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夜话

九二年，我从北京服装设计中心回来，正是阳历的六月，那时我和爱人在离青岛约有百里左右的即墨市做市场裁缝。
　　 在服装设计中心学习时，我有一、两次难受的特别厉害，当时我很担心自己会病倒。回青岛后，我又乘长途车去即墨我爱人那里。因为，我经常感到心里难受，几乎没法干活，我爱人嫌我，就常吵架。人有病再加上吵架，心里格外难受。
　　 当时，我的身体到了走道上喘，连上躺厕所都累的满头大汗淋漓，头晕眼花的地步；每次上完厕所后，起来都要扶着墙站一会才能走。那几年，我的身体特别差，三九天，在露天市场上，下着雪，拿起剪刀来，手都被冰的生疼；我一边裁衣服，一边满头大汗，顺着額头和两腮往下淌。
　　 不光身体这样，最使我为难的是：我连上厕所都得我爱人陪着，不然，说什么也不敢自己去上。无论她怎么不愿意，怎么说难听的，我都忍着、听着，然后求她和我一起去上厕所。有时她很不耐烦，怎么求她也没用，半道就走了；我只好在惧怕中，忍受着煎熬，将就着上完，提着裤子跑回屋。
　　 一天，我和我爱人说：“这几天我不光心里难受的厉害，害怕的更厉害。你晚上别把我一个人扔屋里，自己出去。我实在是怕的受不了。”她答应了我。
　　 后来，那天晚上她出去了，我怎么叫她，她都不听。结果，那天晚上，我受了一场别人看不见也没法理解的罪！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许多吓人的东西。简直没把我吓死！那时的一分钟像一年那样长，简直是度秒如年。
　　 后来她回来了，我一说她，她不但没欠意，又和我打了一仗。她说：“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叫我？”我那时侯只要她一关门，我一个人被吓的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了。没办法，我自己回青岛了，到我二姐家住几天，等好好再回去。
　　 那天早上（阳历的六月中旬，阴历的五月端午前后啊），我突然发病，直接到了危机生命的时刻。我马上意识到可能要那样，赶紧穿上衣服，心想：别死了还是光着走，就算是那样，也得穿好衣服。
　　 这时，天已大亮，二姐夫早把大姐叫来了。就刚才不多会，我因为要呕吐，没呕出来，感到一时前胸全堵满了，气都喘不过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由我二姐带，那时她才三岁多点。看看那小模样，我心里可难受了。我叫二姐给孩子们做饭；大姐赶紧和我上医院。
　　 大姐架着着我，出了院门，站在路中央；摆手招呼了几辆车，司机要不躲过，要不不理。没办法，我们过马路，奔就近一个当时在青岛很有名的中医专家，张大夫。
　　 走着走着，我腿抽筋了，差点磕倒。被搀着我的大姐把我拉住了，大姐拖着我跑了几步。我一条腿瘸了，跑不动了，我站在原地没动，大姐看我没动，也站住了问我：“弟弟，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我怕她难受，点点头，没说话。姐姐哭了。
　　 我当时心里、前胸像翻江倒海一样，没法说那难受滋味啦！我看到街上的行人、车辆、商店建筑和那一切的一切，都像在黑白电影片中，又像是在阴阳界。就在我腿抽筋那会和后来这一小段时间里，几次，我想告诉大姐：你别难受了，我不行了。说完我就会倒下过去了。但我看到大姐满头花白的头发和她难受的样子；想起我孩子还小；我心里难受了，我不能让两个为我操心多年的姐姐难受！不能让孩子从小就没有爸爸。也不能在走之前不和我爱人见一面。我也明显的看到了在我的左右都站好了等着我放口的那界的人了，只要我放口说了“我不行了”这几个字，立马就倒地死亡。马上就被他们抢走了。
　　 我心想：我不能，我不能倒下，我要活着。我咬紧牙关，和大姐说：“我没事，姐，你别哭，不要紧，咱们到商业医院去找张大夫。”
　　 大姐搀着我，我借着大姐的力，拖着一条腿和大姐往前走。姐看看我，一边擦泪一边答应着我，一起往前走。
　　 张大夫，不愧明医，等着看病的人很多；我因为紧急情况特殊，先给我看了。他给我开了五服药，嘱咐我忌生、冷，忌生气。每天煎服五次。吃过了药，病情稳定了一些，可没过两天，病又严重了。
　　 大姐又和我到了他那里，他号过脉后说：“怎么啦，又不愉快了？”
　　 “没有。”我说：“我整天光难受都顾不过来，顾不得想别的。”
　　 他说：“以前常不愉快吗？”
　　 我说：“是这样。常和我爱人打仗，但不是动手，只是动口。”
