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材站的那些日子里

摘要：作者描述了在木材站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个小山乡的风土人情和动人故事。 米贝是盛产木材之乡，主要有杉木，枞木等。杉木主要用于房屋建筑，而枞木，则用于矿山的坑木。米贝一直就是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溪边，路边，常常可以看到堆集如山的木材。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米贝还没有公路，木材的运输主要靠溪流，或以放木排方式，或以散木漂流方式(俗称“洗木”，又叫“撵羊”)。很早，国家在米贝早就设立了木材站，专门负责木材的收购和木材砍伐的管理。文革时高考停止，我回到了米贝老家。经当时驻大队工作队的介绍，我进入米贝木材站做合同工，当了一名收购木材的检尺员。
　　 米贝木材站就设在中和溪边，一栋木板结构的两层楼，办公室和职工卧室两用，后面是附属的职工食堂，右边紧挨米贝供销社。木板房还比较新，浅黄油亮，玻璃窗明净如洗，在米贝算是比较阔气的建筑了。全站包括正、副站长在内十来人，我们检尺员四个都是合同工，一个来自县城，两个来自相邻的公社，他们比我先来一年多，是我的“前辈”。发源于中寨的中和溪，流经米贝公社全境，是比较大的一条溪流，也是米贝重要的水上交通，收购的木材，全靠这条溪流外运。中和溪在木材站前缓缓流过，溪水清澈透明，蓝天白云、两岸秀丽的山峰、房屋，倒映在溪水里妩媚动人。木材站门口长长的弓形溪岸边，一字儿排开了六、七十米长的木排，经常有人在木排上洗衣服、被子和玩耍。给木材站放运木排到下游去的当地水手们，扎木排的吆喝声、敲击声在溪面和山谷间悠扬回响着，显得很是热闹。
　　 站长是个小个子，话不多，精明而干练。他见到我，好像是老熟人似的：“你来啦？我早就熟悉你了。”
　　 我有些诧异，不好说什么。只是在内心里纳闷：“我们没见过面啊？”
　　 站长看出了我的诧异，解释说：“前不久我在公社帮助工作时，见到你写的有关材料，写得很好，文笔不错，我们没动一个字就上报了。真是文如其人，小伙子，不错!”
　　 他指的是我给大队写的几份汇报材料。
　　 在“前辈”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使用木材检尺的工具——检尺。这种检尺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经过特殊制作过的约一毫米厚、三、四毫米宽、三米左右长、面上刻有米制尺寸的竹尺，刻度显示的是从周长换算过来的直径，也就是说，读出来的数据是所测木材的直径而不是周长，省却了换算环节，用起来倒也方便。竹尺巻曲成巴掌大小，可以方便地放在衣服口袋里。因为尺是卷曲的，弹性很好，不易折断，使用时，沿木头边沿将尺插下，尺就可以顺利地从木头的另一边窜上来，然后对准刻度，读出木头的直径数据。有了木头的中间直径和长度，就可以在材积表上迅速查出材积。所谓检尺，就是检测木材的相关尺寸，然后查出材积的过程。检尺时，两人测长度，一人测中间直径，一人敲虎记——一种表明检过尺的钢制印戳。报告结果时，先报长度，后报周长，而且都是拉长声音用唱的方式报出。这样，听起来就像是唱歌一样，这样仅可以增加工作的乐趣，也便于报得清晰、准确。这大概就是行业习惯吧。
　　 木材站的工作，检尺算是一种技术活，测量尺寸时，还要对木材的质量做出评判，主要是检查有无空心、腐烂、断尾等，从而作出相应结论。对于条木，按锥体测量、计算材积；对于原木，即没有木尾的木材，有个专有名词叫原木，按锥形柱体测量、计算材枳。因此，它们的测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检尺员在检测没有木尾的木材时，报告测量结果时称其为原木，木材的属主当即喊了起来：
　　 “同志，错了，我这是杉木啊，怎么是元木呢？”
　　 检尺员理直气壮：“没错，你这就是原木嘛。”
　　 那人的声音更大了：“明明就是杉木嘛!”
