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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间★小说』腿子令昭

作者: 酸风眸子 时间: 2012-03-04 阅读: 161次 点赞: 653个 评分: 5.0分

在我的二伯父林令昭身上,有着一幅阔大的胸怀。除了大队干部,他一视同仁地看谁都是盗贼,连我这样的小屁孩也不放过——他是“看青的”,学名叫护秋员。当然,因为又视

摘要:一个农民的故事 在我的二伯父林令昭身上,有着一幅阔大的胸怀。除了大队干部,他一视同仁地看谁都是盗贼,连我这样的小屁孩也不放过——他是“看青的”,学名叫护秋员。当然,因为又视大队干部为主人,唯他们的马首是瞻,他的阔大就有了奴隶的质地,因此他获得了一个绰号,叫“腿子令昭”。不知是谁先叫起这个绰号的。我觉得还是给我二伯父留了余地,也给领导留了余地:那就是省略了“狗”字。不然就成了“狗腿子令昭”了。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谁都可以这样称呼他。连大队干部当着他的面,也“腿子腿子”的。然而,我的令昭伯父却总是笑眯眯的,表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睿智。故我以为,在他的阔大中,自然就有“大度”、“智慧”,还有“服从”这类美德。
  
   其实,令昭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早年曾在“奉军”中当过伙夫。他的出名绝不在这里,而是他的那种以服从为天职的意识,他的服从主要表现在对大队干部的任何指令上。
   大队书记岳振林说:“令昭,你去翻翻你们家还有没有粮食,有的话拿大队来!”他马上“颠儿”“颠儿”地跑回家,拎起仅有的白薯干面袋就跑。
   我的二妈追着连抢带骂:“那岳振林是你祖宗呢!”
   他也不理她,又“颠儿”“颠儿”地跑到大队部。
   大队长岳少红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书记跟你闹着玩儿呢。”
   他也就荡漾起一脸的涟漪,笑模姿儿地又把粮食又拎回家。当他发现我二妈还在哭天喊地地骂,他就稍稍严肃一点地把盛薯干的口袋扔到我二妈跟前。
   他这种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纪律性儿,使大队干部不是很喜欢他但却很愿意使用他,因此“腿子令昭”的绰号后来搞得连外村人都知道。
   对于令昭伯父的行为我十分反感,但又没有多少资本与之作对,于是就有了“腹诽”,进而就是采取阿Q的方式,在心里安慰自己:幸亏他只是我的一位伯父。言外之意,他若是我的父亲可怎么好!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令昭伯父曾被大队任命为“护秋员”。那时候,按我个人揣想,除了偷不动的,就没有不偷粮食的。那时有句顺口溜,就是“大官儿搂,小官偷,社员没办法,缝个大挎兜。”令昭伯父的丰功伟绩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别看他见了村干部总是笑眯眯的,见了一般社员可是一脸的阶级斗争,至于发现你偷了粮食,那他简直就凶神恶煞了。
   他整天在路口蹲着,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发现来人就站起来,不管你是背筐的,还是挑担的。不管你是大老爷们儿,还是小媳妇,照搜不误。更重要的是,他的搜查绝对比过去日本鬼子对良民的搜查还要彻底。男子不必说了,女子绝对连裤裆内都要捏一捏。我们不能因此就可以说他生性流氓,确实有的女人将大裤衩里缝上口袋偷窃地里的粮食。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令昭伯父在做这等下作之事时,神情是绝对的严肃和认真,像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一样履行着每个细小仪式程序,甚至于你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圣洁”这类字眼。有一次,我就在一个年轻的妇女后边等着搜身。我一直别着脸看远处——不为怕看见那女人的私处,而是怕见到我二伯父的那张圣洁的脸。我为那张脸而羞愧,我为那是我父亲的胞兄的脸而羞愧。
  
