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辞让

在道统的承续和礼仪制度的束缚下，面对上级的重用，甚至皇权的禅让之时，不管是即将登上宝座的皇帝抑或是各级官员的任命，都要再三请辞，以表谦逊卑微之礼，以报上恩隆德之裕。这虽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但也能从中看出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执政者和士大夫从政观念的影响。古代士人对于仁、义、理、智、信的遵守，不论政见如何皆概莫能外，并常常以此奉为圭臬。
　　 皇帝登基的“三让之礼”实属形式主义，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让溥天之下的黎民看看而已。有的辞让是对皇恩敕牒的感恩、答谢、客套之文，其实质并不想推让，只是表示自己得到任用后的“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的不安。有的辞让却是真情表露，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得知自己被皇帝任命为撰修起居注时，竟连续上了十二道《辞同修起居注状》的奏章，可谓创下了官员辞职的历史记录。最大的理由便是自己资力不够，怕大臣们有所议论。奏折大概是说“疏远小臣，上烦朝廷敦奖如此，而区区所陈，终不教止者，诚以谓进在臣先，而才行当蒙选擢而与之，则与之宜有先后，臣入馆资序最为在后，而独先被选，窃以为非朝廷用人之体，此臣所以不敢受也”。有时的辞让也与政见不一及政治环境有关，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可以说给北宋陈腐守旧的政权道统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上皇帝万言书》中，具体提出了“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的总体改革方针，主要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道而已”为主要改革目标，对科条制、置三司条例、税法、舍人院条制、茶法、商贾贸易之法、土地制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势必将触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同时遭到反对声音也就越来越多。在王安石给司马光的一封回信《答司马谏议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形，“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司马光的徒弟吕诲攻击王安石说“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辩，行伪而坚”范纯仁更是毫不留情地说“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总之，官场的复杂性使得王安石对各种任命都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被那些心怀叵测者讥议诽谤，王安石深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在反对派几尽疯狂的浪潮中，王安石不得不向皇帝上了《乞免使相充观察使》的三表两札，又有《乞出》、《乞退》等奏折，其中有言“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小大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至明辩察，臣宜诛斥矣”，表达了力不从心的无奈和退隐山林的念头。
　　 王安石的辞让是无奈的也是积极的，他懂得自责与负责的道理，这也正是文人士大夫的基本操守，庶几反映了当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基本原则。相比如今的少数官员对问题的遮蔽和敷衍，不知相差何止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