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眼睛

我以为我离开得很久，转身却还在昨天。
　　 ——题记
　　
　　 一
　　 矿区的每个春天是被挑着担子的卖鸡仔人唤醒的。
　　 那些卖小鸡的人，挑着担子，一路唱着“小鸡――哩――好”的调子，一步一步走进临时户区。小鸡们一层一层装在笼屉一样的家什里，一路叽叽喳喳地叫着。鹅黄而温暖的毛色。嫩黄的小嘴。小巧的爪子。团团的身子。毛绒绒地让人疼爱。
　　 孩子们跟在卖鸡人的后面兴奋地学唱“小鸡――哩――好”，远远地看到自家的大门了，就大声地喊：妈，捉小鸡哩！卖小鸡的来了。卖小鸡的来了。声音欢快而清脆。于是从那些低矮的石头屋里转出一个又一个女人，短短的剪发头，素脸上没有一点脂粉，身上衣服虽不鲜亮但干净整洁。
　　 女人们围着鸡篓子七嘴八舌地讨价还价，卖鸡人脸上赔笑着，价钱上不会让。他说他的小鸡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母鸡多，公鸡少。
　　 捉小鸡也是有技巧的，公棒子最不受欢迎。公棒子就是小公鸡，只能吃肉。母亲挑小鸡时，一定要卖鸡人把小鸡放在松软的沙土走一走。鸡在众人的注视下，回身四顾。小鸡嫩黄的小脚悠闲地抬起落下，松软的沙土上留下浅浅爪痕。母亲紧张地盯着鸡抬脚落脚，鼻尖上沁出一颗颗细密的汗珠子。她失声尖叫着，八字步，一字步。临时户区的女人有口口相传的秘笈，母鸡走八字步，公鸡走一字步。小鸡似乎吃了一惊，乌黑的眼睛，睁着又圆又大，黑漆漆地一点星。鸡不懂母亲押宝一样的心情，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围在它身边的女人，尖尖的小嘴漫不经心地啄一颗沙子。
　　 母亲总是想把苦日子穷日子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而小鸡们是所有好日子的信心。
　　 五毛钱一只，母亲每次只捉五只，家里没有太多的粮食给它们吃，还有就是如果公鸡多或是死亡率高，还能捉几只来替补。
　　 那些被选中的小母鸡有黄帝选妃子的骄傲，它们时时能得到母亲的宠爱。刚捉的小鸡用一个小纸箱，放在暧暧的炕头上，还要用一块花手巾遮光。鸡渴了，母亲把唾液嘴对嘴地喂给它们，一点也不嫌它们脏。鸡饿了，母亲把自己粥碗里的小米滤出来给鸡吃。
　　 小鸡太可爱了，我一有空儿就去打开小箱子上的手巾，逗它们玩。悄悄地伸出手去，捉住它们摸一摸柔软的毛。而母亲时时提防着我们捉小鸡玩，大声地呵斥，像一只忠诚的老母鸡看护着她的孩子。
　　 每只鸡都有自己的名字，画眉呀，大环眼呀，帽帽头呀，母亲亲切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像唤自家的儿女。它们听懂了话，扭着屁股碎步跑过来，从母亲的手里得到一把米，一些切碎的菜叶。
　　 在穷人家如果不幸当了一只公鸡，那就太难过了。平时母亲在喂鸡时，总要把公鸡赶走，等母鸡吃饱了公鸡才能吃点剩的。小公鸡不甘心看着，瞅空跑过来啄几口，立刻被母亲恶狠狠地赶开。公鸡短命，活不过年的，母亲嫌它们能吃，总是早早地杀了吃肉。公鸡小小的，瘦瘦的，只有一斤多点。杀鸡的任务都是由哥来做，踩住公鸡的脚和翅膀，捏着鸡头，把脖子上漂亮的毛拔下来，鸡的眼睛闭起来，静静地等死。漂亮的颈毛飞得很高，那一刻，我伤心而害怕。哥一定也害怕，他把鸡头割下来扔在地上，而鸡身子还在挣扎颤抖。