   令昭伯父终于挨了一顿臭打,是几个女人商量好的选准了时间地点和打的方式后进行的。那是一九六二年春耕时节的事。当时又重新明确了生产队的地位,就是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天下大势正在处于合久必分的状态。令昭伯父本来分到了第二生产队,可他却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跑到第六生产队的路口去作保卫工作了。
   那时人们还吃不饱肚子,种地时,都争着抢着跟管点种的社员套近乎,要上一把玉米种或大豆种,放在自己的兜里,见队长不在跟前,就掏出几颗放到嘴里。这事儿我也干过。那玉米种放在嘴里先别急着咀嚼,而是用唾液先泡一会儿,然后再慢慢去嚼。这时你的嘴巴不会发出令人注意的“咯崩”之声,而且在咀嚼中还会产生一丝甜意。不过人们多不像我那样去品尝,只是放在嘴里,“咯崩”几下,“骨碌”一声就进行到下一个程序中去了,殊少诗意。玉米种好吃,大豆种就差一些。因其豆腥气过重,我也采取“咯崩”几下,“骨碌”一声的工艺流程。这样的结果,是农作物种子严重不足,于是就经常出现整条垅没有出苗的问题,我们管它叫“烟囱垅”。不过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可以补种的就补种,不可以补种的就那样待着去了,美其名曰“更风晾”。
   可气的是,人们总是不满足:队长睁一眼合一眼地让你吃种子不是挺好了么?可有人却不仅吃,还要往家装。六队的几个大老娘儿们特别是一个叫连秀的,就曾把口袋缝在裤裆里,把种子装进去,再将裤裆一挽,抽上裤带,除去摸以外,你是再也看不出来的。有好事者将这个信息告知我的令昭伯父。令昭伯父当然当仁不让。于是,他就去了那个路口。
   那是一个突然袭击,把连秀搞得很惨。令昭伯父愣是把粮食种从连秀的裤裆里给掏了出来。队长说:“冯连秀今天没工(不记工分),还要罚两个工(二十分)。”连秀眼泪都下来了。我的令昭伯父给队长送了一脸笑眯眯后就走了。连秀冲着他走的方向骂了有十分钟,都是那些涉及到男女生殖器上的词儿,在这里我也不好给你引用。
   不过这次行动却引起了好几个老娘儿们社员们的敌忾,她们相邀要联合整治一下腿子令昭。也是一次突然袭击。
   连秀打头,四个老娘儿们鱼贯来到令昭伯父面前,表现出了极其顺从和配合:连秀甚至主动把上衣敞开,露着两个硕大的乳房,颤颤地诱惑着。但我的令昭伯父不为所动——这种小伎俩他见得多了。按照已有的程序,他老人家从上往下开始摸索,还没等将手伸进裤裆,连秀就怪叫一声:“你怎么抠我呀?你个老流氓,打你个老流氓!”于是,我的令昭伯父的右脸颊上马上多了五道血痕。也就是说,这四个女人一开始就违背了“骂人别揭短,打人别蒯脸”的古训,对令昭下了毒手。她们不仅有备而来,而且分工明确,我甚至怀疑她们是否进行过实地训练: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负责“底盘儿”,上去就从后边抄令昭的两条腿,使令昭一下子跪在地上,失去了反击能力;连秀负责“台面儿”,专门对付令昭的脸面,而且以挠为主;那两个女人只管中段儿,主要是用脚去踢。
   有道是一虎难敌群狼,何况是一只疲老之虎对四只母狼。于是一场并无悬念的一边倒的战斗不长时间就结束了——令昭一动也不动地趴在地上,四个女人扬长而去。队长和其他社员大约都急于回家做饭或吃饭,见此情景就都绕过去了。等我闻讯赶来时,我的令昭伯父还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与大地母亲作着零距离地接触。
   我把他扶起来,看着那只花瓜一样的脸,脸上的血道子与土一揉,又红一块、青一块、黄一块的。他的裤带也让她们给解开了,裤裆里装了一堆土。屁股蛋子上也是一块青一块红的。我给他抖掉裤裆里的土,系上裤腰带,架着他原地转了一圈儿,心想:这些老娘儿们也算手下有德。她们只是动手,却连冷兵器也没好意思用,比如锹哇镐的,她们都拿着呢。我们爷俩在做这些动作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在我而言,我虽然心有不忿,但也觉得他实在也是自己找的,也就是说,他该打。至于令昭伯父,他所以不说话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还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二是他也无话可说。这样说,不是他真的“耍了流氓”,而是他在小辈儿面前如此狼狈,怎么说也不合适,既不合适索性不说。于是我们爷俩一路无言而又一瘸一拐的到了家里。我的二妈一边骂他,一边“心有戚戚焉”地掉眼泪。
  
