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光

一颗硕大无比的史坛巨星，一位渗透儒家精神的著名政治家，一个盖棺未能定论的千古人物，他的一生及其身后沧桑，究竟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呢？
　　 让我们先翻阅一下他的生平档案：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此公自幼聪敏，博学多才，留下了“破缸救人”和“圆木警枕”的千古佳话。二十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先后“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仁宗时力谏早立皇储，安定社稷；英宗时竭忠调停骨肉，和解皇帝母子关系；神宗时与王安石变法相左，主动远离权力中心，“自是绝口不言天下事”，历时十九载，写出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哲宗时官拜尚书左仆射，位极人臣，“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罢尽新法，“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在位仅九个月而薨。殁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可谓生荣死哀，极尽风光。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时隔仅仅八年，宋哲宗即以“诬谤先帝，尽废其法”之罪名，下诏追夺司马光赠官及谥，推倒所立之碑。又过三年，再次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继位后，曾一度为司马光恢复名誉，追赠其为“太子太保”，但因权臣蔡京百般进谗，很快便复降司马光为“正义大夫”，并刻《奸党碑》，司马光名列其首。直到宋钦宗靖康元年，司马光才得以恢复名誉，不过这已是四十年后的事了。尤为可悲的是，八百年后又出现了大规模向死人、古人“开刀”的“大革命”，司马光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和所谓的“保守派领袖”再一次在劫难逃。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把司马光捧上天和踩在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同一个哲宗皇帝；对《资治通鉴》推崇有加、一生读过十七次之多的毛泽东，却默许了对司马光的非理性批判。真是“盖棺定论常规悖，命运沉浮却为何”？
　　 综观司马光的一生，可用“道德文章”四字概括。其最大的成就是编著《资治通鉴》，最大的光环是被尊为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而勤奋、执着、忠诚、廉朴，就是一组他生命的璀璨音符，是四根支撑他人生大厦的支柱。
　　 勤奋。天才孕育成功，勤奋成就天才。司马光无疑有很高的悟性，七岁闻讲《左氏春秋》，过后便能给家人复讲出来。然而，如果仅凭天分，而不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没有夜枕圆木的刻苦，他怎能“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否则，历史上是否会出现“才尽”的“江郎第二”，就很难预料了。尤其值得仰止的是，司马光的好学上进一以贯之，持续终老，著作等身，计有《文集》80卷，《资治通鉴》324卷，《考异》30卷，《历年图》7卷，《通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翰林词章》3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3卷，《注系辞》2卷，《注老子道德经》2卷，《集注太玄经》8卷，《大学中庸义》各一卷，《集注扬子》13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谘目》3卷，《书仪》8卷，《家范》10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纪》12卷，《医问》7篇。如此罗列书目，是为证明司马光乃百科全书式作家，天文地理、文史子经无所不通。特别是在编撰《资治通鉴》这部不朽巨著中，他更是殚精竭虑，耗尽心血，当此书完稿时，他已筋骨瘦惫，视力减退，牙齿所剩无几。可以说，他把毕生的主要心血都倾注在这一伟大著作上。
　　 执着。有“十一世纪中国伟大改革家”之誉的王安石，被人称作“拗相公”；一代治史巨擘司马光同样有“司马牛”之称。其实，所谓“拗”、“牛”就是“执着”的代名词，就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品格和至死不渝的追求。司马光是主张仁政德治的一代政治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多次犯颜直谏，当廷与人辩论，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宋仁宗因为没有嫡子，皇位继承人迟迟不肯确立。对此，群臣虽感寒心，却怕触犯皇上忌讳不敢进言。惟独司马光不仅在并州任职时支持谏官范镇首发其议，而且回朝任职后更是接二连三冒死面谏，直到立宗亲赵曙为皇储，终定“宗庙社稷大计也”。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同朝为官，私交甚密，却因道不同不相与谋，不因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违心妥协。他说，治天下好像住房子，有毛病就要修理，只要不是不能再住，就没有必要毁掉再造；而盖新房，需要合格的工匠和优质的建材，今二者都没有，如硬要拆旧建新，恐怕风雨来时居无避所。十几年后，司马光开始主持朝政，上任伊始便罢尽新法，率由旧章。他这样认为，“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这里且不论司马光与王安石孰是孰非，只其坚守理念的执着、敢于否定先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就足以令人折服。
　　 忠诚。不论在任何时代，也不管对什么人，忠诚都是一种最可宝贵的品质。在司马光身上，忠诚则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力谏仁宗从宗室选继嗣者，到调停英宗母子关系，再到坚辞枢密副使职务上，司马光一心考虑国家社稷而不计个人名利的高风亮节昭然若揭。神宗皇帝曾十分感慨地说，司马光不论别节，只辞枢密副使一事，我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司马光死后被谥号“文正”，哲宗皇帝御笔亲书“忠清粹德”匾额，则代表了封建统治者对一位文臣的最高褒奖。至于司马光以诚信立世，更是从小到老，终其一生。《宋史》本传中说他“自少至老，语未尝妄”，用他自己的话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如此光明磊落、诚信无欺，一个平常人做到已属不易，对于经常处于政治旋涡中的封建高官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至今在他的故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司马光叫他手下的人去卖马，特意叮嘱，一定要对买者交代清楚这匹马一到夏天就会犯病，千万不要欺骗人家。此事虽小，透露至诚。再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上看，他们虽然政治主张迥异，堪称政敌，但却互相钦佩对方的政治品质。王安石不因司马光反对自己变法而生怨恨，深知他为忠厚长者；司马光也不因否定王安石变法而搞人身攻击，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并在王死后令厚葬之。
