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的幸运

摘要：回首所走过的人生之途，真是充满灾难，充满坎坷，也充满传奇色彩。我特别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经过这九死一生的考验，我感觉到自己是幸运者，更加懂得珍惜人生、珍惜生命。因为，每一次“劫后余生”，都是一个全新的自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难料，人生多艰。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告诉我们一个史实：“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里面所说之人至少都是“死”过一次的，但他们都是坚贞不屈的强者，无所畏惧的英雄，劫后获得新生的伟人。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说“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他是“死”过十几次的人，但他抱着“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决心，早将死“付之度外”。
　　 我敬佩这些不惧生死的英雄，常以他们为楷模，把“愈挫愈奋”作为座右铭，以激励自己勇敢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和艰难险阻，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人们形容做事总是一事无成时，总要说“屡战屡败”这个词，可我总是要反过来说“屡败屡战”，这样便给了自己一个执着与不屈的信念和精神。现实生活中，我也确实有过“九死一生”的痛彻和欣幸，但我始终以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死，面对人生。
　　 第一次面临死神的威胁，是3岁的时候。听母亲说，有一天，她正在厨房做饭，突然听到外面的我不停地发出“哼哼”声，她并未在意，心想，赶快烧几把火，把饭做好再去看吧。可是，我的“哼哼”声越来越弱，母亲不放心了，跑出去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院子的西南角是一个大粪坑，为了防止我玩耍时掉进去，父亲专门在粪坑边用3条椽子做了一道护墙。可调皮的我，还是硬生生地爬过去，掉进了刚刚出完粪满是雨水的粪坑里，整个身子漂浮在水里，只有两只小手紧紧地抓着坑沿。母亲一声惊呼：“我的儿啊！”颠着一双小脚跌跌撞撞地冲过去，把我拉了出来，抱着我痛哭失声。母亲说，如果再晚一会儿，我就会坚持不住掉进水深近2米的粪坑，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次从死神手里夺回一条命，是6岁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疾病缠上了我的身。父亲背着我走东串西，四处求医问药。一年过去了，钱也花完了，可我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街坊们看着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我，无不流下怜悯的泪水。盛夏时节，父母便在村边的一棵老榆树下，铺上一块草席，把不能行走的我放在上面，就下地干活了。乡亲们不论谁路过，只要看到晒着了，就把我挪动到树荫下。我不是躺着，就是坐着，许多人看着我那个样子都叹息着说：“唉，这孩子是没啥指望了。”可儿子是父母亲的心头肉，绝不会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奔波着去求医。许是命不该绝，抑或父亲心诚，我的病竟渐渐地好起来。
　　 第三次面临死亡的危险，是10岁的时候。那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勤、特别大。我趁父亲不在家，便穿上父亲的大雨鞋，悄悄地爬上东房去扫雪。不一会儿，东房扫完了，我便找来一块木板连接在东房与北屋之间，顺着木板慢慢地又爬到了北屋。北屋总共是4间，面积比较大，扫完雪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当我小心翼翼地从北屋往东房跨越时，由于雨鞋太大的缘故，脚下一扭一滑，一个倒栽葱摔了下去。我只是大声呼喊了一声“娘！”便人事不醒了。母亲闻讯跑了过来，把我抱进了屋子。慢慢苏醒过来的我，感到右胳膊剧烈疼痛，不能动弹，动一下就疼痛地出一身冷汗。父亲回来后赶紧把当赤脚医生的叔父叫过来，仔细检查了一下，说是其它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把右胳膊摔脱臼了。于是，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个村子才把脱臼的胳膊复位。
