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北上

摘要：那年中秋，我和老庭长在北方过的。我啤酒，他白酒。他举起小酒瓶，仰望蓝天，面转南方，喃喃自语道：“老太婆，祝你节日快乐……”一轮明月在他那溢满情思的眼眶里闪动…… 噩耗传来，我一怔：退休才几年？怎么会……肯定误传。
　　 一周前的晚上我和几个同事在大排档还跟他一起“抬石头”。进门就看到他坐在一角，举着三两装酒瓶，神情悠闲地喝着，老伴端水杯陪着。好几年我们没在一起“抬”了。我绕到他身后一把夺过酒瓶，看到我和几个哥们，他一阵兴奋，筷子一划说：“来来，一块儿抬……”说着就拉下脸，“人情如纸呀！”我说：“你也‘如纸’，退休就独自儿‘抬’了。”
　　 过去，老庭长常跟我们来排档“抬石头”。
　　 一想，不对：死人事不会误传。跨上自行车就朝他家飞去。
　　 “沉痛悼念陶玉琪同志”、“陶玉琪同志一路走好”……去老庭长家路上，鞭炮声声，花圈潮涌。啊！老庭长真走了？一周前那次“抬石头”竟是诀别晚宴。
　　 我负责政工，讣告、悼词由我操办。祭文都是生平加颂词。就找来有讣告的报纸，临摹了。又不是组织部门考察活人，死人再颂都不为过，谁跟死人计较呢！写着写着，老庭长的国字脸突然显在我面前的稿纸上，神情严肃地看着我，仿佛在说：一个副科级干部值得这般夸张吗？盖棺论定也得实事求是。
　　 老庭长不喜欢“贴金”，他在位，连一次口头表扬都没有，我这些花里胡哨的辞藻，他能躺得下，听之任之？我搁下笔……突然，来了灵感，想到那次北上——
　　 九月中旬一个下午，他到我办公室，“最近有事么？”“没事，”我说。
　　 “跟我去趟东北。”
　　 “嗯！”
　　 他走后我才想到，中秋和五十周年国庆临近。“嗯”就是承诺。不一会，他送来火车票，提醒我回家调好闹钟。
　　 安检时，我才发现他拖着一只带轱辘的旅行包，像长途贩运。绿皮车上，我们艰难地挪着脚尖，鼓鼓囊囊的大包在他宽厚的肩上扛着，我伸手帮忙，被他叫住，“这点小事还用你动手？”轻轻一举，就放到行李架上。
　　 我从洗手间回来，茶几上摆了两盒冒着热气的方便面。我以为是对面乘客的，就往前移移。“你的午餐，”他递过塑料叉，“出门在外，将就着吧！”一捋袖子：“开饭！不够，包里还有，免费供应。”小饭叉往行李架上指指。“外面东西贵，从家批发的。”原本我想去餐车，“咣咣当当”的轮毂声伴着“叮叮当当”的杯盏响，别有情趣；一番小酌，旅途困乏一“晕”了之。心想：难怪没人跟他出差。
　　 锦州站广场，我招手喊车，他摇手说“不”，停下的车又走了。说，“看看古城风貌嘛！”出门他尽跟我掣肘；在家我俩很默契，一个眼色就心知肚明，一桌子谁都不是我们对手。
　　 他走着，朝两边看着，比划着：“辽沈战役就从这里打响……”能盛下一头小肥猪的大包“呼呼啦啦”地跟着。
　　 突然停住，望着一家小旅社：楼上住宿，楼下餐饮。我在门前看包，一会儿他喊我进去。我倒床又爬起——被窝一股脚臭味。把被子掉一头，再翻过来。看我气鼓鼓的样子，他说：“八块一晚我砍到六块五，将就着吧！”正经公出，竟跟小贩一样，连住宿都扳价。
　　 “帮我开电视，”他捣捣我。我没理他。“帮帮忙嘛！”“遥控器在那，自己弄！”“我不会。我家电视旋钮找台。今晚带你下馆子……”他哄着我。“公家钱该省就省，私人钱该花钱就得花，你看，这不是花了么？”他抖着还没拆封的红梅烟，带着几分炫耀，“五块一包呢！”我真服他了，小九九算绝了：出省办案每天补助八元，刨去香烟五元，剩下三元，正好一顿一盒方便面，出门不贴不赚。庭里人都说他吃独食：他从不给人敬烟，也不抽人家烟，烟别在口袋，半天掏一支，他对面的副庭长都没见过他抽什么牌子烟。今儿他主动敬烟，也许真上了档次。
　　 下楼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餐厅飘出的酒肉香。我兴致勃勃地坐上桌，拿来酒杯。“老板，来两碗面……”他手一扬招呼道。我瞪着眼，一脸木然。出差“吃床腿”是潜规则：每天三顿甚至烟钱都纳入住宿费，出差补助是纯收入。他想干什么？我怀疑起来。他是案件主办人，出差经费揣在他口袋，我作不了主。面盆大的两碗面端来，他挑起长长一缕撅嘴吹着，“北方面食绵柔有味，在家根本吃不上。”
