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妈妈早已过世：爸爸是八年前走的；妈妈是二十三年前走的。我爸走后，妹妹找出了爸妈中年时的相片，合成了双人照，放大后装了像框，可立可挂。我们五兄妹每家都有一个，留着做纪念。
　　 爸妈不在了，我十分怀念。但每天看见他们的照片，很容易勾起联想，我怕经常陷入悲伤之中，所以，拿回家后的照片，一直躺在抽屉里。年初，我整理书房时，又看见了他们的照片。弟妹家的照片早上了墙、上了桌。而我却冷落了二老，想起来，好愧疚。于是，我把爸妈请出来了，相框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书架的上方。这样，我又可以天天和他们在一起了。
　　 我今年六十四岁了，退休在家，不时写点东西消谴。老了爱怀旧，一篇《小巷人家》的文章，被江山文学网站录用了。编辑客气，鼓励了几句，我激动得不行。受到鼓舞，不满足于豆腐干之类的玩艺，想整点大的。于是，常呆在书房里鼓捣文字。构思谋篇，是费神的差事，文字苦旅才开始，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了爸妈，心里猛然一惊：不能偷懒，不能打退堂鼓，不能让爸妈失望。
　　 我想起了读小学时的事。我每次拿回家的成绩单，总是被我爸拿在手上，高高地扬举过头；他一边表扬我，一边奚落和我同班的表弟。往往这个时候，我很不自在，表弟在一旁低着头，很尴尬。我想：“表扬就表扬，为什么让别人难堪呢？三年级的孩子，自尊心蛮强的。再说，这也不是教育的好方法，让舅舅、舅妈瞧见了，也不好受。”那时，我似乎懂事了。表弟好动贪玩，每次考试的成绩总在我后面。我妈不明就里，以为我是读书的料子，心中一喜，脱口问了一句：“我家‘秀才’又考了高分了？”这一喊不打紧，“秀才”的名字由此喊开了。我小时候白净清秀，有点白面书生的雏形。我妈喜欢在天声街的民主剧院看越剧，常听她提到名角“金雅楼”“金月楼”，是男是女，我至今也不知道，兴许是艺名。看多了才子佳人的戏，把我也扯上了秀才。几十年沒有人这么叫我了，突然想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爸妈又在呼喚我。爸妈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说：“孩子，用心写吧，把天声街的故事，告诉热爱老汉口的人们。”是啊，旧城区改造，老街的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我想，爸妈的灵魂，夜深人静时回到了老街，再也看不见旧居了。我要用笔写下已流逝的岁月、已消失的老街；我要让他们看着我写，和我一起追寻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拾风云变幻的往日时光。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我记事时，正是中苏密月时期。我最早会唱的儿歌是：苏联老大姐，吃饭吃一点；苏联老太婆，吃饭吃一缽。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爸妈和全国人民一样，正滿怀豪情地投身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此时，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有几年了。我爸是解放后，参加码头上的改革运动时，作为积极分子入的党；我妈是解放后，走出家门，投身街道的妇女工作，作为先进骨干入的党；他们都是建国初期的党员。
　　 儿时，常听爸讲解放前后码头上的人事；谁过去如何如何，后来怎样怎样。那意思很清楚，共产党给码头工人带来了新生，翻身做了主人，要好好干活。谁的男人过去在码头上横行霸道，后来被政府处理了，家属是家属，不相干的。看来，新政府的政策是深入人心的。日子有奔头，我爸是拥护的。
　　 妈呢？一点也不落后，她先参加居委会的工作；后来到工厂做工。那时，毛主席有号召：妇女能顶半边天。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那时的工人阶级都是这样的。我曾在姐姐家，见过我妈大办钢铁时的一张照片：炼钢炉前，她头戴钢铁工人帽，身穿大花袄，手持铁钎，站在熊熊燃烧的土炼钢炉前。照片背面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铁姑娘战斗队队长。一看就知道是我妈扫盲后，幼稚的笔迹。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这张英姿飒飒的照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她还有这样的经历。一个待人十分温和、慈眉善目的家庭妇女，如果不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充其量也只能呆在家中，相夫教子，伺候公婆——见不了世面的。
