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香里话沧桑

摘要：五个走过沧桑的人，一边吃火锅，一边笑谈人世沧桑。沧桑经历，都成过眼烟云。
　　 重阳节后，农历九月十二。和四位忘年交一起闲坐，吃火锅。
　　 座中五位，四个人，皆白发苍苍。最大者，李老师，九十五岁，按年龄，在我们单位退休人员里坐头把交椅。王老师，七十八岁。周老师，和王老师年龄不相上下。我，六十三岁。高君，将近五十岁。
　　 一人一个火锅。年龄大了，喜素淡，不喜荤腥过重，只要了一斤羊肉卷，其它九盘，白菜、萝卜、菠菜、生菜、土豆、莲藕、冬瓜、红薯、豆腐，八菜一素，各取所需。锅底火焰炎炎，锅中淡汤沸沸，不一会儿，一间房里，便暖意融融。
　　 吃了一会儿，年龄最大的李老师笑呵呵开了口：“酒呢？无酒不席，光吃不喝，兴致不高啊！”其话语，天真直率，俏皮，如孩童一般。
　　 哈哈哈，本就捎带着酒，只是忘了打开。高君赶紧打开，除了我——天生酒精过敏，其他四个人，都斟了一点儿。举起杯来，各自浅抿一口，然后，边吃，边喝，边聊。座中乱侃，无拘无束，云来雾去。
　　 有三个话题，觉有趣，有味，记之。
　　 一、有情有趣老来乐
　　 人到晚秋，几个忘年交，时不时聚在一起，喝点儿闲茶，品点儿淡酒，吃点儿小菜，也是人生一个小幸福啊。按日本一个作家创设的一个词儿说，就是小确幸。
　　 一开始，大家一起举杯时，我说了一句。
　　 是啊，是啊。我们这些人，有点儿学历，有个高级职称，人到老年，退了休，月月有几千块钱供着，吃穿不愁，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游山逛水。这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幸福。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幸福，人生情趣的幸福，精神生活的幸福。
　　 这种幸福，各自不同。
　　 年龄最大的李老师，九十五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腰板硬朗，面色红润。看头发，返老还青，竟然黑发渐多，多过白发。仅看头发，他比我还年轻。细数自己的许多老同事，一个个，驾鹤西去。唯独他，还健健康康的活着。至今，不用人陪，独自散步。据他说，前些年，快到九十岁的时候，散步散到没人处，还打旋风脚呢。火锅宴中，第一个撺掇着喝酒的，竟然是他。出过诗集，还经常给一个小刊物审稿子。
　　 还写吗？
　　 写啊！隔三差五，提起笔来，凑几句，其乐无穷，也活跃活跃脑细胞，防衰老。
　　 活吧，好好活吧，活到一百岁，我们一起给你祝百岁大寿！
　　 五年，快，一眨眼，到时候，就得贺贺!
　　 李老师不客气，也很有自信，慨然应允。
　　 李老师的幸福，在他的高寿且康健；在他将近期颐之年，依然天真直率；在他的老来不断码字儿，既抒发性灵，又延年益寿。
　　 王老师，书法家，古稀之末，将近耄耋，依然笔耕不辍，一笔行草，越写越潇洒，越写越超凡脱俗，独具风韵。且云游四方。在北京，兼着一个书画院的院长，其书法名声，不能说轰动京城，也有了一定影响。登青城山、五台山，一住几个月，谈书论道，不亦乐乎。在徐州，除了办个展，最近，还被那里的人邀请，长住那里，一边创作，一边带徒弟。
　　 有一次，喝了一点酒，酒后，即兴写了一幅自己满意的字儿，谁要都不给，多少钱都不给。孤芳自赏。没人的时候，自己拿出来，赏运笔，看结构，瞅墨色，越看越看不够。王老师说。
　　 那幅字，拿给我们看过，行云流水，自然率意，逸趣横生。
　　 王老师的乐趣，在笔墨挥洒淋漓酣畅之间，在书法创作质量的不断飞跃之间，在书法的审美意趣之间。
　　 周老师，自取一名，不忧天。
　　 年轻时，不但学问了得，还爱好宽泛。篮球健将，篮球场上，玩魔术一般，将一个篮球玩弄于股掌之中；好中锋，前传后倒，协调一个团队，游刃有余。还爱写字，写的一手好篆字，结体规整，运笔精到。画画，花鸟虫鱼，山水亭台，兴致来了，就画一幅。
　　 老来，省级诗词学会会员，已经出了《不忧天诗草》的上集，还准备出下集。在诗苑里，他被称为“怪才”，怪在形式上从心所欲，不拘格律，语言上流畅轻爽，诙谐幽默。被邀加入一个诗社，又和李老师、王老师一起，兼做小诗刊的审稿。前两年，爱上了歇后语，自己编撰了许多。交谈中，他提到自己又在编写一部篆书字典。