　　 平时“抬石头”，陶头儿并不寒酸，要我们一人掏十块，余下他包，他经常是“大股东”。在家慷慨，也许想博得手下拥戴，为他歌功颂德？可他就没被评过先进。
　　 “出门这么抠，花你钱似的！”我埋怨道。
　　 他眼睛一轮：“乱花公款不地道呀！”说过，他口气又缓和下来，“在外喝酒影响工作，也不利安全，尽快忙完，回家就抬石头。”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我噎不下这口气。
　　 他举着遥控器，摁个不停，画面闪烁，语音嘈杂，说要看《辽沈战役》，想我帮忙，我没理他。就自言自语着：“生活有两种状态：安静舒适地生活与忐忑不安地度日；死亡同样两种状态：或在骂声中死去，或在惋惜声中消失……”像在复述画面台词，又像跟我说话。看我没理他，丢下遥控器，脸朝我，说：“生活态度决定生活方式，也左右人生价值取向。我也想奢侈，靠工资能奢起来？”这番话，我有所触动。老陶头每年办案百多件，担任审判长参与审理的案件千余件，若利用手中公权，他不会如此窘境——每次付账，他兜里极少掏出百元大钞。即使装，也不会屡次逼真。
　　 全院就数老陶头家人口最多：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无固定职业，还经常携家带口过来揩油水，老伴没工作，一双老人靠药物维系，他工资维持着祖孙四代。
　　 早年，老陶头在南方城市当兵。转业的时候，他放弃就地安置，回到家乡，在民一庭一呆就是三十年。
　　 裁决民事案件，往往能引起一方当事人不满意，可常常双方都不满意。我担心，当事人被他得罪光了，让人民满意就打了折扣。
　　 老陶头说，让人民满意，不等于让当事人个个都满意。败诉方不满意正常，胜诉方不满意也正常——原告过分诉求也支持？法律是从良心和公理中提取的精华，每起案件先在自己心上过个秤。“我手里有裁判权，但我不想忐忑不安地活着——”他意味深长，语气凝重：“我更不想在世人唾骂中走向终极……”
　　 这次北上，对老陶头，我有了更深了解。
　　 第二天，我们赶到盘锦，再去沟帮子乡下。他找来两辆摩托带路。我说，摩托没发票。他说，摩托便宜，个人零星贴一点无所谓，别太计较。说着，就跨到后座上。
　　 九月，辽河平原凉气袭人。清风嗖嗖，吹起他满头花白头发，像芦花飘荡。收割过的田野浩瀚无垠。“看呐，这就是辽沈古战场，那年我差点赶趟了……”他眯着眼睛，国字型脸上异样激动，兴奋地吼着。
　　 辽沈战役开始那年，他还没枪杆高，报名参军，未获准。五十年代中期，才圆了他军人梦。他履历里，一行行立功受奖记录都是战士期间创下，提干后直至转业，“奖励”栏都是空白。
　　 取证几日，风吹日晒，我头晕脑胀，疲惫不堪。在旅店，我睡觉，他坐床整理材料。突然他摘下眼镜说，不行！要去研究所取证。我说，这些“证”还不行？他说，都不能作定案依据。脸一沉，主持庭务会的口气：“公正的裁决来自于铁打的证据！”中秋临近……我望着墙角那只干瘪的大包，除了几瓶矿泉水，方便面所剩无几。
　　 “干粮没了！”我调侃道。
　　 “吃完就请你下馆子，”他放下卷宗，眼镜框上方投来一束温和的目光。
　　 这般耗下去，“两节”回不去。我怏怏不乐，就想找茬刺他一下，突然问道：“你这般表现，怎么不评个先进？”
　　 “先进对我有甚意义？”他淡然一笑，“先进能鼓励小年轻认真工作，不断上进，我当先进算什么？”……
　　 在老庭长身上，我悟出了人生价值含义和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一位耿直无私、清廉如水的法官形象在我眼前鲜亮起来——更看到了一位父亲、丈夫和儿子的高尚品德，看到了他熠熠闪光的人格魅力……
　　 那年中秋，我和老庭长在北方过的。我啤酒，他白酒。他举起小酒瓶，仰望蓝天，面转南方，喃喃自语道：“老太婆，祝你节日快乐……”一轮明月在他那溢满情思的眼眶里闪动……
　　 悼词就从他平凡琐事写起。
　　 回来不久，他就退休了。老庭长离开我们也八年了。
　　 那晚，我说“抬石头”，他坚持不让。
　　 那次北上，我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