　　 他放开号脉的手。显出无奈的样子，看着我。我心里清楚，他这是告诉我：用了他的药以后，不见效。他也没办法了。我心里很难过，我哭了：“张大夫，我不怕死，可我孩子还小，才三岁多呀。”
　　 我姐站在我身后，她也哭了。后来，张大夫给我用三棱刚针，把我十个指头尖，每个都扎破，挤出了许多血；又让我躺到铺上，给我拔了罐，针了灸。
　　 这样，我不知是难受的轻了，还是麻木了，感到没那么痛苦了。就躺在那里迷迷糊糊的有点想睡了。
　　 这时，我大姐有点高兴地向张大夫说：“大夫你看，他见轻了，这些天，他难受的几乎是白天、黒夜都捞不着睡觉。你看，他现在想睡了。”
　　 说着，她还不放心的用手推了推我的腿道：“弟弟，你怎么样了，轻些了吗？”
　　 我想睡点，就顺口答道：“是。我想睡觉。”
　　 姐又回身向大夫说：“你看他好些了。”大夫点点头，回桌给其他人看病去了。
　　 这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走过来，对我姐说：“他这不是病，是羊毛疔。你们赶紧吧，只能五天，过了五天人就完了。”
　　 我在似睡非睡中，睁开眼看了一眼，又闭上了眼睛。我大姐一听就急了，赶紧拉着老太太问：“大娘，那怎么办？你帮帮我们！”
　　 老太太说：“你别跟着我，跟着我也没用！赶紧去找人割。”
　　 我大姐着急道：“找不到人割怎么办？”
　　 “到市场上去买荞麦面，把它和起来，用它在前、后心使劲搓。”
　　 我大姐又怕又急又没办法，还跟着老太太身后问。老太太干脆的说：“你赶紧去找人割也行；弄荞麦面搓也行，别耽误了！过了五天，就没救了！”说完她就走了。
　　 后来，这个过程，一些知道了的人，包括给我割羊毛疔的大娘（后来我认她做干娘了）、还有她一个同院，楼下的邻居，也是她的好友：匡大娘，都说：这不是老太太，是神仙点化呀。我当时想：我看过她一眼，是一个标准的老太太。对她们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可我后来也想：她怎么就一眼看出了我不是病，而是羊毛疔？又坚定的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她的眼睛比专家都厉害，一眼就看到了实质。可也是，就在我们眼前就是站着个神仙，我们谁也看出呀！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真实，所以也只能当老太太看了。至于其中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们就更无法知道了。
　　 我和我大姐回到了二姐家，大姐把这件事和二姐说了。可一连过了四天，也没买到荞麦面，也没找到割羊毛疔的人。而我这几天，就是在痛苦、呻吟、煎熬中度秒如年，但又怕过了第五天的痛苦的熬着，有几次差点过去。
　　 到了第五天下午，我又开始感到难受的轻了，又想要睡了。感觉心里像被一层层网越缠越密越紧，马上就要入睡了；也不知是麻木了，还是真轻点了，或者是其它原因，反正是不往死里难受了，可算是轻松点了，也能睡点了。
　　 这时，听到大姐急忙地跑了进来，她在外屋告诉二姐，找到割羊毛疔的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大姐愁的没法，到她工作的饭店里说了这件事，她的同事小邵说，她娘家，在青岛石村路住，在她娘家院里，有一位老太太，会割羊毛疔。不过现在年龄大了，七十多岁了，又是双眼白内障。小邵和她说了，不知行不行，小邵和我说：“你弟弟要紧，咱先到她家里再说。”大姐接着说：“出租车打好了，在院门外，走，咱们快把弟弟弄到车上，到她家去。”
　　 出租车在院门外的马路边上等着，我被大姐架出门口时，院里三楼、二楼、楼下站了不少人看；看到我那样，人们很是惊讶，同情。二楼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连声叹息，难过的差点哭了。听到这声音，我心里可难受了。看看我两个过早的白了头发的姐姐，再看看我那还小的女儿，我的心里没法说是种什么滋味了。
　　 出租车来到了石村路，这里是个市场，车无法进去，只好下车，我被姐姐搀着进了市场，走进市场中段，拐进一个两楼之间的夹道，进入大门洞，入院，来到楼梯口，要上二楼；这时，小邵的父母，还有一位老太太站在二楼往下看。这位老太太，就是割羊毛疔的大娘。当他们看到我这样吓人时，都有些害怕了。因为他们没想到会是这样厉害。