　　 酷爱音乐，特别是中国古典音乐，老伴儿走了之后，最爱听《二泉映月》，绵绵情思，都随着幽怨、缠绵、凄美的旋律，飘飘渺渺。
　　 周老师的老来情趣，在怪味十足情趣盎然的诗词之中，在苍劲古朴结体规整的篆字书法之中，在诙谐有趣生动活泼的歇后语之中，在悠扬婉转古色古香的古典音乐之中。
　　 人到老年，有爱好，有情趣，世俗生活才能有声有色，精神生活才能有滋有味。这种生活，活的是自由自在，是优雅情致，是悠闲舒适，是诗意栖居。
　　 二、没写过一张选票
　　 我这一辈子没填过一张选票。
　　 扯到民主选举的问题，周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这一生的前几十年，选举？哪有你的份？我说。
　　 是啊。周老师，解放前，你家不是地主吗？高君问。
　　 是啊，家里大概有三百亩地。
　　 三百亩地，也是地主，那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的后代，哪有什么选举权？高君调侃。
　　 因为出身不好，周老师大学没毕业，就被打成“极右”。上的是当时河南省里的最高学府，毕业分配时，却被分配到当时河南省最东边的一个小县(1963年，划归山东)，又被贬到乡下一个中学。大多时间，学校领导怕他“毒害学生”，不让他教自己所学的专业——语文课，让他教体育，或者——劳动改造。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文革时期，他拉着一个石磙，轧麦子——正在劳动改造。后来，教过我们体育课。
　　 剥削阶级子女的包袱，时时压在他身上，阶级斗争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高悬在他的头顶。从成人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他的选举权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文革后，再有选举，填选票的权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越俎代庖——代劳了。
　　 高君回答得好，组织都替你填了。
　　 周老师这一辈子，挺悲剧的。前大半辈子，是黑五类，选举权被剥夺；后半辈子，选举权被越俎代庖，依然相当于边缘人。
　　 不忧天这名字，恰是对一生忧患过多的反讽。
　　 我问李老师，现在台湾还有亲人吗？
　　 有啊！还有两个妹妹。
　　 九十五岁的李老师，更有一本心酸账。
　　 老爸曾在蒋介石的总统府里任职，1949年，去了台湾。抗战时期，上过民国政府的流亡学校，曾和现在居住在美国的著名作家王鼎钧一个学校。后来，上过西南联大，有幸和杨振宁、汪曾祺一起同窗。再后来，上民国最高学府南京大学，和刚下台的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母亲同学，而且，家就住在南京总统府附近。毋庸置疑，民国时期，肯定属于精英家庭。
　　 不幸的是，父亲要去台湾的时候，家里人被一分两散，他和母亲、哥哥、弟弟留在了大陆。如此家庭背景，在“解放”以后，便成了反革命家庭子女，成了几十年无法摆脱的罪愆。
　　 一开始，只能在原籍农村劳动，在泥土里打滚。也亏得他上过著名大学，一肚子学问，沙里埋不住金子。1951年，我们县里办初中，也就是后来的县一中的雏形，被人推荐，当了老师，教了几年课。1951年，镇反；1952年，土改，三反五反；1956年，肃反。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天战战兢兢，畏畏缩缩，1957年反右，终于没躲过去，一顶右派帽子，打回老家，当农民，把“三垄”。
　　 其间，妻子死了，一人带六个孩子，苦不堪言。一直煎熬到文革以后，落实了政策，又回到学校教课，上世纪1980年代，才又娶了媳妇。
　　 谈到选票问题，他在一旁嘿嘿一笑：我也一辈子没投过选票。
　　 说的时候，满脸微笑，语气平缓，倒像在述说别人的事情，曾经的卑贱，屈辱，煎熬，似乎未曾发生过。