　　 第四次滑向死亡的边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次，我到村西路南边的一棵小榆树上去捋榆钱，下面的早已被人捋光了，只有顶端残留着几串榆钱，我想把它捋下来，便爬了上去。谁料，刚刚爬到树的顶端，还未捋到榆钱，脚下的树枝便突然折断了。失去重心的我，想抓住树枝未能如愿，一下子头冲下栽了下来，只觉着头“嗡”地一下，就人事不省了。不知过了多久，睁开双眼时，看见几个小伙伴正围着我，高声呼喊着我的乳名。我起身想站起来，挣扎了几次也没有起来，小伙伴们见状，赶紧搀起我，将晕头转向的我送回家。看到母亲，泪水顿时夺眶而出。父亲说，多亏那棵榆树下是松软的沙土地，不然的话，非死即残。
　　 第五次险些被砸死，是16岁的时候。那年，高小未完全毕业，我就回村务农了。那时候，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爹拉犁，娘拉钯，婶子大娘砸坷垃。”在一次参加生产队砸坷垃劳动时，在我身后干活的比我大一岁的堂兄王清林，不知怎么回事，竟鬼使神差地抡起巨大木质榔头，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头上。顿时，鲜血喷涌，我晕厥过去。当我醒来后，头痛剧烈，用手一模，全部是血。我随手抓了一把泥土，捂在流血不止的伤口处。王清林半搀半扶半拖着我，回到村卫生所。当赤脚医生的叔父不在，为叔父当助手的嫂子崔金玉简单扼要地清理了一下我的伤口，就包扎起来，给了几片止痛药，便让我回家休养了。休养期间，王清林的母亲贾进香婶子，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只是每天用槐树枝煮6个鸡蛋给我送去。就这样，我没有去医院，只是吃了半个月的槐树枝煮鸡蛋，就又干开了农活。从此以后，落下经常头痛的毛病。直到90年代初做CT检查时，脑部仍有一大块淤血未能吸收，压迫着神经线。医生问明原因，不由地慨叹：“你真是命大啊，简直不能想象能有现在的结果！”虽然我落下了病根，却从来没有怨恨过王清林，我们的感情依然如故。
　　 第六次险些被摔死，是1971年，我当新兵的时候。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为了开辟一个宣传报道专栏，老班长郭玉宝让我顺着梯子爬到瓦房顶上去绑缚一根木条。没想到，拴绳子时，由于用力过猛，绳子断了，我后仰着从空中坠落下来。就在即将着地的瞬间，我毫无意识地突然一转身，一个骑马蹲裆势，稳稳地蹲在了地上。我抬头一看，站在身旁的老班长郭玉宝和教导员王德富，全都是面无血色。事后，我也真正后怕起来，如若从二层多楼高的房顶上仰面摔在水泥地面上，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第七次险些被电死，是1973年，我当副班长的时候。那天晚上，宿舍里的灯突然不亮了，找了半天电工也没有找到。于是，我便拿着手电筒，爬到房脊上去检查线路。我东摸摸、西摸摸，一不小心，手触电了。强大的电流，一下子把我从房脊上打落在地。躺在地上好半天，我都没有起来。战友们望着双眼紧闭的我，还以为被电死了呢。
　　 第八次差一点被活埋，是1975年，我当班长的时候。当时，仓库正值初建时期，为节约购沙开支，仓库主任马志敏命令我们班在库区南侧的崖壁上掏洞挖沙子。一个星期时间，便掏出数十吨上好的沙子，受到首长的表扬。洞越掏越深，我的担心越来越大，生怕一旦洞口坍塌，我们就一命呜呼了。为安全起见，我特意安排一名十分机灵的战士看守洞口，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即呼喊，我们就迅捷撤出。那天，正在掏沙的我，突然听到呼喊，即刻命令战士扔掉工具，快速撤出。跑在最后的我，刚刚跨出洞口，便听到呼隆一声，整个洞口坍塌了，飞溅的泥块砸伤了我的右脚跟。