　　 取鸡蛋是孩子们最大的快乐。我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热呼呼的鸡蛋放进母亲手里，她笑嘻嘻地握着带有体温的红皮鸡蛋，总要想一下，然后才摆在一只黑釉小口的坛子里。坛子里面铺着一层淡黄色的米糠。米糠能保持鸡蛋的新鲜度。
　　 现在想来，公鸡和母鸡的命运多少有些像临时户区女人的命运。如果有幸能成为一个有城镇户口的女人，那么有多少的好运等着你；而不是，那只能默默地接受所有的不公平。作为临时户区的女人，母亲一直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她十九岁远离亲人，在矿上生活至今。
　　 在黑夜里，我又看到那些小鸡的眼睛，一点一点星一样地亮着，而母亲的尖叫就在耳边，八字步，一字步。
　　
　　 二
　　 那些温暖的春天，草芽儿悄悄地张开眼，探头探脑，看着我们。
　　 甜甜的甘草活了，像细麻绳一样的根藏在深土里，要用铁锹铁铲等大工具来挖。挖甘草根不仅是个力气活，还要有胆量，传言甘草根是用死人头发长成的。所以挖甘草根是男孩的专利。他们在四月里拎着尖锹，成群结队地忙碌在荒山野坡。小女孩怕鬼怕死人的头发，不敢跟着去挖，就在小路上等那些英雄的男孩。黄昏时，金子一样的夕阳下，男孩子们拖着一地金色，腰里缠着几匝甘草根，像打仗的战士一样威风凛凛地从街上走过。谁的甘草多，谁的甘草根粗壮，谁的身后就会跟着听话乖巧的小女孩。
　　 我和兰用尖石头块挖一种叫麻麻草的根，这是春天最早钻出土的能吃的草。麻麻草的叶子紧紧地贴在地面上，要一点点小心地掘，才能挖出整根的草。兰儿手里握着尖石头，先把麻麻草周围的土刨松了，再用尖一点的石头往深挖。我两只手使劲地往外刨土，边刨边喊，快了，快了，就差一点了。再使点劲儿。草根乳白色，细细地和老鼠的尾巴一样。吃到嘴里微微有一丝苦，过后就是麻丝丝的滋味。我现在也不知这种草有没有毒，但那时是我们的零食。
　　 兰的父亲是井下一线的工人，有国家补贴的干粮证，能从班中餐领到月饼面包花生等稀罕吃食。我们下学后，常去她父亲下班路上等人。兰的父亲很丑，他的脸上有很大的一块煤斑。听大人们讲，那些黑斑是因为煤粉嵌进了破损的皮肉里。我很怀疑这些说法，长大后，知道了纹身刺青，才明白煤斑是煤矿工人另一种永恒的纹刺。我管兰儿的父亲叫大爷，从大爷的手里我分到一小把花生豆，或是一块油汪汪的月饼。淡粉的花生衣被油浸出一种深红，上面沾着几颗细小的盐粒。不舍得一下子吃光，先含在嘴里吮干净盐味，再嚼着吃仍香得让人喘不上气。月饼用一张干净的纸包上，只一会儿，油浸透了纸，纸片变得又薄又亮，隔着纸，麻油味儿直钻鼻子。
　　 五月槐花开，一串串槐花挂在绿叶间，整个矿区都浸在花香里。我们闻不到花香，我们知道又有可吃的东西了。我们把槐花叫做白花，男孩子爬上树吃，女孩子在树下拣落花吃。槐花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吃在嘴里寡淡淡的，大把大把地嚼，才能嚼出一点甜味。
　　 那天我和兰儿把拣来的花，一朵朵地放进嘴巴里，等攒多了大口大口地嚼。阳光从树叶滤过，闭一下眼，眼前浮起一段红色的膜。这时兰的哥哥哭着跑来，兰的父亲在井下被支柱砸死了。兰嘴巴里塞满了鹅黄的槐花，大张着嘴半天哭不出声来。
　　 后来我常梦到兰的父亲把一把红皮的花生放在我的手心，很丑的脸憨憨地笑着。母亲说梦到死人赶紧唾三口，鬼就缠不上身。我怕鬼，但我不怕大爷，我爱吃他手里的花生豆月饼。
　　 生活所迫，兰没有读完初中，十五岁时缀学，成了一名女矿工，每天穿着窑衣在选煤楼拣矸石。我下学时，看到兰黑脸黑手黑衣走进矿上的公共浴室。兰不和我说话，低着头一闪而过。