　　 我就想起《三国演义》的卷头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投过唯一的一票，选的是穆XX。王老师说。
　　 穆XX这个人，我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当过我们小县城里的城关镇副镇长。王老师所说的那次投票，应该是选他当副镇长。
　　 那时，王老师应该是师范毕业，刚到我们这里的县一中当老师教书不久。
　　 王老师家里，解放前，不是大地主，却也富裕一些。刚参加工作时，他还是小伙子，血气方刚，工作兢兢业业，得到肯定，也许那时学校里的阶级斗争气氛不太浓，他得以蒙混过关，参加了地方选举。
　　 解放前家庭经济的富裕，毕竟是阴影，是隐形疤痕，后来，稀里糊涂，王老师就成了打入另册的边缘人。所以，后来，再投票选举，他就被排除在外。至于后来嘛，和周老师一样，组织都找人越俎代庖了。
　　 三位老师，三部传奇，浓浓淡淡，都有悲剧色彩。
　　 一张选票，见证了他们三位的人世悲凉。
　　 一张选票，也可以透视我们国家的民主：过去，有弯路；今后，路正长。嘻嘻哈哈中，五个人共同感叹。
　　 三、和整过自己的人一起喝小酒
　　 我看过一本台湾人写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放下，你前面就是天堂；放不下，你脚下就是地狱。”想想，还就得放下。李老师突发感慨。
　　 这话，说起来轻巧，真做起来，难啊!座中另一位有不同的感慨。其他三位也点头称是。
　　 有时候，不经意间，就放下了。李老师又说，接着，给我们讲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
　　 有个王满仓（为避讳，假名），你俩知道。
　　 李老师手指王老师和周老师，他们俩点头。
　　 落实政策以后，和我住隔壁。我爱喝两口，他也爱喝两口。一开始，都是他主动邀请我到他家，后来，我也常邀请他到我家坐坐，啜两口。
　　 酒，不到一块钱一斤。下酒菜，大多是咸菜缸里捞，腌萝卜条，豆酱菜，有什么吃什么，赶上好时候，才炒个菜。那时候，工资低，没那么多讲究。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天南地北地啦呱，越啦越投机。
　　 有一回，刘恩铎（也是假名）从门前过，我俩便邀请他进来坐坐，啜两口。他连连推辞，说有事儿，走了。
　　 后来，恩铎对我说，“老李，你咋和他坐一块儿喝酒？当初，反右，整你整得最厉害的，就是他啊！”
　　 恩铎说得不假。反右派的时候，一开始，他是个积极分子。第一次揭发我的就是他，我打成右派，他“功劳”最大。没想到，我遣送回老家以后不久，他也被打成右派，和我成了难兄难弟。
　　 二十多年以后，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又和我成了同事，一个锅里耍勺子。
　　 唉！那时候的事儿，就兴整人，今天你整人，明天你被人整。
　　 那是个人人恐惧的时代，整别人，是为了自保，但是，往往没整完别人，自己又被整了。我插嘴道。
　　 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一个所谓的民主人士，解放后，这个小县城里第一个工商联合会会长，连续三届人大代表。因为批评身为“党员”的部下，被身份优越的“党员”部下报复，整成右派——当时我们县“官阶”最高的“右派”。理由是，恶毒攻击“党”。以偏概全，偷换概念，一个披着“党”皮的人，成了“党”的整体。后来，文革时期，那部下又被批斗，游街示众，抓进监狱，更惨。
　　 李老师又接着说。那个时代，整人，被人整，都是无奈。落实政策后，满仓主动要请我喝酒，也是表达内疚和歉意。不知不觉，我对他的怨恨，就烟消云散了。
　　 我又想起鲁迅一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就是放下啊!最后，李老师感叹道。
　　 中国人的中庸，中和，宽容，大度，拿得起放得下，在九十五岁的李老师身上，得到了最好体现。
　　 李老师的健康高寿，一定和这样宽和的胸怀分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