   出了那件事以后,村外的路口就再也看不到我的令昭伯父的身影了。大队小队干部们提起此事来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少红大队长甚至将“那几个老娘儿们差点把老令昭的卵子儿给挤出来”当成一句玩笑经常挂在嘴上。说实话,只要有人谈起他来,我总是借故躲开。实在躲不开时,就保持缄默。
   我的令昭伯父十几天没有爬起炕。一个月后,他出现在大队部。
   大队部里,振林书记和少红大队长正商量事。一见令昭,少红立刻打召呼:“令昭,有事么?”
   “没事,看看。”令昭还有一些花花儿的脸上随即荡起了几圈涟猗。
   振林说:“有事你就说,你没见我俩正忙着么?”
   “没事没事。”令昭伯父只是站在门槛子外头笑眯眯地看着他的两个老领导。
   “那没事我们可正商量事呢,你改日再待着来。”振林说。
   “我,我,我挨打着。”
   “那我们知道。”
   “那,我是为,为了公家……”
   “这事呢是这样:你呢,是为了集体。可是呢,你又不是领导派去的,是不?现在呢,工分都是生产队的,给你记不记工呢,都得你们第二队的队长说话儿才算。你呢,又是跑第六生产队去干的那个事,所以我看呢,大队,二队,六队都没法给你记工,也呢,不算因工负伤。医药费啥的呢,也没法儿给你报。”振林说得挺委婉,也挺明确。
   令昭的脸青一会儿紫一会儿:“那,那,”猛然转身,向外就走,踉跄了几步,忽然他冲着天上就来了一嗓子:“我操你妈哟——”
   振林闻声三步两步就窜出来,揪住令昭的脖领子,就把令昭提溜起来:“你骂谁?!”
   令昭翻着两只小眼儿直打咯儿:“我,我……”
   “说!你个王八蛋操的!”
   “我骂我己个儿(自己)啦。”令昭的声音细下来了。
   令昭那脸,整个的已经成为青灰色,其中又有被连秀挠过的血道子,那脱了痂的是一道道的白,没脱痂的是一道道的黑。两只眼珠儿向上翻着,红红的,眼角有两疙瘩眵目糊,黄黄的。鼻子使劲地皱着,一副假牙呲出来,上边的已经脱钩,使他发出的声音只是不清不楚的“呜呜”,你竟不知道他是在哭还是在笑,但他的脸上确实淌下了泪水。
   振林放了手,令昭这才脚跟着地,也“出溜”一下瘫在地上。
   “你给我滚!妈拉个逼的。再到大队捣乱来见!”振林又踢了他一脚,才恨恨地回到屋里。少红一声也没吭地也跟着他进了屋。
   令昭谁也不看,爬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回到家,好歹爬上炕。
  
   那天晚上,约模七点多钟,我二妈急急忙忙地跑到我们家,跟我母亲说:“我看你二哥不好。”
   “不好”,就是要死的意思。那时,我父亲和令昭伯父的独子五九年就下了关东了,我哥在外地工作,我姐在县城上学,家里只有妈妈和我。
   我们赶紧动身。我母亲吩咐我说:“你去请先生。”
   等我和大夫赶到时,令昭伯父已经开始捯气了。
   我二妈一边抹泪,一边跟大夫说:“他就是总说一句话‘我吃药了’。”
   “吃啥药了?”
   “要我说,他说的'吃药',准不是好药!”我母亲说。
   我二妈一拍脑袋,“嘿”了一声就跑出去了。不一会儿拿着一个瓦罐子回来,一边跑一边叫着:“他喝了卤水了!”
   此时,大夫早已翻了他的眼皮,摸了他的脉搏,然后冷冷地谁也不看地说:“预备后事吧。”
   我二妈一拍大腿就坐在了地上,咧开大嘴就放了悲声。
   我母亲赶忙去拉她:“二嫂,快起来,还不少的事呢!”然后和我一起把她拽了起来。
   一会儿,令昭伯父就咽了气。在给他蒙上脸之前,我扫了他一眼。那是一张狞厉的脸: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得大大的,鼻子皱到了上边。大约就是振林书记揪他脖领子时见到的那张脸。我母亲说:“你二大爷好像在问什么,好像在骂什么,也好像在哭什么,只是不见别人都有的安祥。”
   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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