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与北京、通州及马经纶

摘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李卓吾，他的学术思想最初奠基于北京，其人生命运也在北京发生重大转变，由此，他才现实地开始成为一个思想家。此外，李卓吾一生“以友为命”，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可托生死之人，直到他垂暮之年，在北京通州结交了马经纶，才最终得以实现其“托命于友”的夙愿。 李卓吾出生于福建泉州（今福建晋江），却临终遗嘱死葬于北京通州，北京包括通州对李卓吾究竟有哪些特殊意义，以至使李卓吾做出如此选择？这个问题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
　　 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李卓吾，他的学术思想最初奠基于北京，其人生命运也在北京发生重大转变，由此，他才现实地开始成为一个思想家。此外，李卓吾一生“以友为命”，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可托生死之人，直到他垂暮之年，在北京通州结交了马经纶，才最终得以实现其“托命于友”的夙愿。
　　 李卓吾第一次来北京的时间，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末秋初，以季节推算他可能是经由京杭运河水路而来，当时他守父丧期满，按制来北京到礼部报到候职，当时的李卓吾三十五或三十六岁。在此之前没有李卓吾来过北京的记载，明制举试不出本省。中举前后其自述有“北学而食”经历，但这时的“北”不可能太远，不会“北”到北京，他当时为养家糊口出外做教书先生，若来北京还挣不够往返路费。
　　 初来北京之前的李卓吾，一直没能摆脱生存困境，其家族在泉州当地有一定背景，但传到他时已完全败落，家境贫寒，日常衣食都难以保障。李卓吾幼年丧母，从小过的就是穷苦日子，还好他聪明伶俐一试中举，但踏上仕途之初官小禄微，一直没能摆脱贫困。父丧守制前，李卓吾只是一个八品的小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本来就俸禄微薄难以养家，守制时又俸禄减半或没有俸禄。偏在守制期间，泉州又遇倭患，以至内忧外患穷困潦倒……李卓吾第一次来京是否走运河水路都不敢肯定，难说他那时有没有钱雇船，或者他和妻子儿女就是旱路跋涉而来。
　　 家事忧烦、焦头烂额，仕途也很不顺意……李卓吾第一次来到北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北京到礼部报到候职时，李卓吾已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候职期间他只能重操旧业再去做教书先生，才能勉强养活一家数口，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见。李卓吾当了十个月教书先生，终于补上官缺有了俸禄，还是国子监博士，只不过由南京变到了北京。明代官俸微薄，小官俸禄更少，所领俸禄仍不足养家，以至任上其次子又因病饿而死（其长子同样因病饿死于中举候职期间），李卓吾真是穷厄连连。
　　 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其次子夭折的同一天，他又接到祖父逝世的讣闻，李卓吾作为家里的长房承重孙，按制又一次要回乡丁忧守制。本来就养不活一家人，这样一来就更没有活路了。思来想去，李卓吾只能暂时将家小安置到他曾经为官的河南辉县，那里还有他当教谕时置下的一点田产，寄希望妻女四人可以凭此活命，但当他守制期满再到辉县时，他又两个女儿被当地的旱灾夺去了性命。
　　 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李卓吾携妻女二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就任礼部司务职，人生困顿失意已达极点。礼部司务一职是从九品，较之原来的国子监博士不升反降，混迹官场十多年，李卓吾的官职又做回了最初最小的原点。但人生际遇往往就是这样，走到最低便可能触底反弹，已经倒霉透顶的李卓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好运也就要来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李卓吾，也从这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应该说李卓吾自幼聪明伶俐，一路而来也都在读书用功长见识，不然也没可能靠背诵500篇八股范文中举。但其之前所学所想得到的认知，事实上还相当肤浅，至多也就算是个比较勤奋的“读书人”，有点“愤青”，与“思想家”还靠不上边儿。第一次来北京，李卓吾困于衣食饥馑家事烦忧，根本没可能去求学问道，养家糊口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去钻研学问道理？那时的他只是疲于奔命。
