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 闲窗录梦
时间: 20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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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拌嘴,常数落母亲是“文盲”,那神态不无得意,满含对母亲的鄙夷。父亲念过一年半书。七岁时,他在邻村上过半年私塾,后来因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新中国成
摘要:我的父母是中国地道的农民,他们和所有农民一样, 有着勤劳善良品质,也有自私和愚昧。他们的言行举止,一蹙眉 一笑靥,我能深味其涵义,我和他们一脉相承,惺惺相惜。我爱我的父母,爱天下所有农民,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他们的儿子。
父亲和母亲拌嘴,常数落母亲是“文盲”,那神态不无得意,满含对母亲的鄙夷。父亲念过一年半书。七岁时,他在邻村上过半年私塾,后来因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念过一年速成班。村里同辈的人识字少,念过一年半书的父亲俨然以读书人自居,常常以此炫耀,家里的长凳、扁担、竹匾、梯子、蛇皮袋、热水瓶上,父亲都会用我的毛笔墨汁歪歪斜斜留下“王启德用”的墨迹。房内五斗橱抽屉里,父亲永远备有一本硬抄本和一支圆珠笔,封面上写上“毛主席万岁”以及他的大名,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一些陈年旧账,某年某月,捉小猪一只,某年某月,卖猪收人民币45元,某年某月吃喜酒出礼5元等等。再有,就是一些外地亲戚的详细地址。后来,家里安装了电话,父亲的笔记本上,就多了许多的阿拉伯数字和留有许多错别字的亲戚姓名,甚至,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父亲也用圆珠笔写上了“5月8日换煤气”,令人啼笑皆非。
清晨,早起的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到门卫,带上老花眼镜,捧上家里订阅的《江南晚报》,翻看半天,再拿回家中。我每每考考他,问他有什么新闻消息,他经常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印象里,母亲要比父亲识事理,明大体,尽管一字不识。前些年,父母作别老屋,随我们住进学校的宿舍,我们不在,他们总要斗嘴。父亲裤管沾了泥,裤子拉链没扣上,把学生扔掉的衣架、热水瓶等捡回家,母亲总板着脸,和他唠叨,说他死不要好。我懂母亲的意思,她要面子,更顾及我们的面子,她认为我们出入场面,父亲的言行举止,丢人现眼,会让人瞧不起的。她屡屡向我告状,我听后总是浅浅一笑,默不作声。母亲心里老大不高兴,说我向着他护着他。我心里清楚,我自己是半个农民,生在农村,长在泥地,迄今没有褪尽乡野之气。父亲老实巴交,是粗俗的农人,在偏辟的乡村生活了七十多年,来到镇上,无法适应街镇的一套,要他一下子如鱼得水,近似苛刻。不像母亲,人灵活,识世事。母亲嫌鄙父亲,大男子主义的父亲自然不服气,歪理十八条,和母亲据理力争,最后,谁也不能说服谁,父亲粗言粗语,母亲气得七窍生烟,两人都郁郁寡欢,爱理不理,打起了冷战。
父亲劳作了几十年,手足闲着,内心空荡荡的,常在校园的角角落落里晃荡。好在学校有大片空地,校长开明,鼓励老师栽种,父亲也有了一畦菜地,他内心的灵魂似乎有了着落,人也踏实了许多,有空没空,在菜地转悠侍弄。父亲好像有先见之明,老家所有的电器家具都已送人,唯独心爱的锄头、铁耙、铁铲、竹刀、锯子等农具,从老家悄悄运来,藏在角落,现在又派上了用处。父亲闲得发慌时,会干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如同顽劣的村童。