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妇，一位贤妻良母。她勤劳、坚韧、善良、和蔼。如今，母亲年近七旬，但她的身体仍很健康，这得益于她一生的艰辛劳动练就她晚年健康的身子。
　　 父亲过世后，母亲住进了我们这个小县城，但她时常牵挂着老家。那些，她亲手栽下的梅树、梨树、柿树、核桃树、樱桃树、柏树、杉树、香椿树等等；那些，她误肥而荒废的园子和稻田；那些，装满粮仓发霉的谷物；那些山林、地界，还有那只麻猫，那条花狗。母亲还经常念叨她和父亲一起辛苦垒起的虽不那么殷实的家，一起耕种的土地，一起经风雨历磨难，相濡以沫的日子。
　　 对于家，我们兄妹三人是母亲的全部，为了我们的成长她就像一盏油灯，一盏照亮我们人生的油灯，她的青春为我们在慢慢耗尽。
　　 母亲自小生活在单亲家庭，解放前，外爷是个教书先生。听外婆讲，我外爷师范毕业那年，很多单位要他留在大都市，但他执意回乡下老家教书育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外爷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他不想离父母太远了，在那种动荡年月。他的知识很渊博，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官员多次请他参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就因为他认识不少的地方官员，解放后把他家划成了“小土地出租”，害得我舅舅初中毕业不准参加高考，毁了他的前程。
　　 全国刚刚解放那年，我外爷不幸病逝。那时，我舅舅不到一岁，我母亲才三岁。母亲还有三个姐姐，全家六口人，其担子就放在了外婆和我大姨的肩上，后来，大姨、二姨、三姨都失去了读书的条件，她们把上学的机会都留给了我母亲和舅舅。那时读书很不容易，我母亲考进了南江县城幼师学校。当时的幼师也是要包分配的，遗憾的是，快毕业的时候，母亲正赶上60年代初期食堂下火，学校停课。之后，就再没有恢复上课了，母亲只好回家待业务农。
　　 母亲很勤劳、勤俭，更坚强。
　　 20岁那年，母亲经人介绍嫁给我父亲，她从此开始过山里人的生活。我父亲是个教师，但家贫如洗。我们老家小地名叫蒲家山，人烟稀少，海拔1200多米，吃水靠背、挑。开门就见山，出门就爬山，老家几乎与世隔绝，数代人肩挑背磨过日子，90年代才照上电灯，至今公路、自来水都没有通进老家。
　　 母亲婚后不久，我的伯父心想家里添了人口，嫌我母亲又干不来农活，吃闲饭，会影响家里过日子。于是，逼着我婆婆硬要分家，把我父亲和母亲分出去另立门户。我爷爷在我父亲读师范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的大小事都由伯父做主。分家那天，父亲不在家，伯父给母亲分了一间小堂屋、一个大木箱（老鼠把四个角都咬烂了的，母亲用四块石板堵住四个角）、两个土碗、一个铁罐、5斤黄豆、50斤谷子、一张破木床。
　　 我们三兄妹就在这间小木屋里相继出生，5口人在这间屋里生活了近十年时间。
　　 当天晚上，母亲没有做饭吃，她很怄气，独自一人坐在床头伤伤心心大哭了一场，泪流干了，哭累了，母亲开始盘算家里该添置哪些东西，以后的日子该从何开始。无法入睡的母亲急盼着天快早点亮。夜，偏偏像无边的大海。
　　 第二天，母亲一早步行30多里路程赶到父亲教书的东榆铺小学，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母亲满以为父亲会生伯父的气。不料，父亲不但没生气，反倒漫不经心地说：“‘儿大要分家’，分就分了，早迟都要分家的，成家就得立业嘛。”母亲感到很委屈，但她没有埋怨父亲，默默地流泪忍受了。当天下午，母亲买好了一些家用必需品就匆匆赶回了家，独自一人开始升起第一缕炊烟。
　　 母亲很要强，她天天起早贪黑劳动，勤俭节约持家。
　　 那些年，生活很艰苦，我们家缺劳力，就连吃饭都紧张，老家出包谷和洋芋，但产量都不高。包谷和洋芋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主粮。每年难吃上几次肉，即使过年也只吃猪肉，想多喂几只鸡又没有多余的粮食，家家户户都喜欢养母鸡，好下蛋。蛋可以换油盐，还可以蒸蛋吃待客，方便。那时的猪也很可怜，平常就吃野猪草和几把糠，等到包谷和红苕出来时才给它吃粮食催肥，不管它长不长，肥不肥，冬腊月的时候得杀了熏成腊肉好过年。要是哪家没有杀年猪就会遭人家讥笑。我们家里人客多，年一过完就没有肉吃了，平常请人种庄稼时，只好提前一天进城买点新鲜肉。
