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的冲动 ——新时期小说中的疯癫形象探究

前言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一句“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已经成为广为传诵的名言。疯癫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是古今中外文学和思想界广为关注的话题。在文学领域内，疯癫形象的塑造也一直受到不少作家的青睐。
　　 西方关于疯癫的研究比较早，而且较为深入。其中弗洛伊德主要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疯癫。后来的学者对前者的纯生物学有所发展，引进了社会文化的原因。阿得勒、荣格、霍妮、弗洛姆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几个方面研究精神疾患。福柯从疯癫与文明演化方面对疯癫的研究成为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经典论述。对国外文学中的疯癫形象研究已经进入一个较为深层的领域，有论者将符号学引入疯癫形象研究，如《疯癫在小说〈牛奶与蜂蜜〉中的文化符号意义》，还有的将疯癫形象放在西方的愚人文化背景中，提出愚人形象对智者的反讽，如《田俊武，王艳玲《疯智还是讽愚——简论愚人文学中的讽刺主题》（《外语教学》2003年4期），凌建候等人将狂欢理论用来分析西方文学中疯癫形象，发现了其中的喜剧效果。（《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国外文学》，2007年7期）。
　　 疯癫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独特的印记和价值，如楚狂接舆、汉魏时期的焦先、阮籍、嵇康，明清时期的徐渭、范进，《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民间文学中的济癫等都已经成为文学长廊上的经典形象。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狂人日记》为开端，先后在《长明灯》、《祝福》等作品中塑造了疯癫形象，有论者认为阿Q也是鲁迅着意塑造的疯傻形象之一。接下来如凌叔华、萧红、曹禺、张爱玲、路翎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等的小说中也塑造了许多疯癫形象，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建国后到新时期之初，由于政治标准的一体化，这种精神内蕴丰厚且具有反叛性质的形象几乎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即便有，如《红岩》中的华子良，也只是佯谬疯癫以达到理性的革命目的的策略，不算作真正的疯癫形象。当新时期开始关注人的精神自主性的时候，疯癫形象在文学写作中复苏了。从文革后的社会反思开始到后现代解构一切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没有离开过疯癫形象的塑造。
　　 新时期疯癫形象的研究，是一个尚不成熟的领域。其中的研究者有：朱德发、陈晓兰、兰爱国、陈力君、廖冬梅、杨慧、蒋丽、杜云南、秦红雨等。其中疯癫形象个案研究方面作品较多。有论者认为疯癫形象是一种具有启蒙色彩的颠覆，具有现代性意义，他们或认为疯癫是现代性追求的标志，如兰爱国的《从现代狂人到后现代白痴-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论》（《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或者将一些疯癫形象读作对现代性的反叛或想象，如杨慧的《水?疯癫?现代性—解读<小鲍庄>、<古船>和<米>》（《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和《现代性的两种“疯癫”想象——重读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疯人谱系》，（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这些文章主要是就单篇作品或几部作品进行分析，不具有系统性。理性与非理性基础上对疯癫与正常世界的比较，一直是众多论者的研究角度，他们发现疯癫被权力宰制的真相并对疯癫形象的自由精神加以赞颂，如杨慧、宋一苇：《理性与疯癫——新时期文学“疯人”谱系的知识学考古》（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月23卷2期）。论者对疯癫与正常人谁更正常的质疑，如刘延红的《在理性与疯癫之间——读迟子建的〈疯人院的小磨盘〉》（《当代文坛》，2002年第5期）表达了对疯子们之间充满温情的生活歌颂，对正常人冷漠和钝化思维的批判。
　　 有少数论者将现当代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做了宏观意义的纵向谱系研究，着重从不同社会时期不同的疯癫观念来阐释疯癫形象随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流变轨迹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变迁。如陈晓兰的《现代中国“疯狂”观念的衍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狂人与疯子》，《新时期文学的疯癫主题研究》等。
