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三则

　　 一、闲话丰子恺
　　
　　 近人常说丰子恺，遂并不陌生，知他是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是李叔同先生的学生、弘一法师的俗家弟子，然真正接触其文，阅读其画，却是在眼下，属初遇。
　　 丰先生的文字，随笔见多，行文也似无甚个讲究，半白半文，有大巧若拙之感、自说自话之觉。就其文字的内容，大多也很平实、朴素，生活气息很浓，很能感动到人。比如《阿难》、《癞六伯》、《我的母亲》，皆娓娓而言间流露至深之情，令读过的人实难相忘。丰先生是个性情温煦、心念细腻之人。有篇文字里讲，他曾在一块空地上搭竹棚移种过几棵扁豆苗。扁豆是攀援植物，蔓条细柔缠绕，却能有力“抓”住周围的攀附物，盘旋向上生长。有时，一些蔓条为了寻找远处的攀附物而失去方向，会独个离开搭好的竹棚架子，“颤袅地向空中伸展，好像一个摸不着壁的盲人”。丰先生看到后，就会生出可怜心，总会过去一一扶助援正，让其重新步上对的路。看到先生记录的这件小事，倒叫人平白想起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有次去丰先生家，丰先生请他坐藤椅时，法师却先将藤椅轻轻摇摇，意在摇动藤隙间居伏的小虫子们，好让他们及时走避，免被人坐之力压死。如此观照倒可见得，这师徒二人，皆是“佛无相”，是菩萨的化身。
　　 丰先生写的文章，还彰显一种旧式文人的古典幽默。何为古典幽默？自觉着就是寓理于趣，就是将好笑的东西深藏于文字的内里，初读不怎的起眼，然一旦会意，便会频频赞叹欣然忘食的那种。比如先生的《渐》、《剪网》、《肉腿》等都是。有一篇《吃瓜子》写的最有意思，开篇头一句就很吸引人，说：“从前听人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此间的“筷子博士”、“吃瓜子博士”，大概人人都知得晓得。只是，我一度为这个“吹煤头纸”感到纳闷，也觉玄妙。查了查方知，“煤头纸”原是种引火的小纸卷，过去人们做饭烧的是煤,而煤又不易燃,所以烧煤时要用纸来引燃。把点燃的纸放到煤块的缝隙里,再用嘴向里吹风使纸充分燃烧，即是“吹煤头纸”。还有，除了烧火做饭，抽水烟筒的人也常会用这个点烟。文至于此，先生谓此为“博士”之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吃瓜子》一文内，在叙述“吃瓜子”之事时，先生只用了“格、呸”、“的、的”四个字，就将嗑瓜子人的深情、动作、及心里描绘至尽，简直令人绝倒。先生还说，他自己不会嗑瓜子，总将瓜子嗑成两个断裂的瓣，那夹在半个壳中的瓜子仁，“好像日本版的洋装书，套在很紧的厚纸函中，不容易取它出来。”比之更有趣的是，文中还说了一位日本人嗑瓜子的全过程。我从读其将瓜子“格”的一声咬开开始，到其将唾液把瓜子外皮全部浸湿，从而导致拿在手里无法剥开，滑落在地，急得空咽一口唾，到最后大嘴一张，放进些瓜子仁的碎屑，“犹如沧海中投以一粟”为止，一路读过，一路暗笑，直翘酸了嘴角和腮帮子。
　　 丰先生的文字写的好，画画的也好看。而且，其画感觉皆是兴笔漫作的。杨，柳，花，月，桌椅，茶盏，楼台，空窗，江水，渔翁，舟子，横桥，燕子，小鸟，思妇，落红……无论画什么，皆简净，和静；皆寓理于趣，意味无尽。
