张着大嘴看热闹，丝毫也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近。
　　 岳振山正月没事，抱着他的大女儿到东家那里点个卯，顺便到处转转，看有没有遗漏的事项。到牲口棚，他就知道枣红马和一挂车出去了，就问饲养员老于申，于申说让岳愣子给轰出去了。岳振山一下子急了：“你老怎么这么不懂事！”说罢便匆匆走出贾家大院。
　　 贾二老爷的大院在大街偏西道北。一出大院，就听人们在闹，说老贾家惊了车了，撞了一个小孩。说话时，就看一挂马车从西边街道上直冲过来，那马狂奔乱跳。踢得车发出的“邦邦”声，花轱辘车那包着铁皮的轮子在石板路上辗着、颠着发出了刺耳的“嘎啦嘎啦”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鼓动着枣红马的情绪。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跑到马车前边试图拦住惊马，可那枣红马根本不理他，继续狂奔，那汉子赶紧闪身让它过去。
　　 振山往门口一站，叫了一声：“愣子，快点跑把鞭子给我！”我想，那时的振山真也气糊涂了：愣子还在街口那里哭天抢地地喊着“惊了车”呢，他怎么可能把鞭子交到你的手中？当然，谁都知道，振山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第一鞭杆子”，他手中的鞭子只轻轻地一甩，足令任何脾气暴躁的骡马们浑身战栗。
　　 岳愣子手攥在鞭杆中间，人还在街口上步履蹒跚。他影影绰绰地看见有一个小孩倒在街上，一群人围在那里。他被自己的白沫鼻涕眼泪涂抹了一脸，加上嘴里还沙哑地咧咧着：“惊了车了......”使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是一名正在送葬的孝子。而全部的问题是：他距岳振山还足有一里之遥，也距那架马车有一里之遥。也就是说，那马车已然到了振山跟前了。
　　 振山跨出贾家大院，向西边跑边喊的同时，也惊动了贾家老东家贾二老爷。贾二老爷往门口一站，看着在街筒子里惊车，大约觉得这个热闹不太好看，就囔囔着鼻子叫道：“嗯打头的,嗯你把那马嗯给我神住（降伏住）。”振山一回头，见老东家出来了，他身边还有他的二儿子贾守淳，也不及答话，车已过来了。振山嘴里吆喝着“吁——”，但那枣红马已经跑疯了，听不见他的吆喝声，即使听见也未必伏他的，就继续往前窜。只见岳振山两眼一瞪，左跨一步，右手一下就叼住了大车后边的横撑，嘴里大叫一声：“吁——”，那马就纹丝不动了。就在这一刹之间，岳振山手腕一拧，那马竟然如同纸糊的一样，撑不住脚步，连同大车一同向右倒去。
　　 这时，人们才看见岳振山左臂弯里还箍着他一岁多一点的孩子，可是她的头早耷拉下来：她父亲拽马车时一叫劲，她的腰胯骨头就全部被夹碎了，血灌了她两裤腿子。振山将女儿平放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她。人们发现，他脚上穿的“踢死牛”的新棉鞋，鞋底和鞋邦齐压压儿地断开了。贾二老爷跑到跟前，抱起振山的女儿，老泪纵横：“狗剩儿（他二儿子的乳名），去嗯请先生，花大啊钱，把孩子嗯给我给我治啊好！”然后，抚着振山的肩膀，而振山只是木木地蹲在那里。
　　 人声嘈杂之中，振山忽然发现岳愣子跪在他面前，一边没有韵调地咧咧着，一边念叨着：“我给我的妹子偿命，我给我的妹子偿命.......”
　　 振山一见，“忽”地站起来，夺过他手中的鞭子，嘴里骂道：“你个王八操的！”
　　 只见他后退一步，鞭稍一抖，“咔”的一声脆响。人们正惊呆了的时候，就见岳愣子一撮头发像一只死鸟一样软软地落在地上。人们发现，那头发有如剪刀剪下来的一般，直擦着额上的头皮剜了一个鸭蛋大的坑。“绝技！”人们心中暗暗称奇。振山有一手好鞭杆，谁都知道，但他很少表露，因为他最疼牲畜，就没见他打过牲畜。此时，他甩开众人，趿拉着鞋，走到车前，那枣红马已从套里钻出来，浑身像水里涝出的一样，在车辕旁簌簌颤抖。他用手抚了一下马鬃，又拍了拍马的鼻梁，那马才渐渐停止颤抖，他又慢慢地一声不吭地套上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绕过贾家大院从后大门将马车赶进大院。
　　 他的大女儿，当时就咽了气。为此，贾二老爷发了话，从此，要给岳振山双倍的工钱，一直养他到死，并将此话告诉了他的四个儿子。当然，二老爷死后不久就解放了，岳振山也不用老贾家来养活了。
　　
　　 我上工的第一天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岳振山，他是生产队长。那时讲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问题上，振山不用向任何人去学习，因为，生产队就是生产，就是劳动。尽管那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就是说生产队要独立核算，这样就要求队长有一点经营头脑。但是在刚一分队那时，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年终分红，往往都是几分钱到一、两角钱一个劳动日。在这种情况下，振山就又充当了“打头的”角色。他是“全活”，农业地里的活没有他不精不好的。拔麦子是头等劳力的活儿。人们敢于进入麦地，就是敢于进入“好汉场”。我们队缺劳动力，所以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半大丫头也都无例外地进入“好汉场”。