　　 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中对疯癫女性形象专题研究成就比较突出，提出疯癫女性是反抗男权的挣扎，如廖冬梅的《“疯癫”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一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的“疯癫”女性书写》（《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清华大学的杨慧发现现代性与男权导致女性双重的压抑，他在《现代性旋涡中的疯女人——从〈晨钟响彻的黄昏〉、〈羽蛇〉、〈无字〉谈起》（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6卷1期）中阐述了女性双重反抗的艰难性。
　　 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关于疯癫形象的论述都停留在片段式和表面化的领域。
　　 首先对于疯癫形象，所有的论者都是直入主题，不愿对形象本身的界定多费笔墨。也许界定疯癫形象是一个陷阱，因为疯癫是一个结合了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复杂概念。但如果没有一个基于文学学科的合理界定，一切立论都似乎显得有些混沌和牵强。
　　 其次，没有人对疯癫形象书写的独特价值给出有力的挖掘，对众多作家选择塑造疯癫形象的原因语焉不详。所有的论者都集中在疯癫是“非理性”和“反抗与挣扎”等论点上，对疯狂形象的书写中，没有就作家更深层的叙事特殊性作出思考和论述。
　　 最后，目前也没有人从总体上对疯癫形象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反思以及审美意义给出贯通的分析和思考。虽然有的硕士论文涉及到了此论题，如西北大学蒋丽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形象》和西南大学秦红雨的硕士论文《破碎天空下的挣扎与拷问—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疯癫形象》，他们在文本和形象的基础分析之后，对疯癫形象的深层文化成因和审美意蕴没有做进一步的阐述，也没有对疯癫形象书写的独特性给出较为明晰的指认，导致铺叙有余挖掘不足。这都给疯癫形象的继续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一章疯癫形象的界定与分类
　　 第一节关于界定的声明
　　 在众多的“疯癫”解释中，作为文学形象的疯癫形象，必须立足于文学的角度，本着文学形象的本意来界定。疯癫形象不仅是一个生理、心理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美学的问题。也就是说，纯粹医学和纯粹心理学的理性界定，虽然必须参考，但这些非文学学科的理论，必须在利用之后能重新用文学的理论阐发和引申，既要利用他们来立论，又要摆脱他们的限定。
　　 如果把文学中的疯癫形象混同于医学中的精神病人和心理学中的精神异常者，如果简单的把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读作疯子，是一种无知和武断，类似于把人类自己的部分同类抛弃出去，或者把属于人类自己心灵世界的一部分遮蔽了。这样就不能理解作家塑造疯癫形象的用意，就不能从更广阔的人类历史和人类本性等多重角度解读疯癫形象，不能解读这些人和社会文化的永远残酷而矛盾的中介关系，也就失去了一次进入人类自我精神内部的对话机会与沟通可能。
　　 疯癫形象与正常形象的区别不在于“疯”与“不疯”的科学属性的差别，而在于作为一种文学形象，疯癫形象所承担的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文化心理，在于作家赋予他们的精神内涵的独特性。疯癫形象只是众多文学形象的一种，他们并非不可理喻，相反，由于具备了文学学科的性质和作家的理性构建，他们具有无比饱满的解读空间和审美意味。
　　 第二节疯癫形象的界定
　　 疯癫形象的界定首先依赖于对疯癫的理解。关于疯癫，各个学科有不同的解释，可供疯癫形象界定利用。疯癫必然是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多维反应形成的精神症候。一般词类工具书将“疯”解释为：精神错乱失常等，这样的解释极为笼统，不够严谨。典型的有关疯癫的理论有医学中的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文学的典型性永远不应该与医学的现实性相混淆。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表见解，用自己的方式对自然科学的观点进行补充，而不是反驳。文学用语言对人的本质所概括的那部分正是医生的视野所不及的。”同时，文化相对论认为，“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异常与否，不存在普适性的标准和规则，行为的正常与否与社会的常模有关”，这正体现了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疯癫理解的相对性。
　　 疯癫形象的界定从作家、社会、文学作品的关系来理解。
