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蒙开国功臣郝经

　　 郝经的一生，一如诸葛孔明“臣本布衣”之身世，未参加过科考，更不曾士第。可他却是一位有经天纬地、匡时济世之才的历史风云人物。同时，郝经的文化学术成就斐然，一生著作颇丰。说他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天文学家、教育学家、书法家等，都不为过，堪称通才、全才。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靠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直接参与了忽必烈创建元朝、统一中华的宏伟大业。他不但是忽必烈的股肱之臣，而且是元朝的开国功臣，也是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而深受民众景仰爱戴的一代名臣。
　　
　　 一
　　
　　 郝经（1223～1275），字伯常，陵川城内人。他的家族，是世代业儒、创办家学、开门授业、执教者众的文化望族。他的祖父郝天挺，更是饱学鸿儒、大教育家，金元文坛领袖元好问便出其门。
　　 金末，蒙军南犯，席卷河朔，陵川临近战争漩涡。为避战乱，郝经的祖父郝天挺与父亲郝思温携带全家，由陵川逃至河南许州临颖的城皋镇落脚，郝经即出生于此。郝经9岁时，蒙军攻陷许州，郝经又随父母避兵于河南鲁山。不久，鲁山也被蒙军攻下。一次全家随逃难人群躲于地窖中，被蒙军发现，以烟火薰之，死者大半。郝经母亲当场昏厥，不省人事。郝经用蜂蜜兑入寒苴汁，撬开母亲紧咬的牙关灌下去，其母竟奇迹般苏醒过来。一个9岁之童，便有这样的智谋，使围观者十分惊讶。
　　 1232年，蒙军攻陷河南，郝经又随父母避乱至河北，“先居于保，后徙顺天”，生活才算安定下来。由于屡经战乱，郝经家庭已然破产。迫于生计，其父郝思温开办私塾，藉以度日。郝经从父而学，“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只知勤奋苦读。1238年，其父执教于满城（今保定满城）。为维持生计，郝思温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只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让郝经受学习儒，发扬家风，郝经才不致辍学。后郝思温借铁佛寺南堂开馆授业，郝经在除承担起繁重家务之外，谨守父亲“忍穷为学乃郝氏家法”的教诲，“晨给薪水，昼理家务，少隙则执书读之”，“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手不释卷，专业于学，坐达旦者凡五年”（《元朝名臣事略》）。郝思温感泣而诗：“日月倘随天地在，诗书终疗子孙贫。”
　　 初为学时，郝经喜欢诗文。蒙古统治者初定北土，首次开科取士，郝经有心“决科文”，前往应试。郝思温训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果立平生之志于“道德之理，性命之源，经术之本”，下决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在这一志向驱使下，“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务求“穷理、尽性、修己、治人为本”，“其余皆厌视而不屑也”。在他刚满20岁时便才华横溢，声名大振，先后应服务元蒙的汉人贾辅、张柔两位大将军之聘，做了他们的家教。此间，郝经借他们丰富的藏书，恣意搜览，愈加饱学。再后，郝经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并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在四方游学，拓展视野的历练识世中，他面对金朝破国、元宋对峙之混乱局面，有了自己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他不仅形成“兴复斯文，道济天下”的政治思想，而且破愚脱俗，敢越雷池，大胆提出“破夷夏之大防”、“行中国之道即中国之主”的政治主张，并积极选择能帮助他来实现他这些思想的有道明君。
　　 郝经于28岁前后，还与在河北获鹿“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的元好问频频接触，成就一段乌鸦反哺式的师生之谊——元好问是郝经祖父郝天挺的学生，郝经又从元好问学一年多。当郝经谈及他“反对华夷之辨”、“从道不从君”的政治主张时，元好问予以首肯，并鼓励他勇敢担当起通过事明主而“以夏治夷”、“道济天下”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重任。
　　
　　 二
　　
