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杖 (散文)

十天后，我已出院回家了，屈指算来，从离家的那天算起，到现在一共半个月。
　　 还好，其他的一切倒也算是顺利，六小时后我的头可以动了，二十四小时内排了尿；第二天可以吃点稀粥类的软东西；七天拆线时伤口愈合的很好。父亲不敢在医院多做逗留，毕竟兜里的钱有限，多留一天，就有可能导致回不了家。当这边在拆线，那边出院手续也办的差不多了。
　　 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天有些阴沉，暗夜即将涌上来。到门口时，我使劲喊了声：“妈”出乎意料并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母亲小跑着接出来，姐姐也没出来，屋里连一丝灯光也没有。只有弟弟还在窗下和着泥巴，抬起头来，见我们，挓挲着手跑过来，乐呵呵的，小脸上也蹭了不少泥，弟弟玩的不是我搓泥弹丸用的黄胶泥，就是院里的黑臭泥。远远的，我就闻到一股臭烘烘的，但或许是离家日久，倒是对这种熟悉的臭烘烘味道颇感亲切。
　　 “妈呢，我问。”
　　 “妈去给人间菜去了”“给谁啊？”我问
　　 弟弟并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接过父亲手中的大包，拎进屋子翻吃食去了。
　　 老屋还是原来的样子，貌似比我走的时候更乱了些，外屋的地下拴了两头刚抓不久的小猪仔（那时没有猪圈，只能人猪混住，再大点就松到院子里散养，那是最让我痛苦的，猪要拉尿，拉屎，就在院子里，而我爬出去时，经常弄得满手，满身一股浓浓的猪屎的味道）屋里冷冷清清，一点也不像生过火的样子。左右邻里都来了，东院三哥三嫂，西园老叔老婶。也看得出他们都为我高兴，西院老婶说：“这下好了，小辉以后就会走了，这家伙爬了十多年，难为他咋爬过来的呢。”接下来，便是一阵唏嘘。还有人扳过我的手来看，我的手确实比其他人手大，粗壮，关节大，掌心满是老茧。其实我并不觉得在地下爬有多辛苦，虽然有时候会被扎到手，也是钻心的疼。但凡事都怕习惯，习惯了后倒是觉得这些都是我所该承受的。
　　 老婶说了一会，去帮我们做饭。只是----米袋子是空的，油瓶子也是空的，只有盐罐里还有少半下大粒盐，碗架里还有剩下的小半盆玉米菜糊。老婶摊着手走进来，倒是三嫂干脆，立刻回去舀了半瓢米来，做了粥。又从母亲间来的菜叶里挑了新鲜的，做了点菜。这时母亲带姐姐回来了，肩上扛着满满一袋子，姐姐拎着个很大的筐，里面也都是间来的白菜。
　　 母亲这几天一直没有闲着，帮人间（就是刚出土的白菜，萝卜把多余的苗拔下来我们那称为“间，四声”）菜，所得的报酬是所有间下来的都归我们，有时还管饭，母亲已经这样干了几天，姐姐上初二，放学后就去地里帮母亲。
　　 随着母亲一起进来的，还有东头的二大娘，三大娘，聋子老两口。母亲见我们回来，也很兴奋，看得出满怀着期待。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拆掉腿上的石膏，就可以站起来，望着大家期待的眼神，我心里也默默的祈祷。大夫说，手术很成功，如果刻苦锻炼，完全可以站起来的，我也期待着奇迹真的会降临在我的头上。
　　 晚上，听母亲说，是在我们走后，她从东街（gai音）佘的两头小猪仔，苞米也是从后院安大爷家借来的。这样到了年底，才不会两手空空，至少生活能有些着落。这些年父亲收入少，也正是母亲兢兢业业操持家务，我们家才度过一道道难关。猪人混住，本身就不卫生，再加又是夏季，屋里最多的就是苍蝇，最浓的味道就是一股臭烘烘的猪粪味。但在那个时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提起我家，其实原本应该很宽绰富足，在那个年代，只要勤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是很容易做到的。而造成我家贫困也是有多种原因，有疾病，有当时的政策等等。
　　 母亲也是为了响应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去医院做结扎手术，那时的我还小，只有几个月大，只能带在身边，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那次的手术，我染上了儿麻，全称叫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髓灰质炎。就是的人的中枢神经大略形状如一只蝴蝶，像蝴蝶翅的部位就叫灰白质，感觉神经从蝴蝶身体部位通过，运动神经从蝴蝶翅膀那运行，恰巧在那时候应该是我们当地最后一次脊髓灰质炎病毒肆虐，感染了蝴蝶翅膀的位置，于是运动神经坏死，从此以后双腿就失去了运动功能。
　　 事后听母亲回忆时，仍旧还懊悔不迭，如果知道结果会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响应那次号召。因为那只是开始，更多的灾难还在后面。
　　 听母亲说，她是为了响应号召，去医院做结扎手术的时候我才染得病。