　　 木材属主我认识，是离我们寨子不远另一个寨子的，我认识他。我知道他们把事情弄岔了，两人说的原木和元木不是一回事。在我们这地方，榛木称为元木，榛子也就被称为元木子。我赶忙过去解围，对木材属主说：“他说的没错，他说的原木，是指木材缺了尾巴的木材，而不是我们这里的那种元木。”听完我的解释，两人都笑了起来。后来，这事成了一个笑料，在木材收购中常被人说起。
　　 收购木材，是有季节性的，只有在雨水丰富的季节才有木材收购，因为干旱季节，溪里的水流较小，木材就是运到了溪边，也只能堆放在那里，也无法送到我们木材站来。所以，木材一般是秋天砍下来，在山上放干了，到了冬天或是过年以后，农民才将干了的木材去枝出山，然后人工抬到预定地点，等发了春水、农活不那么忙的时候，才将木材放到溪水里“洗”到木材站卖给国家。这种运输方式，我们这里叫“洗木”。它不需将木材扎成木排，而是零散的放到溪水里，利用溪水的冲力让木材在溪里自由流动，用一种在木棒由套有铁钩的专门工具，不时对溪水中的木材钩、拉，调整其行进方向，以便木材“洗”到目的地。所以，收购木材，往往伴随雨天进行，我们检尺的人也是穿着全套雨衣，冒雨工作，经常弄得浑身透湿，这也是一种职业现象。
　　 我们木材站的木材保管陆师傅，是一位老木材了，解放前他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了。收购进来的木材，都存放在溪流比较缓慢的水塘里，他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将零散木材扎成木排，然后用竹缆把木排一一栓联在一起，再用竹缆栓在岸边的桩子上。不然，涨水了，木材就会像炒米花一样全被泡汤冲走。他年纪虽然在我们站里最大，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上刻下了菊花般的皱纹。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工作责任心很强，常常对那些做事不认真、喜欢大意、没有把木排捆绑好的人暴跳如雷。尽管他好骂人，却没有一个人与他争吵、更没有人记恨他，总是老老实实按他的要求把事情做好。如遇突然下雨，哪怕是半夜，他也要立刻起床到溪边来回查看水情和木材情况，以保万一无失。我在木材站的那段时间，还没有发生过一起“泡汤”的事。
　　 工作之余，陆师傅又是个很和气的人，时常也开点玩笑。他放过木排，走过大江大河，下过洪江、常德等大地方，传说他还驾木排闯过洞庭湖。所以，我们几个年轻人盖喜欢和他聊天，要他给我们讲在大河里放木排那惊险而又有充满传奇的故事。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热爱这份职业，一定是干得久了，有了职业感情了。
　　 那个年代农村砍伐木材，是要由政府下达指标、签发砍伐证的，大队、生产队都必须按指标完成。冬天，木材站没有收购任务时，我们就下到大队、生产队，去检查砍伐任务的完成情况，以便站里对来年的木材收购有个大致的筹划和安排。按照站里的要求，下到队上，不光要听取队干部的口头陈述，还要上山实地查看。有时，我们也要接受公社的调用，下队去检查、督促种种“中心任务”的完成。所以，公社的村村寨寨我几乎都跑遍了，尽游了山乡的山山水水。我虽然只是个合同工，但下到队上，都把我当成是公社派下来的干部，对我热情、尊重。这也促使我努力做好工作，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份朴实而沉淀淀的热情和尊重。
　　 有一次，我正在一个大队督促春耕，大队干部告诉我，说我们站长打电话叫我回站里。于是我当即赶回木材站，见了站里的同事，他们并没说要我回来有什么事。站长从公社开会回到站里，见到我只是热情地打个招呼，也没说有什么事。我感到有些奇怪，禁不住问：“站长，你叫我回来……”
　　 站长冲我笑了笑：“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下队也有个多星期了，叫你回来休息几天，没什么事。”
　　 啊，站长真好，他这种不着痕迹的关心下属，一股暖流顿时使我全身热烘烘的。
　　 在领导面前，我一向嘴拙，当时，我竟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只是默默地下决心要做好工作。
　　 这年秋天，县里要搞文艺汇演。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要我编写一个节目参演。没办法，我硬着皮头，仅凭着对话剧的一知半解，编写了一个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话剧《补课》。草稿被送到公社，经县驻公社工作队长、长沙某大学下放新晃锻炼一个领导看后，认为不错。经他作了一些修改就交付排练了。后参加汇演，居然得了奖。这一下，我在米贝和县木材系统里，也就有了些名声。
　　 一年以后，我被县木材公司调到了城镇木材站。与贵州交界的黄雷公社的木材，要经一条小溪将木材“洗”到玉屏与潕水交汇的溪口，我们木材站在这个溪口设立了木材收购组，我和老杨两人被派到这个收购组，那是在玉屏城西一个叫七孔桥的地方。