　　 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忽必烈以同母弟身份，主管了大漠以南汉族地区的军政和民务等事务，在金莲川（今河北沽源县）设置藩府。忽必烈这位志在天下、后成为元朝开国皇帝的政治开明人物，此时一直在思考着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从其祖父成吉思汗起，蒙古铁骑便横扫欧亚大陆，席卷了多半个地球，却未能尽数纳入蒙之版图。究其缘由，皆因游牧民族的局限所致。蒙古大军虽然极善弓马，十分强悍，几乎每战必克，攻城必下。可“武攻”有余，“文治”不足。每克一地，以烧杀掠抢、席卷金银细软、女人、牲畜等满载而归之能事。故而，对所取疆土与城池，马上得之，却不能尽数纳而治之。忽必烈总结先人这一致命缺陷，认定欲得天下并稳坐江山，必须大胆使用汉之精通治国理政的精英人物，通过实行“汉治”而成天下。他的这一政治需求，与郝经的政治抱负正好形成叠合点与双向引力。所以当忽必烈第二次召见郝经时，郝经因“观其得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帝之流也”，欣然应召，北上而事之。
　　 郝经在忽必烈帐中做主议军国机务的高级幕僚中，深得忽必烈宠信：“世祖在潜邸，罗致异儁，挹其闻，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问，上稽唐、虞，下迨汤、武，所以仁义天下者，缓颊以谈，粲若所陈也。帝喜隃所闻，凝听忘倦”，“及践阼更化（皇帝即位后），用公之言居多。”（《元朝名臣事略》）有了这样的便利条件，郝经不失时机展开自己政治抱负的实施，对忽必烈屡上具有立国理民掌政与具有军事战略意义而逆转战场不利局面、应对和平息突生变故之重大政治事件等疏议、奏章：
　　 《河东罪言》。郝经历数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奉劝忽必烈“虽尺土一民，莫敢忽而不治”，须大行“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之革新除弊之举。
　　 《立国规模二十条》。他奉劝忽必烈效仿历代圣王贤君之“仁民爱物”，着眼长治久安，参照汉、辽、金旧制，“修仁政，正纲纪，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以成“一国规模、天下规模、万世规模”，为忽必烈其后行帝王之道打下坚实基础。
　　 《七道议》。正确分析了江南战场形势之利弊，进献动静之术、战和之策，以“以德不以力”为方略，控制地方并安抚民心，同时养精蓄锐，待以时机。
　　 《东师议》。明确指出蒙军久攻南地不下、陷入僵持局面的不利形势，进献正确战略方案，建议忽必烈要“术图”而不“力并”。指出前者为“取国之术”，而后者仅为“争地之术”。
　　 《班师议》。郝经针对蒙古国王蒙哥战死于合州钓鱼山，国中诸王蠢蠢欲动，尤其阿里不哥已在行皇帝令调兵遣将的危急形势，断然上此奏议。文中指出，前方蒙军孤军深入，险境暗潜，后方则内乱已见，如不“断然班师”、“销祸于未然”，必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坐失王位。进而献以把截江面，与宋议和，放弃辎重，轻骑北归之策。忽必烈恍然大悟，依计而行，如天兵突降般返回蒙都，一举弥平内乱，即汗位接管了朝政。
　　 《思治论》。他强调要边取边治，“德抚术图”，方可图谋大业，“能天下一也”。
　　 《便宜新政十六条》。涉及到：建元号，定都邑；立省部，统政要；严备御，稳基统；赦天下，求安元；行宽政，免弊端；总钱为，利国民；建监司，罢贪官；废世袭，选明干；减吏员，轻赋税；明赏罚，保贤良；定太子，防内乱等等。
　　 郝经的这些疏议、奏章，被忽必烈一一采纳，终成为中华大一统、名垂千古的一代开国皇帝。
　　
　　 三
　　
　　 忽必烈能成就帝业，郝经功不可没，因此备受忽必烈信赖，言听计从。按照郝经“偃师息民”、“通好两国”之谏议，忽必烈赐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并任其为国信使，佩金虎符，赴宋议和。郝经明知此行艰难重重，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但为践行自己“弭兵、息民、通好”之政见，不听同僚好友“称疾勿行”之劝阻，朗声言道：“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亿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遂“振衣束发，慨然启行”。郝经在将入宋境时，忧思《便宜新政十六条》尚不完善，又给忽必烈进献了《立政议》，着重指出，纲纪礼义和典章文物，是关系到国家命脉和元气的大事，必须修而不弃，充分重视。请求下达明诏，去旧俗，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才，宣示朝廷纲纪，修饰君王德化，息师抚民，实行文治，使天下乐享太平。
　　 郝经受命使宋，本来是为落实“通好、弭兵、息民”之历史使命而来，却遇到了两大障碍。其一是元朝内部的平章政事王文统，嫉妒郝经受皇帝器重，欲加害于他，暗地嘱托江淮都督李璮（其婿）挑起边境冲突，使通好不成。李璮又密告宋相贾似道和江淮制置使李庭芝，想借宋人之手加害郝经。其二是南宋右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当初背着皇帝宋理宗与蒙议和，忽必烈班师，贾谎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由此骗取信任，大权在握，总揽朝政。他怕郝经一到，真相败露。故而，郝经在辗转入宋后，即被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军馆，与世隔绝达16年之久。