　　 可那次手术失败了，才有了我弟。有我弟时我刚好四岁，虽不懂事，但多少有了些记忆。只是记得自打有了我弟之后，父亲就没有去上班，听说是被镇里辞退了。原因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当时是一九八二年，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当口。我当然不懂辞退了对我家会有多少的影响。可过了不久，听说我家地没有了，是被村上抽回去的，原因当然也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又过了不久，我家就经常来一些陌生人，听说有大队的干部，有镇上的干部，是上我家来催要罚款的。每次母亲都会和这些人吵，我也不懂他们在吵什么，但长大后回忆起来，应该是母亲在分辨着理由，毕竟是做了结扎手术的，而手术没成功应该是医院的原因。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应当算是医疗事故，只可惜那个年代没有这个词，即使有，估计母亲也说不出来。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村上，镇上并没有继续纠缠我们，但母亲和父亲时常会不回来，听姐姐说是给弟弟看病了。那时姐姐六岁，是我唯一的依靠。我听说村里有个女人疯了，时常会半夜跑出来，专打小孩子，一到晚上我就怕的要死，姐姐把门，窗关的严严的，再挂张毯子。在头直上放根烧火棍，那样心里安稳多了，但仍旧是怕，每到只剩下我和姐姐在家的时候，我都是在忐忑中入睡的。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东院大嫂过来帮着做饭，或者给我们端点吃食，多亏那时候左邻右舍的友爱，直到今天，我仍旧很怀念那种质朴的乡村情谊，那是不需要回报和补偿的，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到乡亲家里坐坐，和大家拉拉家常，虽然也亲切，热情，但当初的那种淳朴的情谊却在不知不觉中淡了许多。
　　 后来，听母亲说，弟弟自打出生以来便开始“抽风”好像是怀孕时候母亲的一股火造成的。按理说那样的孩子长大后都是脑袋很不灵光的，还好，也可能是老天眷顾我们那个千疮百孔的家，不忍心再来个雪上加霜，所以弟弟长大后倒看起来和健全人无异。
　　 我也不记得是过了多久，父母亲不用总出去跑了，但我总见到父亲在唉声叹气，地没了，工作没了，一家五口人，还是要活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如何也要想出轍来。
　　 不久后，父亲背着三十斤高粱米走了，和本家的一位老爷外出打工了。本家的那位老爷听说是在外面挺吃得开的，有些文化，提笔能写，连水笔字都能写的龙飞凤舞。这在他那个年龄里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当兵回来后，便在哈尔滨一个什么公司，听说还是个管人事的领导，我唯一的那位远嫁的姑姑当初就是奔他去的。可后来不知何故，在文革时期他从哈尔滨跑了回来，宁愿在乡下务农，也不愿回那边去。直到文革结束后，这才第二次出山，好像是带了个工程队在外面包活。父亲出去打工，便是跟他走的，母亲知道父亲老实，老实的有些过火。但好在有自家人带着，也放心了不少。
　　 长大后听父亲说，他当年打工的收入是三块钱每天，那对当时的我们家来说，已经觉得这够幸福了。可是父亲的工只打了十天，母亲病倒了。感冒引起的，也有的说是硬生生气的，总之，母亲住了院，而且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听父亲说，母亲在晚上半昏迷的时候，喊得是我的小名。我小名叫小子，还有当地的老人直接叫我马小子，即使是现在回老家那边，仍旧有村里的打野长辈们这么叫，我也很喜欢听。
　　 母亲喊我去房后，还给我抓了个大大的“扁担沟”（一种绿色的昆虫，挺好玩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玩。）每当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是湿湿的，热热的，母亲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就是我。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医药费是怎么来的，但知道母亲也是在生死的边缘上抢回了一条命。胸膜炎，胸腔积水，第一次就抽出来四罐头瓶，另一托盘（装医疗器械的那种）以后又断断续续的抽出来一些。即使出院回来，也能看到母亲的后背插了根管子，就是扎滴流的那种塑料管，一头在肉里，一头露在外面，时不时的有黄白色的液体顺着管子里流出来，不知道那根管子插了多久，什么时候去医院取出来的已经忘记了。