　　 疯癫形象首先是作家构建的。疯癫形象与其说是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作家表现主义的叙事策略。“借助疯狂表现对传统价值的反叛，是中国表现主义作品主题表现的重要视角之一，表现主义文学中的反抗、不满现实的绝叫，崇拜力，鼓动性、强烈的艺术节奏感等等，其外表都给人以‘疯狂’之感”。“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离开作家的主观创作意图、创作心理谈形象是毫无意义的。由于疯癫形象的心理世界是正常人不曾体会的，所以疯癫形象只能是作家虚拟和想象构建的，蕴含了作家创作意图和审美意味的文学形象。
　　 其次，疯癫形象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作家所塑造的疯癫形象并非实指的绝对疯癫，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对应、与一定的主流社会和非疯癫形象相对应的具有另类色彩的人或艺术符号，是被文本中的社会历史和人文语境、被文本中的所谓主流话语、主流意识的操纵者即非疯癫形象判定为疯癫的人或艺术符号。正如卡伦荷妮所分析的“我们指称一个人为神经症患者应用的一个普遍标准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的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合拍”，“每一种文化都理由十足地坚持这样的信仰，即只有他们自己的那些情感和欲望才是人类本性的唯一的正常表达”，“正常的概念不仅在上述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易时移而大异其趣”，同时她也指出正常的概念也因不同的社会阶级或不同的性别而不同。作家此时可能代表着主流话语或正常规则，但更多的是质疑主流话语或正常规则，或者是作为客观的展示二者对应关系的第三者。
　　 第三、在文学作品中，疯癫形象首先是被界定为疯的他者，有时候是实指的人，有时是一种寓言和隐喻。有时具备两种作用。前者包括真疯子、被他者命名的疯子，如《芙蓉镇》中的秦癫子，王疯子，《看麦娘》中的上官端方、《小鲍庄》中的文疯子和武疯子，《傻瓜的诗篇》中的莉莉等。后者如《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有一种超历史的特点，具备历史隐喻的功能，《爸爸爸》中的丙崽，则是反传统寓言的载体，《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是反政治理性的残酷工具，《羽蛇》中的羽，是反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自由图腾。
　　 总之，疯癫形象是作为人和社会文化的中介出现的，试图更为彻底的暴露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让社会和人类反省自我而不惜自嘲、自戕的人物形象或文学符号。是作家渴望反省人类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断发现和宽容本属正常的事物，对是否正常抱有更为宽泛的理解和更为宽容的态度的尝试。尤其是后现代的今天，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的对峙和对抗中，中心是由边缘构成和规定的，经过了多种边缘的自由消解之后，才会出现多元多样的思想。
　　 第三节疯癫形象分类
　　 根据疯癫形象的疯癫表现分类，可以更好地发现“疯癫形象”及其书写对理性所控制的主流意识和主流秩序的突围本质。疯癫形象在此可以分为狂、癫、痴等。狂有一种积极面对外界环境的激进气质，癫包涵了消极迂回的策略因素，痴表现出一定的超越色彩。
　　 一、狂。《辞源》中解释为癫狂，神经错乱；狂妄；急噪；放荡；形容势猛烈；狂乱急促等。狂是一种过激过度张扬的言行表现，与“度”相对。现存的世界无疑建立在适度基础之上，狂人形象抛却了界限和适度，抛却了诸多的清规戒律，是一种对限度的突破。在疯癫形象构建中就体现为对秩序和现实无所顾忌的恣肆冲击，古代的楚狂形象可以作为理解的参照。
　　 《绝望中诞生》中的科学狂人，《玫瑰门》中的报复狂人，《坚硬如水》中的革命狂人等都是典型的狂人形象。其中较有特色的是作家朱苏进塑造的军人中的“狂人形象”。以《绝望中诞生》的主人公孟中天为例，疯狂气质与科学理性相悖，但又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具有疯狂气质的人比正常人更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和魅力的光环。更为明显的是朱苏进的另外一部小说《接近无限透明》，其中从开始的疯子李觉到后来的正常人李言之，作家提出了凭什么认为他人是疯子的疑问。对据以判断疯狂的标准提出了质疑，并引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妖魔性（即疯狂性）存在的推断。从狂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正常社会的壁垒森严、残酷无情和拘谨顽固。
　　 二、癫。《辞源》解释为神经错乱，言语失常。癫狂原作“颠狂”，颠的原意为“山顶”，“头顶”“本根”，“自高陨坠”，“倒、仆”等，从词形的演变可以看到文明进步对秩序颠覆者定义时的文化霸权意味。“癫”倾向于言语失常，与“常”相对，指向随意自由。在疯癫中或逃避或弱化或解构政治等意识形态、文化、宿命等的残害和压制,企图获得一份相对逍遥的自由与自足，民间的济癫可以作为标本来帮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