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

摘要：一个传奇的地主分子 大舅的故事，母亲数年前就叨念大舅诞辰100周年全家要去祭拜。
　　 4月3日清明节前一天，母亲率我们兄弟四人及我和二弟的妻子到施湾村祭拜了大舅、舅母。大舅、舅母的坟坐落在废弃的河埂上。早前那也是条路，我们从老家到舅家的必经之路。
　　 这些年公路村村通，那路没人走了，成了完全的坟场。雨刚过，坟场的地松软湿润润的，坟朝向由于来自不同风水先生的主张显得杂乱无章，又兼土坟包与水泥坟塔高低、造型、颜色的不同形成交错突兀落差，更显现着坟场的无人管理。然春天，一往直前。蒿草野花在枯叶中钻出嫩叶，灌树枯藤从光枝中吐出绿芽。坟场，几处人声，点点炮竹，堆堆灰烬，袅袅青烟，肃穆中弥漫着对九泉下故人的牵挂和追思。舅与舅母的坟，已是绿草尺余，萋萋艾艾，可见表兄们对舅、舅母坟茔的照料。
　　 大舅吴正刚生于1914年2月殁于1978年4月。舅大我母亲17岁。母亲4岁外公就逝世了，外婆不管事，母亲实际是在大舅的溺爱下长大的。大表兄比我母亲小3岁，母亲对大表兄任意打骂，舅、舅母任其所为。土改前夕工作队先进驻我的家乡，当时工作队要地主们交“大粮”，数目惊人，地主们大都交不起只有逃跑躲藏，我的祖父母及全家都躲“大粮”没人在家，大舅也准备逃亡，可母亲待字闺中没有出嫁，舅要将母亲嫁出去才出逃，可我父亲家根本就没人在家，舅没法，采取“招亲”的办法，将我父亲接到家来成亲，这在当时农村是反风俗的，可大舅说只有母亲出嫁有了着落他才能安心逃亡，可见大舅对母亲的感情。大舅逃到上海本可以去美国的，可他惦念外婆没有去，留在曾受过他恩的吴姓本家中。大舅告诉本家，我这样躲藏不是个事得找个工作，本家说自己厂里正在招电工，可你认字不多又不懂电工啊。舅听了说，那你与出考题的师傅关系如何，能不能约他来喝酒？本家说这可以但他不可能直接告诉考题的呀。舅说他能来就行，他来喝酒你装着无用心的问他考题，我躲在后面把答案记下来。
　　 本家安计行事，舅如愿考上了电工，当电工还评上“积极分子”，但好景不长，“肃反运动”中舅只得自首。大舅只被判了五年半。六〇年全国闹饥荒，舅在监狱农场坐立不安，惦挂着家中的老母和妻儿，实在熬不住他越狱了。步行与趴火车跑到上海找他当初逃亡时曾留他的本家，要求将合伙购买的小洋房折价给本家，随便给多少钱都行，他要这些钱救家。本家拿了些钱给舅，舅赶紧跑回老家。舅将钱给了家里就立即往监狱农场赶，快到农场了，他看到一位农民在田里干活，舅拿出一根绳子央求农民将他捆绑起来，五花大绑的舅径直到监狱自首。还好，监狱没给舅加刑。
　　 这事我有依稀印象，父亲在学校外面接待舅神神秘秘的神情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有个大舅的存在。
　　 外公早逝，大舅过早挑起家的重担。大舅家临解放时房子也不过十二间，而且全都是土坯墙草顶，可见舅顶家立业时的不易和艰辛。舅的好运缘于他的好客，那年傍晚他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一身的落泊景象，大舅首先让他洗了个热水澡，拿出刚做好自己还没上身的崭新内衣裤给他换上，然后好酒好菜的招待。第二天大舅送他，那人告诉大舅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到合肥找他。舅当时也没把这话当真。那年保里（保，相当现在的村）要抓舅壮丁，舅东躲西藏的突然想起那人的话，死马当活马医，就去找找他碰碰运气，舅到合肥按地址找到了他，说了自己的困境，那人说放个乡长给你，舅说自己认字不多乡长干不了，就要当自家所在保的保长，显然大舅是在与抓自己壮丁的保长负气。回来后不久，大舅果然当上保长。
　　 大舅自当了保长后每年过年过节都要给保里的孤寡老人送米送肉。保里谁家受到欺负舅一定会给出头。他逃亡到上海住在吴姓本家，就是因为这位本家老家在罗埠乡，独门独户的总是受欺负，舅知道了，骑着马带着数人到本家家做客，从此，再没人敢欺负那位本家。也正因如此，大舅在文革中虽受尽批斗但遭打的次数不太多。好多老一辈村民对“老地主”还怀有感恩之心。
　　 大舅官至乡经济委员会主任、圩董（相当于圩口堤防主任）。他当圩董扣了远房亲戚的粮船要其交圩费，远房亲戚说你欺软怕硬，杨司令的圩费你怎么不敢扣？大舅说你放心，如果扣不到杨司令的圩费，我就双倍还你粮食。
　　 杨司令是国民党驻巢湖部队司令，在大舅担任圩董的圩口有田地。“杨司令”顾名思义老虎屁股可是好惹的？大舅话一出口的确犯愁了，这杨司令的圩费怎么去要啊？直接要，无异于找死。于是大舅放出话来，杨司令不交圩费就到“大公报”上去披露他，当然，大舅设法将此话传到杨司令那里去。杨司令知道了，说：“植三（大舅外号）何必这样，交圩费告诉一声就是了”。
