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而复圆的梦

摘要：求学的道路既是艰辛的，也是曲折的，更多的是充满了乐趣。在求学的路上，不但可以学到知识，也磨练了自己。 因受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的影响，初中我就开始做起了大学梦。因为家境贫寒，初中毕业时，父亲极力主张我报考师范，这样可以早一点毕业当老师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我却报考了地区的重点高中，一心要准备上大学。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突然兴起，将我的大学梦给粉碎了。高中毕业后，带着深深的遗憾，我回到了乡下老家。
　　 因为毕业于地区重点高中，那时，在我们这个地处省际、县际的偏远山乡，还是件希奇事，远近多少有点儿名气。令人不解的是，招工、推荐上大学，却总是与我无缘。后来，通过工作队的介绍，我到县木材公司设在我们公社的木材站做了一名合同工。然而，在合同工转正时，大队给我签署的意见却是“上级需要，我们同意。不过最好留在农村锻炼几年”。合同工中唯独我的转正，就这样“不过最好”、“合理”而莫名其妙地没有被批准。没有人告诉我，我实在不知道我错在了哪里，我应该如何去“锻炼”，我想好好表现却又找不到目标和方向，我苦闷到了极点。我感觉，我被一张看不见的无形大网死死地束缚着动弹不得。
　　 一天，公社驻队干部直接通知我，说公社让我去公社一趟。到了公社，党委秘书告诉我，公社要我到广播站做广播员，并随即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公社的通知已经证实，我没有必要“最好留存农村锻炼几年”了。这多少有些突然而又让我有几分摸不着头脑，个中缘由，是后来我决定考大学时从公社书记那些模模糊糊的话里猜到的。公社知道大队对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我现在也无法知道的微妙看法，就没有通过大队而直接通知我来公社广播站上班。公社是大队的顶头上司，有权这样做，大队当然也不能说什么。到了广播站，我的户口已由农村转为了城市居民，生产队还糊里糊涂地给我记了三个月的工分。这也许是公社对我这个地区重点高中毕业生的格外器重，也许是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不管如何，事实是，我从此挣脱了大队这张大网的控制。
　　 那时的农村广播是有线广播，广播站就一个人，机务、外线全负责。我白天搞外线，晚上在家播放广播，通过我的努力，家家户户的喇叭基本畅通。公社领导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向全公社布置、宣传，在广播里一喊就行了。在广播站，我一做就是六年。由于我的文、理功底还行，广播站设备器材的使用、维修，基本不用找县广播站的人下来。在当时的农村，晶体管收录、放音机用得非常广泛，大队、生产队几乎都有，是农村干部下达指令、指挥生产的有力工具。我运用掌握的无线电知识，给这种收放机加装了对讲功能，除了可以进行放音、扩音之外，还可以进行简单的相互对话、联系工作，这在当时缺少电话的农村，大大方便了工作，很受干部们的欢迎，纷纷要求我给以改装。我的工作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认为我不愧是地区重点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从县广播站的广播里，还可以经常听到我采写的公社当地的新闻报道，我们公社在县里也就经常名声在外。为此，我成了公社的新闻报道员。于是，在几任广播员中，我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甚至公社的一些总结报告有时也要我代笔。县广播站曾经有意调我去做新闻编辑，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去成。凡是我能做的，不管份内份外，我都乐意去做。在我看来，年轻人嘛，多做些事，可以长见识、长本事。也许因为这些，我在同事和领导的眼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我有一个爱好，工作之余常常鼓捣一些数学、物理习题，这一半是由于工作需要，我的工作大部分与无线电有关，增加数理知识使我能更好的做好本职工作；一半也是为了消遣，公社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什么活动场所，闲暇时实在有些无聊，于是通过推演数、理习题打发空余时间。不曾想，这一爱好竟为我后来的考大学帮上了大忙。
　　 那些年，虽然高考没有恢复，但每年都有人被推荐去上中专、大学。受公社领导之托，我就曾经为好几个初中生、小学生、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根正苖红”的青年整理、撰写推荐材料而成为了中专、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看着他们那春风得意的样子，我心里的那个苦闷和难过，简直无法形容，但脸上还得笑容满面。有时我自己问自己：现在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怎么就尽要这样的人去上中专、大学啊？难道真的是文化越低越高明吗？我回答不了自己，我糊涂了，甚至有些愤慲，然而又无可奈何。
　　 恢复高考后，我在播放广播时，新闻联播的一则新闻让我眼前一亮：“文革时期‘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今年仍然可以参加高考。”所谓“老三届”，就是指1966、67、68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我当即决定，参加高考！距离正式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朋的时间，当晚，我翻箱倒柜，将已经很不齐全的高中读的课本以及凡是可以参考的资料都找了出来，开始了突击性的强力复习，常常通宵达旦。当我向公社书记表明我的想法时，他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勉强而模模糊糊地说：“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弄到了广播站，现在你却要去考大学……”。书记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完，我心知肚明。在公社里，我虽然不是干部，但经常也得接受公社的指派下乡去帮助督促完成没完没了、数不清的中心任务，叫做“下队”。这一个月，我没有去“下队”，公社书记看到了也没有说什么，大概是他对我参加高考虽然不怎么乐意，但也是一种默许吧。