　　 先生的画，色彩少，似重在“态”上。比如《锣鼓乡音》一幅，一应忽略眉眼五官的描绘，只一动作的定格，却见了老者的龙钟之态，少者的稚乐之姿，分明的很。他的画，美感少，似重在“情”的强调上。比如《脚夫》，秃顶，独腿，肩挑两筐，筐内萝卜巨大如山石，看着就叫人腰酸，让人心怜。再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窗空天，一弯梳月，一副茶具，无人，却又觉人刚离去，还未走远，还在楼下依依话别。他的画，不讲究工笔，却意韵极深。比如《樱桃芭蕉》，鲜果在盘，边傍一颗燃着的香烟，叫人能真实体觉到，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光阴，是如何在人的眼皮底下袅袅而去的。又比如《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更是具足禅意，叫人阅后，忽而悟得，不仅时时要保持以洁净之院待人，亦该时刻要保持以洁净之心接物。他的画里，更具一种大襟怀大慈悲。比如《诀别音》，一鸟中箭亡，一鸟连哀鸣，无声无音，却凄入人心。比如《生机》，斑驳墙缝里一草冉冉动动，寸许长，双瓣，无色无彩，却觉力透全身。再比如《!!!》，大脚小蚁，生死一念，止则难收，动则惊心。
　　 丰先生在讲述自己的生平时说：“余不喜社交，又不好孤居，常喜于无人相识之市井中彷徨观览。每见世间可惊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辄有所感，归而记之以画。”先生还说，“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生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此一，概是其《护生画集》的深意所在——护生护生，护则是修护、呵护、保护、守护；生则是众生，是自然万物，也包括自己。
　　 丰先生文字写的妙，绘画画的好，他在书法、音乐、诗词方面亦卓有成就。先生不仅著有《护生画集》叫观者铭心，他还有一“缘缘堂”令世人神往。
　　 “缘缘堂”，起初只是一个名儿（丰先生言中之“灵”)，其成于民国十五年，其时先生正与弘一法师住江湾。有天，他随意写些自己喜欢的且能组合搭配的汉字，团成团儿，撒在佛画像的供桌上，拿了两次阄，拿的都是“缘”，遂两“缘”合而成“缘缘堂”。后，便请其师书横额，经装裱，挂于所居出租屋内。再后，此额一直随他辗转迁居各处，直至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才于故乡石门湾起楼，正式为“缘缘堂”建骨成形，携妻率子入住。那堂外，“坚固坦白”，“深沉朴素”，有一秋千架，架上有桃放，架下有蕉影。堂内，则置风琴、悬古画，更有图书四壁，实是个身与心的好栖所。岂料，这样好的一个居所，后来却遭战火连袭，毁了。丰先生曾有撰文怀念他的“缘缘堂”，其情之挚之哀，读过后，确确悲人心恸人肺。
　　 “缘缘堂”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缘缘”二字最是好，缘生于缘，缘止于缘；缘是缘之因，缘是缘之果；缘在缘内，缘在缘外；缘要懂得养，懂得惜，亦懂得随。丰先生说，他的随笔之文就非“随便”下笔，他的漫画亦非“漫然”落墨，那些作文作画之材料，大多不工于形状色彩，而是求其有深刻意义。他说，“希望一张画在看看外，又可以想想。”这一点他想到了，也做到了。他还说，起初他不过是于无意间得了“缘缘堂”一匾，得了“缘缘”二字。想来，今人若从他的文墨之内，从这一匾二字之中，能略有所顿悟，倒是丰先生的无意之意，是他言下之“缘缘”了。若果如此，那真该躬身颔首，双掌合十，虔诚默诵“阿弥陀佛”了。
　　 七五年初秋，丰先生卒于肺癌，享年七十七岁。据闻，先生早在七零年就查出了肺病，然临去之时，犹日饮黄酒一斤，抽烟一巴。想来，真个不愧是“缘缘堂”堂主。
　　
　　 二、闲话陶潜
　　
　　 天亮，渊明，五柳先生，听着都不及陶潜好。陶潜之“潜”取用的最妙，最有深意，口齿间念着，犹觉心就沉着，如巨石入水中，想张扬也张扬不起来。