　　 岁月烟一样的散开，我趴在刚刚泛绿的田野里，手里轻轻拔着一根青草根，嘴里念着一个咒语，鸡蛋青，鸡蛋黄出来哇！草黄白相间的嫩芽，一点点从土里露出来，像是一双孩子的眼睛，惺惺然茫然四顾。已是成人的我，在草冷漠的眼神里涕泪横流。曾经那些青涩的日子和萌动的草芽一样，摇晃着我煤乡所有的记忆。
　　
　　 三
　　 煤是有眼睛的，它躲在黑暗中终年沉默着，它忧郁的眼神，忽然散在白亮亮的太阳光下，可以灼伤每一个矿区长大的孩子。
　　 临时户区建在矸石场附近，高高低低的石头屋沿着矸石场慢慢伸进山里。简易的小铁轨从临时户区穿过，也穿过我们的生活。
　　 临时户区的男孩女孩都有一个拣炭的铁丝筐，扁圆或是椭圆。假日里我们背着或挎着小筐，沿着铁轨，走进离家不远的矸石场。煤矸石是煤的副产品，和煤一起被开采出来，经过选煤楼女工的手，做为废弃物倾倒在矸石场。在煤矸石里总是多多少少混些煤块，孩子们用铁丝爪子不停地翻拣着大块的石头，希望能找到大的炭块。可矸子里的大炭很少，即使有也被大人们拣走了。我们只能拣一些碎煤籽。混在矸子里的煤籽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刺眼的白亮，而是乌亮，就像一双双黑黑的眼睛散在石头缝里。数不清的黑眼睛悄悄地眨着眼，那眼神黑得看不见人的手指。我们把碎碎的煤籽拣进筐里，黑亮亮的眼睛挤在一起，清澈冷洌。手不停地动，黑和亮一层一层地垒起来，垒成一个小馒头山。垒起来的还有我们的心事，属于孩子的心事，不让大人看见的心事。孩子们懂事的眼睛躲闪着大人询问的目光，把无忧无虑的笑容给他们。
　　 籽煤生火最快，哗地一锹进去，就是一团红烈的火。冬夜里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烤火，手背上皴裂的血口子丝丝地冒着血。母亲取出一个小玻璃瓶子从里面抠一块机器用的工业黄油，细细抹在孩子的手背上，然后靠近火炉边烤。不一会儿，手背烤得通红，黄油的油脂也慢慢地渗入肉皮里，钻心地疼。不声不响，火光在手指间跳跃，静静地在疼痛中感受自己的身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孩子们总是喜欢说虚岁，似乎这样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
　　 做为表扬，孩子拣回来的炭块，母亲总是独自堆一个小堆，一进院门，就能醒目地看到。对于母亲无声的夸奖，孩子们更加勤奋地做事，这种勤奋落在心里有一种成长的厚重。我们稚嫩的双肩正一点点接过父亲母亲沉重的生活担子。
　　 没有倒矸石的铁牛车时，我们沿着铁轨踩道木玩。丁，剪，包，猜大小定输赢。输家往后退一根道木，赢家往前迈一根道木。手指藏在衣服的后面，变换着我们小小的心机。退一步，进一步，我们用手势决定着位置。那时我们还不懂命运的沉重，还不懂输赢背后的玄机。亮亮的铁轨上反射着太阳白花花的光，刺亮得让人张不开眼。
　　 我和军愉快地做着游戏，为手伸出的快慢争吵打闹。我出包，他出丁。他输了退一步，我进一步。那挂铁牛车藏在军的身后，幽灵一样地行走。军的尖叫闪电一样划过天空，在闪电下我看到军的一只脚一只胳膊落在道木边让人恐惧地跳动。
　　 夜里，倾倒煤矸石的铁牛车沿着简易铁轨轰轰地驶进孩子的梦，孩子愉快地做着藏猫猫的游戏。
　　 在梦里他们遇不到煤黑幽幽的眼睛。
　　 多少年后我又一次走进煤乡的矸石场，一块遗落在路边的小炭块抓着我的裤角，忽然抬起瘦瘦的脸，黑黑的眼睛里，掩藏着多少成长的疼痛和秘密。