　　 自此，大舅的圩董当得顺当。圩董可能是个肥缺，大舅被人告发了。那天，县里查办他的人到了石头镇，落脚在高参议员家，事也凑巧高参议员带信要大舅到他家去，查办的人与被查办的人都是客人，主人安排客人打麻将，大舅坐在查办人的上手，从言谈举止中大舅隐约感觉那人是来查办他的，麻将中他有意“放水”，放了水大舅有时将手中牌让下手看，让下手知道自己“放水”，结果，查办他的人吃了饭就回去了。查办的人暂时走了，但案子未销，大舅没几天赶到县城找到了县长周雄的家，大舅一到周雄家就将一个金项圈套在周的儿子脖子上。自此，周雄与大舅成了朋友。他逃亡到上海可以到美国，就是周雄邀他的。
　　 当年，匪患肆虐，大舅成立了自卫队自任队长，自卫队与土匪几次交手土匪都是无功而返，土匪恨透了舅，匪首夏作三一直想干掉舅，那天夏作三与跟班的骑着马走在路上，舅正好与他们迎头向相，舅远远认出了夏作三，可这时已无法退避——马比人跑得快。舅只好压低礼帽迎着夏作三擦肩而过，没走多远，跟班有意无意回头发现刚才擦肩而过的人不见了，跟班突然想起那人就是吴正刚。可是为时已晚，大舅已经钻进路边的厕所里，那时的厕所都是用土圈个围墙，上面是露天没顶的，舅在厕所围墙里支起了手枪，夏作三知道自己无优势可言，只得放过大舅悻悻而去。
　　 天有不测风云，大舅的自卫队有人叛变绑架了他，叛变的人要大舅交出枪支好下巢湖当土匪，那时母亲还小吓得要死，可舅母一点都不慌乱的带着绑匪集聚枪支，好在大舅可能是极度气愤多年未犯的癫痫病突然犯了，倒地“死”了，这才躲过了那次“鬼门关”。从这，也可见舅母的气度。舅母总是清爽干练，留存的遗相像极了宋庆龄。
　　 七〇年我与二弟在大舅家过年，知道舅母清爽的一个秘密，一条黑直贡呢裤子常年压在枕头下面，出门才穿上。69年我们三兄弟下放回老家，属于父母名下的一间房子不足8平方，而且与堂兄的屋连在一起，根本不可能独户居住，我们只能租屋住，当时下放有安置费和木材供应指标的，我们到大队开无房证明，可极左的陈书记因我们家是地主成分，就是不给开无房证明。想来，唯有摇头叹息。
　　 大舅疼爱妹妹，爱屋及乌视我们外甥胜过己出。我们下放当年就发洪水破圩，大舅那里也破了圩但房子未倒，当年大舅将我和二弟接到他那里过年，一直待到正月十五以后，要知道这在温饱难续的当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年地主家庭出身的尤其在农村是很难找到对象的，我们兄弟三人下放就是三条光棍，大舅担心妹妹找不到媳妇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我和表姐（大一岁）自小感情极好，至今也很能讲到一起来，这次表姐的儿子王飞还从上海带来茅台酒款待我们，可就是找不到那种感觉，我不同意，舅母与表姐也不甚愿意，可舅就是坚持，我深知这里面凝聚着舅对妹妹——我母亲的爱，凝聚着对我的爱。最终我还是没同意。没多久，我们家盖房子，舅来看我们，我怀着对舅深深的歉意一下子给做了九个“糖打蛋”，猜想大舅不愿弗我的用心，一下将九个鸡蛋吃光。
　　 我当时偷偷的流泪了——大舅原来是这么能吃。
　　 我招工了，大舅给钱让我买了块“钻石”牌手表。大舅得了胃癌，我未去看他，这成了我终生的痛！写到这我已是泪流满面。我是有情有义的人，可当年为什么没去看大舅哩？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对人性的磨灭和淡化？舅可能是太想我了，到白山供销社找我，不巧，那天我出差了，他看到食品厂在烤“麻饼”，胃癌在身的他看到出炉的热饼，他告诉烤麻饼的人自己是左哲夫舅舅，特别想吃那热麻饼，感谢食品厂许咸香厂长当即给了他麻饼。外甥不在，报上外甥的名字就有人给麻饼吃，舅回家自豪了好一阵子。
　　 大舅逝世，母亲没有告诉我，我埋怨母亲，母亲说怕给地主舅舅送葬影响了我的前途。其实，不至于，何况“四人帮”已倒。一条铁链拴住大象，不是铁链的力量，实是大象不敢作为。大舅生前不止一次的与我说，解放前我的确“风光”，但白天是提着脑袋在“风光”，晚上是提着心在睡觉。其实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倒是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可惜就是被“管制”。改革开放，政治清明了，农民富裕了，更重要的是“舅们”可以直腰了，抬头了，可是，大舅早已长眠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