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引书作证

某报刊发了靳极苍老的“砚边文谈”《谈引书作证》，拜读之余，不禁产生了一些想法。
　　 作者在文首说，“研究文学遗产，谁也得引书作证，证据准确，才能有无可争议的论断；反之，将何以取信于人？”——诚哉斯言！既然是研究，则必然有研究的对象在。抛开对象，研究则无所附丽。这本身就包含着引书的成分、因素在内，此为一般研究文章的共通之处。但也不尽然。研究者通过对一定研究对象的深入把握和研讨，从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让读者从他的文章之外去思索作者见解的源流出处和他的独到造诣，或者，并不以蹈袭前人、成规墨守的开拓意识，以自己的研究设想、逻辑结构、思维程式来阐释自己的见解，不见得非用引书不可。茅盾先生的文学研究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不引用别人的话。在他认为，别人讲的还用你多讲吗？读者要听的是你怎样讲！
　　 非引书不足为证，它可以概全一般文学遗产研究的规律，并不能适履一切文学遗产研究的发现。
　　 非引书不足为证，从另一意义上说，它容易助长研究者因袭旧说，膜拜古人的儒生作风，不利于飞速发展的时代。
　　 非引书不足为证，是一种较为科学的传统的研究观，但也不无狭隘的一面。从宏观角度说看，只有一览众山、居高临下地研究，才是卓有成效的研究，只有入得进去、且能跳得出来的研究家，才是真正有出息、有前途的研究家。
　　 非引书不足为证，可专指训考古之类，倘以它去绳之于所有的研究，就有碍于手脚了。
　　 我想先生的初衷也并不屏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