　　 小时候我就听人说过，玉屏这个地方曾是“七十二龙上北京，留了一个懒龙在玉屏”，以此显示玉屏的王者气象。在我的想象里，玉屏应该是一个很显耀的地方。我吹过笛子，上面刻有“玉屏”字样，被称为玉笛，在国内很有点名气。然而，我眼中的玉屏县城，却很小，也很破旧，一条过境的湘黔公路，一条起伏不平的小街，常常尘土飞扬。街两边商店不多，也很小，房屋多为木结构低矮小屋，砖房子不多，比起新晃县城来要差多了，怪不得那候的贵州人都成群结队喜欢去新晃购物。玉屏当时的简陋与物资短缺，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老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喜欢拿条尺多长的烟杆抽旱烟，也经常跟我说些在朝鲜打仗的故事。他人直爽、豪气、热情，因为为人耿直，有时不免冲撞领导，所以没当上什么官。按照他的资历，当个木材站的站长应是绰绰有余。他家在湘黔公路边、紧挨玉屏的林冲公社，老婆是农村妇女。在下队跑木材的日子里，我跟随他多次去过他家。我们年纪相差较远，他总把我当小辈看，工作上极力关照我、帮助我，我很感激他，我们关系不错，也讲得来，他还经常夸赞我有文化，能干。
　　 过了半年多，我们完成了玉屏的木材收购工作，回到了站里。与我们木材站同一栋房子还有一个同属县木材公司的木材检查站，站长姓吴，我们非常熟悉，检查站就他一个人，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吹牛，没事时他也常常帮我们站做些事，站长出差时，还委托他代管站里的事。一天傍晚，我们一起散步，他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你呀，太可惜了!”
　　 我很意外：“怎么回事？”
　　 他“唉”了一声，说：“我看你是个老实、能干、可靠的人，我偷偷告诉你，这次合同工转正，其它的都批了，就你没批。”
　　 “啊，怎么是这样呢？”
　　 “你们几个合同工，公司最希望将你的转正能够办成，因为你的文化最高，工中表现最好，能力也最强。而你恰恰没有被批准。这事，公司也很意外。听说问题出在你们大队签的意见上。”
　　 我低着头，不说话，心理很难受，感觉天似乎要塌了。
　　 他继续解释说：“你们大队签的意见是：‘上面要，我们同意。不过最好是在农村锻炼几年。’公司认为，大队既然同意了，就没什么问题。可报上去，就是这个‘最好在农村锻炼几年’的签字，让你没能通过。”
　　 “这不是整人吗？什么最好锻炼几年，其实就是有意设卡。”我心里愤愤地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只是漫无目的地迈着步子，机械式的喃喃道：“谢谢你，吴站长，我不会乱说的，我会冷静对待这件事。既然这样，我想尽快回家。”
　　 “对，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回去以后再作其它打算吧。”他想了想，开导我说。
　　 种种迹象让我猜测，很有可能问题就出在大队长身上。他平时为人就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表面上虽然总是笑呵呵的，背地里却喜欢搞些明堂。不光对我，对其它人也一样，生怕别人得了什么好处。他就是个小心眼、极富嫉妒心的人。我毕业于地区重点高中，这在他眼里本就不怎么舒服，还要转正当工人，他当然更不舒服了，背地里插上一杠子就不奇怪了。后来我从侧面得知，木材站就我的转正找大队签意见时，恰好书记外出开会去了，就他在家。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回到家里，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大队签意见的事，包括父母。过了没几天，米贝木材站的站长来到我们家，说是要重新办理我转正的手续。这当然是木材公司的意思，我也明白，重新办理的成功概率不大，果然，后来就一直没有声息。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木材公司的努力。
　　 过了一个多月，公社突然给了我一个通知，要我到公社报到。我去了，党委秘书告诉我，要我到公社广播站来做广播员，随即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就这样，我第二天就到广播站上班。我的农村户口已经转成了居民户口，生产队还给我记了三个月的工分。因为我到广播站，是公社直接办理的，根本就没有通知大队，也没经过他们签署什么意见。
　　 公社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无从得知。公社是大队的顶头上司，公社有权这样做；我想，公社要这样做，自然有公社的道理，这当然不是我应该知道的。
　　 不到两年的木材站的工作和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时间不长，留在我心底的记忆却是无比深刻的，也是耐人久久寻味的。
　　 六年以后，高考恢复，我决定报考大学。当我向公社书记说出我的想法时，他并不怎么乐意，但也不明确反对，只是模糊地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弄到了广播站，而你却要考大学……”下面的话他没再说，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他话的含意，我以为他只是舍不得让我离开广播站罢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得到通知的那天，公社书记自己提了一瓶酒坐到我面前，说：“你要读书去了，一起喝一杯，算是给你送行吧。”我感动极了。到这时，我才突然明白公社书记的那句话，因为把我弄进广播站，公社是担了一定的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