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李争楠先生

摘要：先生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不议论别人的不是，却总是把快乐无私的馈赠给别人。遇人问候他，他总是咧了嘴，笑得眯缝了眼睛，向人传达出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和豁达。 非常遗憾，我没能参加上李争楠先生的葬礼。我原本在先生生前给他承诺过的，他百年之后，我要去给他送行。可是，当我得知先生去世的噩耗，已经是几个月以后了。
　　 李争楠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参加工作，因爱给报社投稿，遂被组织上调入原武都报社担任编辑，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陇南最早的报人之一。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生的薪水养活不了在农村的妻子儿女，便自动辞职，回老家务农。之后，仍常年坚持给报纸杂志投稿，便有了民间文艺家之称。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于武都地区文教局在康县举办的文学研讨会上结识李争楠先生的。给先生打招呼，先生就咧了嘴，笑得眯缝了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先生与我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文学青年，便都成了忘年交。先生很谦虚，不倚老卖老，总是向我们讨教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我们也就跟他很随和，常常开玩笑，猜拳喝酒，没有顾忌。但出于我内心深处对先生的尊敬，我一直称呼他“李老师”，但我们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
　　 有一次，一个全区性的文艺作品讨论会在武都召开，会议组织大家去参观万象洞。在去万象洞的路上，先生感慨说，他第一次去万象洞还是个小伙子，这次去却已经五十多岁了。我就打趣他：“想当年，您是新矛一支；现如今，您是老枪一杆。”先生便咧了嘴，笑得眯缝了眼睛，大家也都哈哈大笑。此后，圈内就把“老枪”当做他的雅号，人前人后都如此称呼他。先生很乐意接受，一有人叫他“老枪”，他就咧了嘴，笑得眯缝了眼睛。这个雅号虽因我而起，我却从来没有叫过。
　　 先生早先还有一个雅号，叫做“故事大王”。先生满脑子故事，讲起来常常逗得我们乐不可支。时间长了，我们就鼓动他写出来，说那肯定是一部好书，是新聊斋。先生就写了一些，可惜他讲起来动人，写出来就逊色多了——大概是心到手不到吧。后来，先生也就作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康县要写县志，组织上就招聘先生成了县志编撰人员，使得他第二次参加了工作，也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期间，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撰写了许多康县的民间传说、民俗俚语、地理掌故等等，发表在报刊上。虽然大都是一些“豆腐块”文章，但除了先生，别人是很难写出来的——先生是康县民间文艺的宝库。
　　 先生对家乡的民间文艺“锣鼓草”颇有研究，曾写过专著。县上将“锣鼓草”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市、省和国家文化部门的批准，使得先生成了“锣鼓草”的传承人——这是先生对康县文化事业最大的贡献。康县县志是全国较早、全省最早的地方志，先生为这部志书的撰写、编纂、出版，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先生是个苦命人，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儿女，很不容易。写县志时，先生同已经成年的小女儿住在一间又黑又潮的小平房里，生活写作极不方便。退休后，组织上照顾他，才住进了老居委会旧楼上的一个单人间，在门口的过道里用蜂窝煤炉子做饭，仍旧笔耕不辍。先生很节俭，在我的记忆里，先生很少穿过新衣服，没有穿过皮鞋，总是一副农民打扮。尤其是，他每次吃馍馍，都要用双手捧着，生怕馍馍渣掉到地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调到陇南报社工作，临行前，先生送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根雕，之后先生还送过我几枚古钱币。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情谊很重。我每回去康县，先生知道了，都要找到我，约了文友们陪我聊天、郊游、饮酒。我有时候故意不让他知道，而是约了朋友在半夜里搞突然袭击，敲开他的门讨酒喝。先生总是热情招待我们，拿出酒来，同我们猜拳、行令、碰杯，给我们讲奇闻异事，同我们开玩笑，聊大天，斗室里一片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就到了天亮。先生孤独半生，幸运的是晚年也还有女人陪伴。我们对那个女人说，您可是我们的师娘了，得陪好我们的李老师，不然我们可要拿您是问。女的还没说话，先生就咧了嘴，笑得眯缝了眼睛，连声对我们说：“陪得好，陪得好！”
　　 先生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留下可以传世的大作，也没有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然而，在先生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率真，又有康县农民的淳朴。先生是一个宽厚仁爱的长者，又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先生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不议论别人的不是，却总是把快乐无私的馈赠给别人。遇人问候他，他总是咧了嘴，笑得眯缝了眼睛，向人传达出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和豁达。一个人，生的未必要伟大，死的也未必要光荣；只要能被他生前的熟悉者所记住，所怀想，也就足够了。
　　 如今，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在我心目中，先生在做人上始终是我的良师，在事业和生活中始终是我的益友。先生永远值得我学习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