　　 陶潜自谓“质性自然”，亦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此乃后话。实际中，其出生渐近衰落的世家，父早亡，家景窘贫，遂随母寄住亲戚檐下。年少时，曾存普济苍生之大志，后几十年间断为官，难料官场仕途并不容他，其大志亦终未能实现。据闻，其心耿性倔，不惑之年因拒绝束带迎接一朝廷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他毅然脱掉官袍、摘掉官帽、弃掉官大印，倦鸟似的归了田园旧巢，怡然过起了采菊东篱、躬耕自足的农人生活。
　　 陶潜文章作的极佳极美，一篇《归去来兮辞》写的悠扬真切，可谓是其心之独白与写照。闲来无事，左右捧之，细细读去，隐隐约觉着，他是在自我说服，自我宽解，自我抚慰。当然，也说服，宽解，抚慰了古今无以计数活着多折不易且不称意者。明里看，陶潜辞官归隐是因官道不甚顺遂所诱，然细细探根究源，倒觉陶潜回归田园或若有一二分无奈处，却更有八九分自知处。他纵曾心怀高志美愿，可走着走着，便觉所选的道路差强人意，自己与之貌合神离心有不快，于是“我”与“我”几经周旋，终了，还是愿意做真我，遂行行念念着“田园快荒芜了，回去吧，别再奴役自己的心了，回到乡里，落叶归了根，就踏实安稳了。”便此，就回到了农间、扛起了锄头、种起了荒田。自觉着，陶潜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其能将身名物利看得多淡、放的多彻底，而可贵在于其能忠于内心的活着，这很不简单。
　　 陶潜文章作的美，诗也写的极好，尤其田园诗，三五行墨间，便可勾勒出一幅野花绕径、绿柳摇烟、桑竹垂荫、鸡鸣犬吠的淳朴安宁乡景；七八字句里，就能烘托出采菊东篱、荷锄而归、隔篱呼邻、把酒檐下的恬静快活意境。己心之下，最喜其“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一句，读来令人神悦气爽，连毛孔眼儿也欢愉的很；亦喜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首，诵间口齿生香，诵罢回味悠长。
　　 陶潜笔下关于田园生活的诗文，意好、境美，叫人不由心生慕恋与向往。然，实际的乡村生活，远非他字墨间所描绘出的那般花好月圆与风轻云淡。我是乡下长大的娃我知道，除去那些个阔人挥金掷银于郊野乡地里置屋盖厦、层楼叠障、锦衣玉食的富贵闲情外，真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生活，是十分忙碌十分清苦的。农忙之季一来，男人们累的腰弯弯、女人们晒的面黑黑，这且不说，就连庄户人家的小娃儿们，也不乏得凑个人数去荷锄、拔草、喂牲灵。还有，贫瘠田土里收获的那点作物，除去各色税收、成本、劳力外，能够掬在手掌心的“油水”，实在不多。家境些许殷实些许宽裕的人家，过起日子来或可算有少许悠然，若是上有老要养下有小要育、手头拮据囊中羞涩的主儿，那就毫无悠然可言了，倒果真是窘然、是迫然、是急急然了。
　　 走出陶潜的诗文意境，其实，现实中他的农耕日子也不尽然悠闲、不尽然超逸，他也得经风历雨，也得除草、割麦、拔豆秧，也得累的气喘吁吁挥汗如雨。遇上年景不好，也得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遇上寒冬腊月，纸窗瓦屋油灯昏焰里，也得披衣裹被围炉瑟瑟；更甚者，若遇灾祸，还得被饥饿驱着，“行行到斯里，叩门拙言辞”的去四处乞食。可见，过辛贫的生活，实需一颗安于辛贫的心，而肯、且能安于辛贫的心，却是不易得的。想来，陶潜能持此心，能将辛贫过出食菊吃酒的诗意来，那真真是陶潜的阅历、陶潜修悟、陶潜的功夫了。而今下，倒也常见有人一手握“名”一手握“利”，却言辞凿凿效仿古人，动辄曰“看淡”、动辄曰“放下”，动辄“宠辱不惊”、动辄“心淡如菊”，明眼人一瞧，便知那不过是些自欺欺人的假象罢了。