　　 郝经被拘，南去不准，北还不放，多次上书宋主，前后十多万言均被扣压不报，反被贾似道伪传异闻，诱劝投降。郝经大义凛然，守节不屈，说道：“吾家七世读书，顾肯亏忠义大节，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并向随行人员讲：“且忍死以待，吾以天时人事测之，宋之命数殆不远矣！”在长达16年的监禁生涯中，郝经“讲学不辍，著述吟咏自若”，随从者多人也成为学有专长的人。郝经在狱中著有《续后汉书》、《春秋外传》、《周易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真观》、《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各数十卷，并将生平所写诗文整理成《陵川文集》。他治学严谨，著述宏富，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经学、哲学、史学、书法以及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存留至今的《续后汉书》和《陵川文集》，是研究宋元及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珍贵史料，建国后被列为“国学基本丛书”。由于其文化学术成就巨大，元以后的历代作传修史者对其推崇备至。如清乾隆年间钱塘名儒的朱钅荣在为《郝文忠公文集》作序时便说道，郝经“文章事业彪炳宇宙。……海内操觚之士咸仰若山（泰）斗”，足见其文化学术成就之巨大，对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贡献之大！
　　
　　 四
　　
　　 郝经被拘期间，元世祖按照郝经的《立政议》，平息了内乱，整顿了朝廷秩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于1276年发兵南宋。他按照郝经《东师议》“并力一向，争地之术；诸道并进，取国之术”的用兵原则，“自东海至于襄、邓，……以为正兵”，又“先荆后淮，先淮后江”，“三路并进”，仅以三个月的时间，便进占宋都临安，迫使宋廷投降，从而实现了中华一统。
　　 郝经于1274年底北归，途中得病。元世祖忽必烈特派枢密院官员、近侍太医和贴身侍从远道迎接。所过州县，不远百里而来观看者熙熙攘攘，无不以争睹其容貌为幸。见郝经全节不屈，皓首而归，人们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1275年4月，郝经回到大都，世祖在皇宫赐宴慰劳。
　　 长期的囚禁生活，使郝经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在他北归后的7月便病逝。临终，郝经挥笔写下“天风海涛”四字，飘然而去，享年仅53岁。天风海涛，扁舟一叶，士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这，应该是郝经临终写“天风海涛”四字的真实用意。郝经去世，忽必烈痛失膀臂，隆重为他治丧，因悯其忠节，谥号“文忠”。以后的元朝诸帝，对郝经多有加封赏赐，元成宗诏赠郝经为昭文馆大学士、资善大夫，谥文忠；元仁宗加赠郝经为推诚保节功臣、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冀国公，谥文忠。
　　 郝经一生的言行举止，显现出他的几个突出的思想倾向。
　　 “道济天下”思想。儒家历来主张学儒之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郝经生逢宋金蒙攻伐对峙、烽烟遍地之乱世，他坚持“不读无用书”，对应的自然是学以致用，学而有为。故而值国家大乱之际，方能“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以赴国难。他的目的，就是用儒家的仁政文治思想去影响忽必烈，促使蒙古人去除烧杀抢掠的野蛮习俗，创建以仁政为基础的元蒙政权，使天下由大乱得到大治，使万千生灵免遭屠戮，也使中华文明得以保护。
　　 民本思想，即儒家仁政亲民思想。蒙军初入中土时，烧杀抢掠，甚至疯狂屠城，蒙古贵族和地方官吏也横征暴敛。郝经对此极为愤慨，上疏《河东罪言》，直言蒙军、蒙古贵族和地方官吏为害百姓的斑斑罪行，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这份血淋淋的“民书”，对忽必烈影响甚大。郝经在进入忽必烈军营大帐后，屡上疏奏，建议忽必烈以百姓为基，厉行“亲民爱物”之仁政，通过文治安天下。同时，他积极建议“弭兵息民”,并亲赴南宋议和，宁愿以身犯险，去换取元宋停战与“两国交好”的和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