　　 进了大娘的房间，把我放在铺上躺着。大娘随后就进来了，大娘害怕了，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她也没动手割。她说，我没想到他这样厉害，怕万一出了人命，她但不起责任。她说，她给别人割了一辈子羊毛疔，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但没有像你弟弟这样的。我七十多了，眼也不好；总之，不敢动手。
　　 我很明白她的心情，我说：“大娘，有我两个姐姐做证，还有你的邻居，我大姐的同事在，她们都为我做证：我求你救救我吧；今天这件事是这样：你要是把我割好了，那是你的技术高；要是没割好，那是我命不好。”说到这里我哭了，我接着说：“大娘，你要是割好了，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从今以后改口叫你娘。”
　　 我两个姐姐都哭了，老太太也很受感动，她抹了一把眼泪说：“孩子，大娘真为难！你别这么说，大娘豁出去了；就是我这眼，真是看不见。”她话音刚一落，我大姐赶紧说：“大娘，不要紧，你指挥着，我给俺弟弟割。
　　 从下午大约两点多钟，直到天什么时后天都黑了都不知道，前后身都割了，一更割了二十七处。几年以后，那些疤痕才在我身上消失了。
　　 割之前，大娘敞开她墙上的小橱，升上香，又喝了几口酒，最后一口，喷在手上，又抹到脸上，然后开始给我割。她先在我的前胸找好了位置，用手针挑开我的皮以后，拉出了长长的雪白的丝子（那丝子真像细羊毛）,再用刀片割断。这样，我大姐就按她示范的第一个，帮她一起割。
　　 这中间的痛疼，我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因为是病，因为是为了要活命，我咬着牙，忍了过来。除此之外，我说什么也受不了那个罪。我不是刚筋铁骨，更没有那样的钢铁意志，由此，我更佩服那些被对方用遍酷刑不招一字，从从容容上刑场的人。我没法和他们比。
　　 当割到第七个时，大娘说什么也不割了，我大姐问为什么，大娘说，她从三十多岁干这一行，救了不少人，没有一个超过七个的。没办法，我大姐转脸问我：“弟弟，你觉得怎么样？”
　　 我虽然躺在那里，还是在未知中挣扎，但心里特别清楚、明白眼前的一切。我一方面受着病的煎熬，还有这皮肉剜心痛疼的折磨，另一方面还担心着死亡的危机。虽然我后来也有过几次那样的危机的煎熬和折磨，但这一次是最难也是最厉害的，难以忘怀，也不堪回首！
　　 虽然，我在安慰大娘给我割羊毛疔时，豪爽地说过不怕死的话，但心里还是盼望着能好好的活过来！所以，心情始终处在紧张、担心中。
　　 看到大娘不割了，我又急又难过。据大娘说：以往给别人割时，割过几个就明显见轻了，可你弟弟，她扭头看我一眼；他都割了七个了{这是她以往，她给别人割的最多的数，也是她定的最多的数，也没见什么。她害怕出事，担不起是非呀！我着急难过的是：割了这么多，都不见一点好转，这更曾加生命的危险！
　　 尽管这样，我放松了心情，装出没什么的样子，对大姐说：“没觉出好来。”
　　 大姐没法，还是去求大娘，大娘还是不肯。
　　 我心一酸，用足了底气，又豪爽的对大娘说：“大娘，你不用担心！你累了，你就歇歇。出不了什么事。就是出了事，也不要紧，有她们证明，”我用眼看着大姐她们：“那是我的命该着！是我自己的事。”
　　 大娘无奈地叹口气道：“孩子，你让大娘多难为。好！就依你们吧。”
　　 大约到晚上八点多，割了二十七处，大娘说：在你身上，再也没有地方可割了，就这样吧。”
　　 我大姐同事的妈，送过来饭，让她们吃点饭。我病倒这几天，也没太吃饭，加上刚才这阵子折腾，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睡过去了。
　　 大娘家就这一间房子，大约有十七、八平方。两窗一门，两窗相对，一门在侧；靠门侧的窗在院里二楼的走廊上，窗下按一个小铺；对面的窗朝马路，楼下是进院的石村路市场；窗下按了一个大铺。她家吊铺上，还住着两个人，是农村来做买卖的两个中年妇女租住的；白天她们到市场上去摆摊，晚上就回来住宿。
　　 大娘心眼真好，我人虚的不能动，她没嫌我，还让我住在她的铺上，而她去门边的小铺上睡。晚上，吃了饭，没事了，她们在聊天。
　　 大娘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她老头子是解放前去了台湾，有四个子女，都不是她亲生。现在他们都早已各自结婚成家了。几十年中，她救了不少人。这几年，年纪大了，又长白内障，有了年头不干这一行了。她还是一个标准的小脚老太太。
　　 说了一会话，大娘从小铺那边走过来，慈祥而又关心的对我说：“今天真怪了，我的眼也能看到了，从头到尾都看的清清楚楚。你的毛病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