　　 集体生产时，我伯父是我们社里的作业组长。他们家里的日子还算好过，每天晚上他家都要煮晚饭吃，要么煮面条吃得山响，要么煮腊肉喷喷香。我母亲为了节约，经常不吃晚饭，先给我们三兄妹做点吃的便早早地把我们哄去睡觉，然后她就饿着肚子忙家务。
　　 有天晚上，伯父他们一家人在隔壁吃包子，伯父边吃边故意吆喝，“娃儿们快吃哟，又大又香的肉包子好吃不好吃？”我家床的隔壁就靠着他们家的饭桌。我和弟弟其实没有睡着，我咽着口水，弟弟忍不住哭着想吃。母亲只好把焐在干猪草里面的几颗野梨拿出来东哄西哄才把弟弟哄乖，我们兄弟俩嚼着酸酸甜甜的野梨才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母亲把一袋麦种用手磨单颗单颗磨成面，蒸成碗口大的肉包子，用筷子串起，搭条凳子叫我和弟弟坐在院坝当中吃。“肉包子好香啊，我们家的肉包子好大好香啊。”我弟弟边吃边吼。
　　 此时，在一边忙碌的母亲却流着泪。
　　 就因为母亲的省吃俭用，不久便患上了胃溃疡。五年的病痛折磨得母亲卧床不起，常常见她痛得在地上打滚，满面都是汗水和泪水。父亲教书，经常不在家，每次妈妈胃痛的时候很难受，很可怜。那时，我外婆隔三差五来我们家照顾我妈和我们三兄妹。我外婆特别心痛我妈，妈是她的幺女。指望妈妈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爱莫能助的外婆以泪洗面，天天都要为妈妈祈祷。可我伯父却是个心眼坏的人，他不但不帮助我们一家，还专门找了个巫师替我妈立水碗。胡称我妈活不过当年，说是水碗里的花圈和棺材都显全了。这事不知谁传到我外婆耳朵里，害得外婆一个人躲在山坡上把眼睛都哭红，哭肿。
　　 那年，我6岁。从那时起我开始学做家务、煮饭，很多时候，我一次蒸一铁罐红苕，我们三兄妹要吃几顿。我除了照顾弟弟和妹妹外，我还有一件苦差事就是放牛。我家里喂了一头黄牛，是社里分的。那年月喂牛也可以挣工分，好分口粮。我每天牵着牛在屋前房后的田坝里转悠。那头母牛，很驯善，我牵去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也很友好，从不与我为敌。
　　 在我记忆最深处，一天，我把牛儿赶到屋对面山坡上去放时，没有把牛鼻绳给盘在颈项里，不料牛儿自己踩住了绳子从半坡上摔了下来，把牛角都摔落，满头鲜血直流，吓得我倒在地上滚来滚去地哭。我满以为崖那么高会摔死，结果没事。它老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惶惶的眼神看我，随后打了几个响鼻，算是向我表明它没事。
　　 我7岁才启蒙读书，放牛是我的必修课。我的童年和那头牛一起成长。后来，土地下户，那头牛也就分给我家，它还为我们家产下了几头小牛。母牛老死的时候，我已读初中。
　　 为了治好母亲的病，父亲四处寻医，听说俗名叫“地苦胆”的中药能治好胃病，父亲利用星期天和暑假，几乎把我们老家的山沟山梁挖个遍，这种药总是生长在大山里的石缝中。我时常看见父亲用背篼背着钢钎、手锤、錾子和锄头，一早上山很晚才回家。也许是父亲的爱感动了上苍，母亲的病在父亲的调理下慢慢好了，至今没有复发过。
　　 病刚好，母亲就执意修房子，面对家徒四壁，父亲不同意，因为母亲的病才初愈。但母亲的性格有点倔，不管三七二十一，说修就得修。母亲等父亲去了学校，便在家请风水先生把宅基看好，又找人砍树、烧瓦，做好修房子的一切准备。在母亲的坚持下，我们家宽敞明亮的新瓦房很快建好，但家里负下的债就更大，母亲的苦也就吃得更多了。那时，弟弟、妹妹都相继上学读书，家里的一切靠母亲一人负担，白天忙完活，再累还得亲自生火做饭。农忙季节，为了赶活路，天不亮就起床煮好一锅饭，晚上回家热剩饭吃。有时太累了就吃冷饭和咸菜。
　　 土地下户那年，有权有势有劳动力的家庭就把好田好地分完了，母亲不服气，为了争我家房子旁的一块地，她和人家大吵一架，对方不服气将母亲打了。我和弟弟放学回家看到母亲乌黑的左眼圈时，母亲像是受了天大委屈没地方倾诉，哇的一声哭了。母亲将事情的原委说了，我听了气急败坏，但不知道咋去报复。事后，我和弟弟偷偷溜出家门跑到打我母亲的那户人家的屋后，捡了一堆石头远远地朝着他家的瓦房噼噼啪啪乱砸。正好他的母亲在家做饭，吓得冲出家门大喊大叫，“天啦！这是咋回事？是哪个短命的这么哈呀，我的天啦！”我一阵盗喜，和弟弟大摇大摆回了家。
　　 这事，就连我母亲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在我们心里一直藏着呢，现在回想起觉得幼稚可笑。
　　 母亲常说，“人哄地皮，地皮就要哄肚皮。”她说，只要你不懒，就不会饿饭的。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到户。我家就再没有闹饥荒了。