在乡下时,邻村塑料厂把废料遗弃在河浜梢,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寂寞无聊,趁没人时,父亲竟把它引燃,熊熊大火,伴着毒气,弥漫天空。邻村治保主任怪罪过来,说是污染空气,幸亏我叔叔出面,再三打招呼,治保主任和叔叔是同学,碍于面子,才将事情平息。在校种菜地,栽下丝瓜,丝瓜成熟搭棚时,缺了绳子,父亲竟就地取材,把学校高音喇叭的电线掐了,用来搭棚。等学校出操时,喇叭哑了,急得体育老师团团转,一查线路,电线已缠绕在父亲的丝瓜棚上,校长哭笑不得。父亲种种近乎愚昧的做法,难怪招致母亲的不满和指责。有一阵,晚饭时总不见父亲的影子,母亲趁机向我告状,说父亲不听劝,在操场捡饮料瓶。晚饭后,学生打球,喝了饮料,把空瓶扔在操场,父亲候着去捡,一天要捡好几十个,藏在麻袋,集多了到废品站卖钱。我耐心劝他,别捡,家里不缺这些钱,可他我行我素。后来,好心人告诉我,后勤工人都在议论,要我制止他。我只能编了谎话对父亲说,负责学校的清洁工人,学校不付工资,废品归他们卖,他们靠卖废品维持生计,让父亲不要和工人争,至此,他才得以收敛。其实,父亲对钱没有太多的概念,除了每月一次理发,花5元钱,其他开销几乎为零。母亲有事离家不做饭,让他去吃快餐,他只会吃方便面,是不会去买饭还是舍不得吃,我不得而知。他究竟攒了多少钱,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母亲曾经无意中从床脚下拾得一堆钱,用塑料纸包着,三千多元,问他,他支支吾吾,道不出子丑寅卯,大概时日已久,竟忘了,惹得母亲的一阵嘲讽。
岁月流逝,时光飞旋。这些年,母亲脸上沟壑般的皱纹,仿佛述说着一波三折的往事。曾经乌黑的头发如今像深秋的第一道霜,一撮撮银发,时遮时掩,若隐若现。小时光,口粮不够,母亲挑着竹匾到上海、苏州走街串巷,从城里人手里换得粮票,籴米回家。一根扁担,百来斤大米,母亲从硕放火车站走到老家,足足两个时辰。现在,年轻时的劳累落下了许多的病灶,每每阴湿天气,年老的母亲常腰酸背痛动弹不得。但念叨往事,母亲仍心气很高,不减当年的果断杀伐。由于遗传,她的听力日渐减弱,但丝毫不影响她察言观色,精明处事。几年前,家里购地皮造房子,近七十岁的母亲顶着炎炎夏日,躬临现场,如同建筑监理,我劝她歇息,她说,盖房是百年大计,马虎不得。发现偷工减料,她会严肃指出。泥水木匠活儿,稍有不到位,母亲会及时发现,提出异议,得以纠正。母亲对盖屋似乎很在行,不知什么时候,修得了许多造房起屋的知识。水泥的厚薄,钢筋的多少,都无法逃过她的眼睛。夏天砌砖,砖头必须潮湿,水泥才有凝力,每天一大早,母亲就在工地放水淋砖。造房期间,单位同事常来工地,喊我老王,母亲私下问我,“他喊你老王,你不做局长了?”我愕然心颤,母亲心细,真是丝丝入微。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集于不识一丁的母亲,让我刮目,母亲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钦佩。
说起造房,自然忆及父母年轻时那次盖屋。住房是村里人的颜面。父亲家境贫困,祖传给父亲的只有一间破屋,父母花几百元钱,向隔壁同族买了两间狭小的老屋。1979年,父母拼出所有的力量,花光所有的积蓄,在原地翻造了三间新屋。当时物资紧张,砖、瓦是紧俏物品。父亲年老后常向我唠叨,多亏鸿声砖瓦厂当书记的表兄出手相助,帮忙购得一万多块砖头。运砖的那天,表兄还烧了满满的一锅粥,买来大饼油条,送到父亲和运砖人手里。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还念及那一幕,满怀感激之情。新造的平房,宽敞明亮,在村里首屈一指,着实让父母和全家骄傲。但随后的几年里,农村经济有了好转,村户开始建造楼房,一排排轩敞的楼房拔地而起,父母的三间平房,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孤零零地,显得突兀显眼。为了要供我念书,翻建楼房已心有余而力不足,父母一直后悔,早知如此,平房晚造几年,也许还能建造楼房,每每提及此事,父母伤心憋屈,心有不甘。唯一使他们稍稍慰藉的是,他们倾注所有心血,让我读书,供我念了大学,日后捧上了“铁饭碗”,成了一个吃皇粮的干部。