　　 我爸我妈在政治上是一起成长的。前期都积极参加运动，什么扫盲教育、妇女解放、三反五反等。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国家进入了经济调整时期。他们也进行了人生的选择阶段：爸放弃了当干部，坚持当工人；妈继续当干部，后来做到了红星电机厂的厂长、书记。离世前，老同事们一直称她周书记，这是十分亲切的。直到退休时，仍然是一个工人，一个干部。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不管时代的风云怎么变幻，彼此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帮助。文革期间，更是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大小单位，无不涉及；大小领导，无人幸免；我妈也未能独善其身。不足百人的小工厂，受批挨斗的风雨也不小。幸亏我妈菩萨心肠，广结善缘，沒吃什么苦头。但写检查是跑不掉的。她虽说上过夜校、扫过盲，零星地识几个常用字还可以，造一个完整的句子是很费力的。哪能写检讨书？好在我爸还算有能耐，居然能写有模有样的检讨材料。好了，我妈犯“错误”，我爸写检讨。印象中，他们经常为此发愁。有时写几遍才能通过。经过运动的同志都知道，过检查关是很难的，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蒙哄不了的。对不起，拜托了，老老实实地多写几遍吧！爸从不抱怨，什么时候叫他写，他就什么时候写，从不推诿。那时我姐读初中，写是不成问题，我爸不愿让子女过早涉世，从不给姐派差。或许是我妈回家，常和我爸聊工作，爸出过主意，自然熟悉厂里的情况，写起来顺手，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相互搀扶，相互安慰，实属不易。在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下，父子失和，夫妻反目，也不少见。
　　 能共患难的夫妻，不一定能同享甘甜，尤其是先甜后苦。我爸妈不是这样的，他们荣辱与共，笑对彩虹。我妈曾经风光过。一九五五年，我妹妹出生，名字不加思索地起了“光荣”，很干脆；小名“四喜”，屈指一数，我妈有四件值得庆贺的事，很直接。那时，波兰华沙牌的小轿车，停在我家门口，接我妈去开会。不是省的会，就是北京的会，很有派头的。在这条不起眼的小街，轰动一时，成为美谈。我清楚地记得，我妈从北京回来时，给我捎了两支有漂亮图案、笔尾带橡皮擦的铅笔。我留下一支，送了一支给同班的周方一。他个子大，常暗中护着我。
　　 对我妈的荣耀，我爸是很高兴的。旧社会过来的穷苦人，当了主人翁，又获得殊荣，能不感恩戴德？能不拼命干活？爸虽甘为工人，但工作干得很好，并不落后。一九五四年武汉发大洪水，长江两岸，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硬是让桀骜不驯的洪水乖乖地低下了头。我爸参加了抗洪搶险的战斗，日夜奋战在江堤上。提起当年防讯的情景，他抑制不住激动的神情：“抗洪的大军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前苏联的嗄斯小货车，全靠手拉肩扛……”他的意思很清楚，共和国的初期，人们都在拼命地干活。我常想，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过火红岁月的人，才懂得精神原子弹的力量。
　　 小时候，我家的墙上贴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盖着红印的奖状，有爸的，有妈的。我最早知道张体学的名字，就是那时候。奖状并排贴着，张省长签名的，有好几张。那时，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多么令人羡慕啊！儿时，我家大门内的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宣传画：一个工人正在车床旁边工作。下面有一行催人奋进的话——向马学礼那样干！我想，我爸我妈那时一定都在参加比学赶帮的活动中。多么令人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呀！
　　 小时候，我看过一本小人书，书名叫《周春姣》，那是写我妈的故事。记忆中，是我妈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家门，参加街道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爸有点旧思想，经过教育帮助，不仅同意我妈出去工作，自己也积极工作。为了慎重起见，我刚才问了度娘，有这本小人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生在汉口天声街的故事。我想起了引导我妈走上（革命）工作道路的范伯伯，他是东北人，可能是南下干部。虽然我当时的头刚齐饭桌高，有印象。也许是风云变幻的岁月，小孩懂事早些。
　　 我爸妈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可以告慰爸妈在天之灵的是，我们五兄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