　　 廉朴。清正、廉洁、俭朴，是为政者应有的基本品质，也是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起码要求和热切期盼。一个清官的形象，远大于一个能吏的影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司马光被誉为仅次于孔孟的第三个圣人，决不是偶然的。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和忠实实践者，其道德文章堪称典范，清廉俭朴千古传扬。司马光曾写过一首《自题写真》诗：“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一个宰辅大臣自称“林野人”，甘愿与平民百姓为伍，这是何等的亲民情怀啊！事实也正是这样。司马光生活非常简朴，自称“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有帛”，锦衣玉食与其无缘。他甚至不许夫人元宵节出去观灯，无非是怕扰民而已。夫人病故，卖掉家中田产自葬；自己弥留，遗命其子不得接受朝廷馈赠。正是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却最能透视一个人的人品情操。试想，一个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丰取刻与、贪得无厌的为官者，在司马光这样的正人君子面前能不汗颜吗？而司马光生前深受人民爱戴，死后，“京师之民罢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送葬者，盖以千万数”，甚至如同丧失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如此感天动地的情景，不由使人联想到亿万人民群众追悼一代伟人周恩来的“一月哀思”和“四五风暴”。一个是封建王朝宰相，一个是人民共和国总理，人民群众对待他们的相似态度，只能从人格魅力方面寻找答案。值得反思的是，如果一味用“政治形势压倒一切，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政治需要高于一切”的纯政治理念解读历史，臧否人物，诠释价值，那就难免得出泯灭人性、有悖民心的结论。
　　 我曾经填词一阕《一剪梅?司马温公祭》：
　　 自谓天生林野人，位极人臣，泽被乾坤。忠清粹德帝王亲，通鉴书成，资治君遵。多舛多灾命运神，千载沧桑，几度沉沦？送灵街哭记犹新，骨耸昆仑，血铸民魂。
　　 那么，从司马光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
　　 1、要有坚定的信仰。毫无疑问，司马光是忠诚大宋朝廷的，那么他为什么为了朝廷社稷不顾一切甚至肝脑涂地呢？像前面说的，从死谏立嗣到辞官不做，从坐冷板凳17年编纂《资治通鉴》到上任宰相立即废除新法，这一切都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都是因为他信仰孔孟之学、仁政之说，认为一个好的朝廷、好的政策，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祉。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我们信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信仰“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所以我们就要坚决清除阻碍这种发展的绊脚石，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学习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该有高度自信，绝不能因为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腐败的高发而有所怀疑、有所动摇。因为腐败分子不能代表我们党，不能代表社会主流。他们也要打“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打“改革开放”的旗号，他们疯狂地攫取权力、聚敛财富，都是暗昧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其实，腐败既是历史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让其断子绝孙。好在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力度、强度越来越大，“政治地震”此起彼伏，人民群众高度关注，贪官蛀虫高度恐慌，有腐即反、有贪必肃已不再停留在口号，也为我们的信仰拂去灰尘。
　　 2、要有“四为”精神。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1020－1077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包括他的四句名言，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在古代，“天地”一词并不专指自然界。儒家经典《易传》中有一个关于天、地、人的“三才”宇宙模式，表明古人倾向于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因此，“天地”也就是“天地之间”的意思，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个人和人间社会。实际上，“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在张载看来，“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社会）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正蒙?诚明》）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生民”指民众，“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史称，张载“喜论命”。“为生民立命”之“命”，主要指人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的是命定论，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因此，“为生民立命”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中绝了，所以要努力恢复。张载继承“绝学”，却并非照搬前人，而是力求创新，在他的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所未载、前圣所未言的。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总之，“四为句”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这个题目似乎有点大，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应该有大的抱负，做到目光远大，头脑清醒，胸怀宽阔，脚踏实地。
　　 3、要有清正廉洁的品格。我把它概括为三句话，叫做“走正道，干正事，修正果”，或者换句话说，叫做自尊、尊人、人尊。
　　 走正道，就是不能走邪道，不能走歪道，不要走弯道，也不要老想着走捷径。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向往西方社会制度，也不留恋改革前的穷“社会主义”。从小的方面讲，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做受别人欢迎的人。
　　 干正事，就是首先做好本职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对业务精益求精，创新，创造，创一流业绩。同时，应有健康的业余爱好，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一切以不妨害社会和他人为前提。
　　 修正果，就是达到一个好的结局。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都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体面尊严地度过一生。其实，修正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自身修养，注意从小事做起。实际上，一个人和一个人差不了多少，关键是不要因小失大。实际生活中，都有一些大家不爱见的人，不是他有什么大毛病，而是在做人上差了一点。比如，对人不诚实，爱说假话；比如，爱占小便宜、爱打“小报告”；比如，盛气凌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如，逃避公共劳动和公益活动，等等。对此，我总结了几句话，叫做“三不”：不出风头，不占气头，不抢“镜头”。就是说，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以为鹤立鸡群；不要当“常有理”，似乎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摆错自己位置，去做越权、越位的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的。到时候盖棺定论，某某是个好人，就算不虚度此生，甚至会荫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