父亲小时候,一场大病险些夺去他的生命。家里贫困,营养不良,父亲一直十分瘦小,六十岁前,体重只有80多斤。大伯父一直像护犊一般照顾着父亲。大伯父当村里队长多年,安排农活时,出于私心总要暗暗关照父亲,重活累活总有大伯父在前挡着。长兄如父,舐犊之情,父亲铭记于心。大伯父六十多岁,身患绝症,父亲有空就守候在大伯父床前,陪伴大伯父。大伯父家的农活,父亲主动承揽,和母亲一起,冒着炎炎烈日,替大伯父家拔草除虫。朴实少语的父亲,至今念着昔日大伯父的恩情,常感喟今日无以再报,痛心疾首。父亲和大伯父感情笃深,影形不离,农闲时,大清早两人步行两小时,去新安乡向农户买竹子做竹匾,砍下竹子,捆扎好,再步行回家,第二天雇车运回。清晨,“哗哗哗”的声响,惊醒了我的美梦,是早起的父亲在劈竹。父亲左手持竹片,右手持竹刀,嘴里衔着一片竹篾,刀、嘴并用,娴熟劈着竹篾。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盘坐在地上的海绵垫上,弓着腰编织着竹垫。多少个晨钟暮鼓,父母不停地做着竹匾,用双手编织着美好的希望和未来。竹匾完成,父亲母亲轮流肩挑竹匾,辗转乡村街坊,悠扬的叫卖声,绵绵不断,如泣如诉,竹匾换钱弥补种地的不足,养活全家。
自我懂事起,父亲近二十年担任村里的管(灌)水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管水员是管理命脉的人。印象里,父亲一直在田埂上奔走,肩扛铁铲。一个村,200多亩地,庄稼的收成都在父亲那把铁铲上,水到哪里父亲的铁铲就到哪里。每块地水口所在,哪块地进水多少,哪块地漏洞几个,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最痛恨黄鳝,黄鳝打洞,让田埂漏水,让他费心。田间灌水,不分昼夜,只服从农事。静静的黑夜,沟渠流水潺潺,劳作一天的农人已进入甜蜜的梦乡,父亲却孑身寂走在黑暗里,像一个行吟的诗人,在田野徘徊;如忠实守戍的卫士,守候着稻田。干渴的田地,畅饮着父亲送去的甘泉,禾苗茁壮成长。父亲曾讲起一事:一个墨黑的晚上,四处一片阒寂。父亲灌水经过一片桑树地,他不自觉划着火柴,准备点烟,火光“扑簌、扑簌”闪了两下。对面突然大呼“哇,有鬼。”父亲一阵恐惧,点燃的火柴掉到泥地,大腿直打颤。原来,迎面走来两个赶夜路的人。突然亮起的火光,他们以为是“鬼火”,吓得惊叫声起。父亲鼓足胆气说:“是我。是人。”原来是虚惊一场。邻村的管水员因为常年日夜奔波,深夜猝死在田间,父亲仍我行我素,没有退缩和畏惧。他知道,这是他的岗位,他的职责。管水也有意外的收获,有时,河里的鲫鱼鲢鱼在电灌站抽水上岸时,会被轧死,这些死鱼往往成了父亲田间的战利品,出现在清寒的饭桌上,成为全家人的佳肴。有一年秋季,河里大闸蟹泛滥,父亲经常把半死不活的大闸蟹拎回家中,我们时常吃着“面拖蟹”(把蟹和面粉和着煮,有时放些毛豆,味道鲜美),这时,全家欢天喜地,分享着父亲管水带来的快乐。后来土地分给了农户,百姓真是百心,农田进水的多少和快慢,都是抱怨的借口,不善言辞的父亲,成了村人的出气筒,父亲忍辱负重,还是默默坚守着田埂,直到农地被政府统一征用,农户退出耕种,六十开外的父亲才默默告别昔日的岗位,没有仪式,没有怨言。
父亲今年八十岁,已届耄耋之年,母亲也七十好几。闲着无事,父母整日围着院墙外的一块自留地打转,翻土、浇水、施肥。没有肥料,用陶瓷的大缸,把变质的山芋、南瓜、黄豆浸泡发酵,变作肥料。现在,全家一年四季享受着新鲜和环保的蔬菜,我常以此炫耀。有时,我把多余的蔬菜,和同事分享,母亲总是老大不情愿,她在心疼自己的劳动果实。周末时,母亲把蔬菜装在蛇皮袋,满满的,驮在肩上,转两次车,送给二十里以外的梅村我姐姐家。母亲总嫌菜场的蔬菜垩的是化肥,吃口不好;菜场的菜价格贵,能省一分是一分。我知道,她心疼钱。
我闲时突发奇想,要是父亲能多念几年书,母亲也能念上书,他们的境况如何呢?当然,人生种种,不能推倒重来,更不能用“假如”来推测。父母是中国地道的农民,他们和所有农民一样,有着勤劳善良品质,也有自私和愚昧。他们的言行举止,一蹙眉,一笑靥,我能深味其涵义,我和他们一脉相承,惺惺相惜。我爱我的父母,爱天下所有农民,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他们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