　　
　　 四
　　 我看不懂父亲的眼睛。他默默地出门进门，上班下班，挑水劈柴干着家里所有的重体力活。和临时户区所有的父亲一样，我们的关系是冷漠的，生硬的，甚至于陌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语言。如果那天我们有了肢体接触，那一定是父亲的脚。父亲打孩子时，一律用脚踢屁股。
　　 我小心地做事，小心地说话，小心地躲开跟在自己身后的眼睛。并不是怕肉体的疼痛，而是内心的一种羞耻，约束着自己不去犯错。
　　 母亲总是对我说，别忘了你的身份。这句话鞭子一样抽着我的心，时时提醒自己和别的同学是不一样，我没有城镇户口。老师在统计学生学籍时，总要让没有矿区户口的同学站起来。我和少数同学，羞怯地低着头，让老师记下名字。
　　 少年的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自己在矿上生活了十几年，却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矿上人说我们是农村人。而在遥远的乡下，我们是已经出去享福的矿工家属。我们没有参加过村里的劳动，我们也不能无耻地享受村里的福利。我们不是农村人，我们只是一群寄存在乡下户籍上的名字。
　　 在矿上，户口房子工作，都不属于我们。矿上任何的福利都没有我们的份。已经是初中生，班里不喜欢学习的男生，大声叫着“大不了老子以后当个窑黑子”。而临时户区的孩子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这样叫的，因为我们连下井工作的权利都没有。
　　 我们的名字登记在临时户籍里，我们的房子作为违章建筑建在倾倒矸石的荒山坡上，我们是矿上的多余人。我们必须自觉地躲开所有的福利。
　　 想起临时户这个卑微的身份，总是想起润子哥悲伤的眼神。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考学是临时户区孩子的唯一出路。但矿上不让临时户的孩子参加矿区的升学考试，他们必须回到原籍报名考试。农村的孩子不能挤占了矿上孩子的指标。生活在矿区，而没有一个属于你的身份。内心是羞愧不安的。好像是在做贼，偷的不是东西，而是偷了别人的生活。既然这样人家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甚至会处罚这个“贼”。老师对于没有户口的学生从来没有好脸色，成绩好也不行。因为再好的成绩也不能归于矿区。
　　 润子每年六月都要回乡下参加中考，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去，又把失望带给整个夏天。到开学的时候，他父亲就忙着找补习的学校。他不想他唯一的儿子回到乡下做一个辛苦的农民。那就只能是一年年的复读。五年，整整五年，润子读同样的课本，做同样的习题，已经没有学习的快乐和兴趣，只为一个可以在矿上生活的户口。
　　 后来，又有一个政策，如果父亲退休后把户口开回乡下，那么他的儿子就可以接班成为一个煤矿工人。润子就这样艰难地成为一个矿工，润子当工人后，对我说，我爹当了一辈子工人，为了我又回到农村。他说，他一定要找一个有户口的姑娘做媳妇，要不就对不起他爹。我转身离开，因为临时户的身份没有权利爱自己喜欢的人。没有户口我连做一个矿工妻子的权利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