　　 第九次险些被炸死，是当助理员的时候。1984年初冬的一天，在仓库副主任张魁高的带领下，我和排长刘存义、班长邢西兰、段慎成，前往临汾城东一小河沟东岸销毁156枚手榴弹。我们藏身的地方，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土坑，上面是土堆，大概有四五米高，下面是小河沟，垂直距离10余米。张魁高、刘存义、邢西兰、段慎成轮流投弹，我坐在手榴弹箱子上解拉环。刚刚解完一个拉环，不经意间一抬头，发现有一枚手榴弹正在刘存义的脚下冒着黑烟。此时，浑然不知的刘存义、邢西兰手中各握着一枚手榴弹，拉环套在右手小指上。惊出一身冷汗的我，其它的话什么也喊不出来，只是高喊着一个字：“快、快！”富有经验的张魁高副主任迅捷地就地爬下，刘存义、邢西兰，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我清楚，国产手榴弹从拉环到爆炸只需要3.7秒。如果这枚手榴弹爆炸，势必引爆刘存义、邢西兰手中的手榴弹，进而引爆那100多枚手榴弹，身在狭窄土坑内的我们都会被炸成肉酱，头脑里一闪而过的两个字就是“完了”。就在这生死一瞬间，奇迹发生了。只见段慎成一个反转身将冒烟的手榴弹抓起来，推了出去。“轰”的一声，手榴弹在土坑下面几公分处爆炸了，一束强大的土柱冲向空中，又散落下来，弄得我们浑身是土。我望着灰头土脸的张魁高、刘存义、邢西兰，不由地笑出了声。段慎成被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松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过了足足有五六分钟时间，段慎成才渐渐缓过劲来。原来，已经拉了环的手榴弹，不慎从段慎成的手中向后滑脱，落在了刘存义的脚下。我惊魂未定地说：“好险啊，我们差点儿被全部报销！”至今，那个木柄手榴弹箱子，依然被我珍藏着。
　　 第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1985年春节前夕。在通信员许建国的陪同下，我带着妻子、女儿，还有战友王金科的妻子、女儿，战友刘印池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一行7人回家过年。那天，天不亮便来到邯郸长途汽车站，想购买发往家乡的第一趟长途客车。可是，座票已经售完。我说，没有座位不要紧，站票也行，只要能早点到家。售票员却说，站票不能卖。我拿出军人通行证，说了一大堆好话，售票员不给一点情面。我又让通信员许建国，找来在车站对面一家门店当经理的哥哥说情，售票员依然如故。没有办法，只好购买了下午2点钟的车票。当长途客车行驶到离家9公里的京广公路与邯临公路交汇处的香城固时，我看到路边有一大片灰烬，依然冒着刺鼻的轻烟，路边有一辆侧翻的长途客车，烧得只剩下一副铁架子，遍地都是各种颜色的碎布屑，灰烬旁并排放着许多盖着白布单的尸体。原来，这辆长途客车正是我想购买车票的那辆车（往年回家均乘坐这辆长途客车），与由北向南高速行驶的一辆大货车相撞，长途客车180度旋转后侧翻、摩擦、起火、爆炸。看着被烧的长途汽车残骸，我不寒而栗。这起特大交通事故，造成4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亲朋好友得知后，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说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
　　 第十一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是一场车祸。1993年12月的一天，时任289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我，和副院长李光明、主治医生贾志驱车到太原五分部参加年终总结表彰大会。车刚行驶到介休与平遥交界处，有一辆农用三轮车突然从左侧的乡间小路上窜出，迎头向西驶来。为避免撞车，经验不足的司机薛洪，由于打方向过猛，桑塔纳小车一个90度调头，向公路北侧冲去，路边的电线杆被撞断3截，小车又是一个90度调头，打着滚儿翻进路边十几米的深沟里。车翻滚之初，我觉着右手很痛，一个可怕的念头油然而生：我要死了！车再翻滚时，我右手自然地缩回来，便不知道了疼痛。几秒钟过后，车子便四脚朝天地躺在了沟底。我听见副院长李光明在高喊：“王主任，有事吗？”我高声回答：“没有事。”李光明又喊：“赶快出来。”我无奈地说：“我出不去，贾志压在我身上。”等贾志爬出来后，我才最后一个从破碎的车窗处爬出来，用手一摸，头上都是鲜血。先我爬出来的李光明已经浑身瘫软地躺倒在地不能动了，贾志马上给我检查了一下，头部没有受伤，只是右手受了些外伤，鲜血正滴。后在介休某部卫生所进行了检查，发现没有大碍。我们一行4人，除我受了点轻伤外，其他人均平安无事。据平遥交警队的民警说，3天前，这个地方就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车内也是4人，当场全部死亡。我很庆幸，又躲过了一大劫难。
　　 回首所走过的人生之途，真是充满灾难，充满坎坷，也充满传奇色彩。我特别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经过这九死一生的考验，我感觉到自己是幸运者，更加懂得珍惜人生、珍惜生命。因为，每一次“劫后余生”，都是一个全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