　　 慢慢的，我们在父母含辛茹苦几十年的养育下，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就像三只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到这山一个那山一个。
　　 父亲退休后，他和母亲就坚守家园。父亲因为多年的哮喘，每年冬天几乎不出大门，全靠母亲照顾他的起居和生活。
　　 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她不仅要照顾年迈的父亲，还常常关心八十多岁并且视力模糊的伯父和二爹、二妈两位老人。当时，伯父一个人在家，儿子儿媳都在城里务工，他时常捡不回柴，背不回水做饭吃。据说，有一年冬天，天旱无水吃，伯父天不亮就打把电筒去几里路以外背水，他守了一早上装了半塑料袋水，途中歇气的时候，塑料袋被树枝戳破了，回家时就剩空袋子，伯父坐在门槛上伤伤心心哭一场，母亲看在心里很难受，请人给伯父砍柴和背水。平时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会把伯父和二爹、二妈几个孤寡老人叫到家里一起吃饭，逢年过节都一样。
　　 母亲将伯父、二爹、二妈还有我父亲这些亲人送走后，她有些疲惫，有些孤独。如今，母亲虽住进了城市，放下了肩头几十年的担子，却永远放不下守望一生的家。
　　
　　 父亲生病
　　 2011年元月2日早上，母亲一个电话把我从酣睡中惊醒，电话那端，从母亲语无伦次的哭腔中我预感到家里一定发生什么急事。
　　 早上起床，父亲去上厕所的时候，摔倒在了床下，人事不省。父亲今年5月将满74岁，多年的气管炎纠缠得他经年哮喘。
　　 接完电话，我像皮球一样从床上弹了起来，立马叫醒妻和两个孩子，一同往乡下老家赶。
　　 几天前，当地刚下过一场大雪，老家仍积着厚厚的雪，租来的一辆面包车摇曳在雪地里，滑行在泥泞的山路上。有时路过悬崖峭壁的路段处，我紧闭双眼不敢朝窗外看。
　　 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再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回到了家。家里早已坐满了乡邻乡亲，母亲正忙着做饭。从母亲和乡邻们的表情及语气中，我猜出父亲可能度过了危险期。按照乡里的习俗，刚从外面到家的所有人都不能先进病人的房间探视。我们只好坐到火塘边烤火。
　　 “你爸爸早上8点多起来上厕所，叫我扶他，刚下床就一下偏倒在了地板上，我又抱不动，怕他中风，便将床上的两床被子拉下来给他垫在地上。随后，我跑到客厅里拿手机给你们打电话。幸亏有邻居赶来帮忙把你爸爸抱到床上，才没有发生意外。现在他已醒了，就是说话有点吃力，呼吸困难。”母亲边说边叹气。
　　 吃过农村的午饭，已是下午3点。我拉着12岁的儿子秋声走到父亲的床边，其实他早就知道我们回来了，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你们难得跑一趟，我又莫事。”父亲吃力地嗔怪道。我握住父亲干瘪无力的手，一股说不出的痛和酸楚涌向心头。
　　 当我提出扶他下床烤火时，父亲有些犹豫，随后勉强答应了。不料，当我替他换秋裤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他的下身到处都敷满大便。父亲就像小孩子一样，睡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便用毛巾丁点儿丁点儿地轻轻擦拭，弄脏了几盆水才擦干净。
　　 晚上，父亲的精神有些好转，我和妹夫提出明天用车接他进城去医院治疗，固执的父亲居然不同意。“我没事，不用你们管，你们各自忙你们的事去。”
　　 第二天，我便回城上班了。
　　 从那天起，我无论是在白天或是半夜，只要一有电话响起，就会下意识地担心是否家里有事，如果接到母亲的电话，就立马有着后怕感。好几次，母亲打来问候电话，但每次都要吓我一跳。
　　 春节，我们兄妹几家人都回家团聚。腊月29日上午，冬日的暖阳格外温和，我们在院坝中生了一大堆柴火，父亲颤巍巍地坐到火边赶闹热来了。他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翻看我最近新出版的诗集《孤独的城市》。一整天，父亲都很快乐，也很精神。
　　 大年初一的晚上，父亲突然病情加重，半睡在床上呻吟了一个通宵。每当他咳嗽、呻吟一下，我的心就要收缩一次，直到天亮。那个春节，全家人过得不那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