苏东坡一向追慕景仰陶潜，他曾有语赞陶潜曰：“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如此这般，试问天下谁人真能？有能者，那自然是自己的造化。而不能者，也就再不要摆什么姿态招揽眼目了，再不要说什么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话了，再不要动不动就学着别人归隐不归隐的了。人若果有能力及心力，真可过上有吃、有喝、有钱花、闲适安宁的乡居生活，那自然好自然美。若不可，能得闲常到乡下村间走走、看看、住住，让乡间简朴之风镇镇心中暗生暗长的市燥气，能在城市喧嚣与乡间的宁静中，找到一个让心踏实、以接地气的平衡点，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三、闲话郑燮
　　
　　 郑燮，清代书画大家，字克柔，号板桥，是江苏人，亦是“扬州八怪”之一。其少时家道中落，波折可谓无数。中年后，经历几番苦试后，终于及第。之后，做了十几年的芝麻县令。六十一岁时，忽然开悟了，辞了官，归居山田，过起了农民的日子。郑燮一生痴爱竹子，且植竹、画竹、咏竹。他之画竹，自是不必说的，艺纯而技特，那淡烟古墨里，无不隐现竹之清劲与秀美。他有题丛竹的五言诗，写得也别意味：“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想来，辗转宦海几十年亦未得志，终因不善俯仰的耿直性情，而无望于仕途，遂毅然决然，辞官归田，从此，于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里，执笔砚墨，以至终老。此诗中一句“我自不是花，免撩蜂与蝶”，便可见了其豁达与通透的心境，实实令后人仰之弥高，望尘而莫及。
　　 由于生活所迫，郑燮自三十岁始，就靠卖书画为生。起初，不过是个不知名的小人物。然，待其晚年归隐后，身价便与之前大有不同了，求书求画者，亦骤然而增。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与麻烦，他写下了条理分明的书画润笔单子，读来实在是有意思：“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自古而来，字画索润，似是天经地义之事。然，不乏有人会认为，写字画画，太过计较于酬金，自是俗不可耐。还有一些人，纵然心里十分渴要，口里却顾及人情、面情，说不出口。更有一些人，虽表象里会假模假样地谦让，暗地里却会愤然，会恼羞成怒。比之诸人，郑燮却毫不隐讳，活得真实无拦。
　　 关于郑燮，还有一件更离奇的事。说他在做县令时，有一和尚与一尼姑私通，被乡人绑缚到朝堂之上，要求以“伤风败俗”之名重判。岂料，这个郑燮并不慌张，也不人云亦云，而是详细问过原委后，得知，原来此二人先前住在一个村子里，未出家时，就曾青梅竹马私定了终身，但女方父母不同意，硬把其女许给个老财主做妾。其女誓死不从，遂离家削发做了尼姑。那男子，随后也愤然出了家。郑燮认为，这两个僧尼，既两厢有情，又犯了戒律，不可以再做佛教徒了。于是，索性成全了他们二人，判令其还了俗，并缔结了婚约。郑燮还赠诗与二人曰：“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挑。从今入定风波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郑燮身为县令，并不以手中的权利而烂施刑法，而是更念乎人性，成全人性，这一点，实在难得。
　　 七十三岁时，郑燮病逝于他的竹园之中，身后无子，亦无女。至今算来，他死了几百年了，人们还会牢牢记住他，我想，一来，是为其书画艺术所折服，二来，也为其做人的态度所信服。毕竟，像郑燮这样活得通透、真实，且体谅人性的人，委实鲜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