　　 以后母亲常年吃药，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家里外面的忙活。好在第二年，学校因为缺人手，也为了照顾我家的困难，(还好像是父亲一位高中同学当了啥“大官”)反正是父亲又被重新聘回到学校，仍旧做民办教师。每个月挣着不到一百块钱微博的收入，母亲身体稍稍好点，便挣扎着养猪，养鹅。这就是我家当时的场景，年头久了，我也是只能凭借一点点零散的回忆把这些组织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里，总是看到父亲在天不亮的时候便扛起锄头下地，侍弄剩下的那几亩口粮田，然后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再急匆匆的赶回来草草吃口东西，推上破旧的自行车去上班，父亲上班是要带着锄头的，下班后直接去地里，直到天黑的看不清才回来。然后是烧猪食，以及做些家务。
　　 如果晚上有学生来补课，那就要忙到后半夜了。那时候补课可都是义务的，父亲从未收过他的学生一分钱，这也在我们当地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长大后，我学了佛学，懂得了因果之间的关系，种善因自会结善果。父亲不懂这些理论，但知道俗话说的好人自有好报，有时候他也时常感慨，他在那么艰难的处境下，仍旧没忘了他的学生，或许才会有今天善果吧。
　　 父亲一晃在学校做了四十余年，老家的镇里，三十到六十多岁的，几乎都是父亲的学生，说是桃李满天下也不过分。并没有哪个学生逢年过节的来看看他，甚至连个电话问候的都少，但当大家谈论起来的时候，都说，那是个好老师。父亲说：“这样他就知足了。”
　　 三十天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能算长，但对我却是无比的煎熬。不是疼，而是痒，痒得很难受。
　　 长虱子了。
　　 那年代农村的卫生状况确改善了许多，虱子已成了比较稀奇的玩意，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家有，比如我家。
　　 它一直陪伴我到初二，我们也想了许多办法，用了各种灭虱药，但一直都是抓不尽，死不绝。后来，母亲发了狠，把家里所有的衣服收集到一起，用甲胺磷（一种烈性的剧毒农药，主要用于果树，蔬菜，有强烈的臭味）浸泡，虱子才彻底与我家绝了缘。泡过的衣服虽经过无数次冲洗，仍有一股强烈的药味，以致于同学们都不敢靠近我左右。
　　 母亲也着实提心吊胆了几天，见家人平安无恙，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才放下心来，困扰了我家不知多少年的虱子总算告一段落。
　　 当然，这是以后的故事。
　　 痒到一定程度，比疼要难受的多，疼可以忍受，痒简直是忍无可忍。我感觉石膏内不单单是虱子，一定还有跳蚤。石膏里面是薄薄的一层棉花，也是滋生跳蚤的好地方。他们在甲地拱几下，然后以极快的速度窜到乙地，划出一条痒痒的线，又在乙地拱几下，虱子绝没有这样的速度。而那阵，无论是在家里，或者在外面，跳蚤是比较常见的。特别像我家这样，土地，潮湿，外加上外屋变成了临时的猪舍，更是跳蚤们的天堂。实在忍受不住，我有时候在厚厚的石膏板上敲几下，以为振动可以缓解，反而却更痒了。越痒又越想敲，就这样恶性循环着，除非以极强的克制力，努力分散注意力，不去往腿上想，慢慢倒能缓解一些。
　　 时常有形容虱子长尾巴，其实虱子是没有尾巴的，如果长时间没有捉拿，一定会长得又肥又大，虱子屎在尾部堆积，形如细细的尾巴。
　　 我终于按耐不住，在半个月的时候，把石膏拆开。果然不出所料，里面虱子成堆，跳蚤一见光，立刻往棉花深处钻去。记不得抓了多少虱子和跳蚤，只是记得两个大手指盖都被血染红了，一路掐一边咬牙，“掐死你们，让你们咬我----”可是，那流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血。
　　 我把里面的棉花都拽了去，虽然铬的不舒服，但痒差得多了。至于天热出汗，捂得难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毕竟不是专业，包扎的也不够好，晚上还是崴了下，肿了很高，惹得父亲大发雷霆。我再也不敢私自打开了。好在无大碍，终于熬到了三十五天的头上，可以拆掉石膏了。那一天，家里人都很兴奋，姐姐也没有去补课，这事又传到了村里，许多好事的乡亲也都来探望，家里从没有过这么热闹。就连极少在街上看到的菜耙子带着傻媳妇也来了。能看得到乡亲们眼神的关切，也能感受到大家的期待。
　　 绷带层层的剥开，父亲拿来早备好的拐杖。
　　 拐杖也很简单，木质的。就是一根圆木，劈开一半，上头打一横梁，中间再加一小梁。这拐杖倒是村里王老红刚学木匠时候给做的，母亲给他介绍了个对象，虽然最终没成，但为了表示感谢，他也给我做了副拐杖。只可惜自打做完，一天也没有用过。我倒是另有妙用，横担在簸箕上，筛面的时候把罗担上面，来回一晃，倒是真的事半功倍。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都已经吃细粮了，不过我家似乎比其他家晚了半个世纪似的，成年的粗粮一拉到底，虽然不懂事，但力所能及的也多少帮父母干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