我们看到振山拔麦子，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是的，他把干任何农活都当作一种艺术创作。他拔麦子是那种不慌不忙的，捣着脚步，看着慢腾腾的，其实，他的脚步的步幅很大，你跟着他走竟然追不上他。他的手大把也大，每个麦个子都整整四把，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因此他捆出来的麦个子，都一样大小，像一溜儿戳在那里的平头细脖大裙子的锡酒壶。有人告诉我，说：“你试着提溜他捆的麦个子，只要你揪住三个麦穗，就可以把整个麦个子提溜起来。”我试过，果然如此。而我们为了贪快，往往把麦个子捆得像老牛腰一样，这样可以少打几个麦腰，而且，麦根上的土往往也磕打不净。
　　 地里的活儿振山拿手，场上的活同样如此。打场的活最讲究的是扬场。振山拿起扬铣来，总有一两个人跟着扫场而又忘记了干活，看着他干得入迷，看得也入迷。他在一堆豆子或者麦子或者玉米跟前，扬铣就像有了灵气儿一样。我们那里用的扬铣，是木柄的前头有一个豁口，豁口中夹着一块约一尺见方的薄木片，以后是三合板。不会扬场的，不用说你把粮食扬到天上，就是你能让扬铣上的粮食不滚落下来就难乎其难。振山是什么活儿都曾亲自教过我，我从他女儿，我的女友柳叶那里知道他从心里喜欢我。
　　 柳叶问他：“爸，我看你挺喜欢林孟秦的，为什么？”
　　 “我就喜欢能干活的人。你看那小子，个子不高，年龄不大，可他看见活计眼珠子就瞪起来，就是说，他干活肯定火爆，不会有的人那样是磨菇匠。另外就是他有门道，脑瓜子拨缝儿（有悟性）。”
　　 他除了不教我与大牲口打交道以外，对其它任何农活都教得毫无保留。他先告诉我目标：“会扬场的扬出一条黄瓜；不会扬场的扬出一个王八。”就是说，会扬的，他身侧躺着一条半弧形的一条，不会扬的，是在他的侧前边圆圆的一堆。
　　 扶坌子点种，更是非老农才可以的活儿。我参加劳动后的第二年，就敢与老农比试。这都是振山教的。他扶坌子，不是和别人那样，第一条垅从这头儿到那头要摆上一溜土坷垃，然后，让牵墒的牵着牲口照着那一溜土坷垃走，也不在地头上用大镐刨出记号，算出多少条垅。他说：“眼观线儿，眼观线儿，眼就是线儿。”他告诉我说：“你盯着那边地头一个物件儿，你看着那个物件总在你的两个牛犄角中间，和牛尾巴、耠子把成一条直线儿，那你就走吧，没弯儿。”“那垅头儿怎么吃？”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保证一块十米左右宽的地就多少垅，不多也不少呢？“你的鞭子啊。你看我为什么总是左右地甩鞭子？那不是吆喝牲口，就是在吃垅头儿。另外，眼要向两边看，还是眼观线儿。”
　　 点种时，他先让我看他怎么点。看了一个来回，我说：“你点种有三条。”
　　 他很高兴：“噢，还有三条？”
　　 我说：“第一条，是脚步。脚步多大幅儿得吃准了。别忽大忽小。”
　　 “对。”
　　 “第二条，是手掐准了。点玉米就是三、四、五粒儿。多了就算不合格。不过，这个不好练。”
　　 “你说，这点玉米为啥是三四五？咋不四五六，咋不一二三？点豆子为啥‘早一颗，晚一窝’？”
　　 对这类的问题我早就留了心。这是简单的出苗率问题。多了浪费，少了影响选苗。至于豆子，在发芽后也分蘖，所以开春与初夏分蘖有多少之别，下种量应当不一样。但需知这类问题，在那之前可都是口传心授。现在我想，整个的农耕文明，很多的是摩拟的而非数字的，这与农民的文化水平有关，也与这种教育方式有关。
　　 “第三条，我看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你点种的手贴在肚脐上边一点的地方不动。别人是向前一伸一伸的。”
　　 “好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十分高兴。然后就开始从实际操作上教我了。
　　 可以说，我跟振山的感情，就是干活的感情，就是我们俩对农活都有的那种痴迷和创作的欲望。然后，就由我给他总结他干活的程序、规律。这是为了便于学习，但他哪次听了都会非常高兴地说：“好小子，看出门道来了！”
　　 他常说：“我扛活时也就你这么大。”
　　 我心里说：“我干活时也就这么大。可是这么大的人多数都在学校里读书。”
　　 有一次，我甚至感慨地对他说：“你老人家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命。”我的意思是，你只会干活，你管不了人，你可千万别去碰政治，连当队长那都是个误会。
　　 他呵呵地笑了：“我看呀你小子也差不多。”
　　 我嘿嘿地笑了，心里说：“这你可不见得看得准。”
　　
　　 岳振山对老贾家总有一种割不断扯不开的情结。经过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的教育，他始终也难以从思想感情上认识清楚，比如他与老贾家是被剥削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他甚至从心底总有一种报恩的愿望。我曾背地里对柳叶说：“你爸爸是义仆。”这似乎很可笑，因为他是共产党员。然而，如果我跟他本人说他是“义仆”，并跟他解释清楚什么是义仆，我想他不仅不会以为我是在骂他，甚至他会欣然同意，再甚至于他还为自己不算够格而觉得惭愧。也许在他那里，“义仆”也许比“公仆”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