　　 一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时隔十一年，我又重新坐到了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考场里。考生大部分是二十二、三岁以下的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像我这样快三十岁的考生不多。我突然想起了《儒林外史》中那个范进来，似乎觉得自己也有点像范进似的，多少感到有些悲凉和不好意思。毕竟过去十一年了，坐在考场中的课桌里，觉得那个位子好像比以前我曾经坐过的要小，不太习惯，心里忐忑不安。当我打开试卷，快速浏览了那些并不陌生的试题后，心里才慢慢踏实下来。
　　 两天的考试在紧张中很快结束了。大家都在互相交流考试的感觉，更多的是在询问某些考题的答案，想给自己的考试做个大致的评估。我们公社考生的带队、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看到我，问了我的考试情况，我大致说了说，他夸赞地说：“还是你们那时的学生基础扎实，比现在的学生强多了。”我应付着，不置可否。
　　 一个多月后，考分出来了，进入填报志愿范围的考生名单，按分数从高到低用大红纸公布在县教育局外的墙上，据说全县我名列第四。我来到县城，还没有看到这份红榜，好事者就抢先向我道贺。甚至有些叫不出姓名、从来也没有打过招呼的人见了我也老熟人似的热情招呼起来。这个世界的变化怎么就这么快呢？让人感到不太适应。虽然我的分数不低，但我毕竟是大龄考生，没有什么优势，在填写志愿时，我选择了一个一般的院校、当时被认为是不错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本来文科是我的强项，也是我的爱好，而我却选择了工科。这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这一代学生的烙印——文科危险，工科保险。现在想起来不免令人哑然失笑。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当报纸上说，某某大学已经开始发放录取通知，又说高考录取通知已经发放了多少多少，而我的录取通知还杳无音信，我不禁有些心灰意乱起来。是不是我年龄偏大，学校不要啊？正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与我熟悉的乡邮员笑嘻嘻地将一个厚厚的信封送给我，说：“老弟，你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我颤抖着双手打开信封，是的，就是我第一志愿报考的大学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我一下子楞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心里顿时涌起的一腔的酸甜苦辣叫我难以名状。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复地看着，一股长长的闷气终于彻底地从内心深处吐了出来。我感觉，那天，是特别、特别的蓝；天上的白云，是特别、特别的轻盈、可爱；山，也特别、特别的绿；整个世界都特别、特别的温馨。我陶醉了！我整整做了十五年的大学梦，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
　　 原来那个大队长，也到了公社一个工厂工作，虽然我们时常见面，但由于双方都知道的原因，相互来往很少。知道我考上大学要走了，他特意来帮我整理、搬运要运走的傢俱什么的。他在我面前那种难以掩饰的多少有些不自然的表情，是内疚、歉意、还是后悔？我不得而知。过去的那些事，虽然曾经让我气愤、痛苦，但毕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也慢慢淡漠了。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哪怕这种局限有时很令人讨厌。也许，那只是他的某种局限吧？这也让我明白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别人也许会给你以帮助，也许会给你以麻烦，但路最终能否走好，关键的还是靠自己，是自己的决心和能力，因为路毕竟是要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的。
　　 公社书记是个平时不苟言笑、很严肃的人，严肃得我都不大敢跟他说话。当我办理完离开公社去上大学的手续，吃晚饭时，公社书记自己提了一瓶酒突然坐到我的对面，笑着说：“你就要上大学去了，我们喝一杯，算是为你送行吧。”我感动极了，这就是从不表露什么而在默默地、真心实意地帮助着我的人、我的领导。这才是人间真情！后来，因为下属工作失误导致他要承担相应领导责任一度去职而落魄。我大学放假回家听说后特意去看望过他。见了我，他似乎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眼里闪着泪花。我想，在这个时候，他最需的也许就是这样的同情和温暖了。然而，有些人，正是在他走麦城的之时，远离了他，甚至还在背后幸灾乐祸。这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真实的另一面。听说，后来他重新被任命了新职。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外省，一直无缘再见到他，只有这份深深的感激，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