　　 这第二次来到北京，状况与上一次却慢慢不同，李卓吾的官虽然做得更小，俸禄也比之前更少，但他身上的负担也少了很多，比较起来倒是现在生活减轻了压力。父亲、祖父相继亡故，泉州老家那边没有了太多牵挂；次子二女接连夭折，身边只剩下妻子长女，俸禄少了人口也少了，反够了日常用度，李卓吾竟因此有了求学问道的可能。一关注身边环境他才发现，原来皇都北京人才荟萃，学术氛围竟是如此浓厚。
　　 李卓吾融入北京文人学者圈子，引路人是徐用检。徐用检，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李卓吾同一衙门的同僚、上司。他是王阳明心学的信徒，对佛学也有较深入研究，在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徐用检经常讲学，善于以佛释儒，这一方法后来也为李卓吾终身沿用。李卓吾上任礼部司务，不久就结识了徐用检，并对他的观点颇多认同，尝听其讲学，为其玄妙折服。一日李卓吾在讲堂上被人喝问：“公怖死乎？”李卓吾应：“死安得不怖！”那人遂言：“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袁中道《李温陵传》）李卓吾大为惊喜：生死之道岂不是大学问？自此他对求学问道兴趣日增。
　　 一次徐用检走到李卓吾身边，用手指在桌上写下“金刚经”三字，并悄悄对他说：“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黄宗羲《徐用检传》）因为徐用检的缘故，李卓吾首先接触到佛学，佛学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自由平等、反权威内涵，这无疑很契合李卓吾的个性，“者（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这种气概让李卓吾在精神上找到了知音。但李卓吾此时对佛学的了解并不深入，毕竟徐用检以佛释儒只是借用佛学，他更看重的还是王阳明心学本身。
　　 当时阳明心学大兴，天下学者几乎都受到了“王学”影响，在朝为官者，也多是“王学”弟子或受其影响者。时讲学之风盛行，北京场面尤其盛大，乃至“听者数千人”（《明史》卷二八三），学者聚会更“几不乏虚日”（许建平《李卓吾传》）。所讲之学主要是“王学”，李卓吾在这些场合又结识了很多“王学”信徒，对他影响第二大的便是李逢阳，二人相互交往非常密切。
　　 徐用检、李逢阳结交李卓吾后，赞称其“卓识”，李卓吾遂以“卓吾”自号：“颜子尚苦孔之卓。道之卓尔，俱在吾人，何苦之有？”（沈鈇《李卓吾传》）自此李贽（李载贽之名隆庆元年（1567）因避新皇朱载垕讳已改李贽）又有李卓吾之称。二人之外，李卓吾还结识了王阳明再传弟子李见罗，从此他与王阳明心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李卓吾死后坟前“一代宗师”的碑指，说的就是他是王学泰山学派左派的一宗之师。“宗”“祖”差别，读者看看历代君王死后谥号自然明白。
　　 北京礼部司务任上五年，李卓吾家事简约，除了衙门公务外，他就是一门心思地钻研“王学”，这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王学”基础，并在北京学界也开始小有名气。李卓吾从此成为“王学”信徒，开始站到时代思想前沿，这时的李卓吾还只能算是“学者”，但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已从北京开始。
　　 学术上李卓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仕途处世经营上他还很不成熟，虽然有些问题他已有所认识，但要现实修正还很不容易。上任之初就曾有朋友直言相劝：“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焚书》卷三·杂述）李卓吾深以为然，自此还以“宏父”自勉，但一到官场仍不免时与人“触”。
　　 与人“触”就是与人争执，这在李卓吾身上已成习惯，初为辉县教谕时“即与县令、提学触。”北京国子监任上也“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焚书·感慨生平》）可能身边的人都被他得罪遍了，幸好第一次来北京时间只有一年。或者朋友提醒还是起到了作用，这一次情况要好一些，礼部司务任上五年，李卓吾只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焚书·感慨生平》）相对于五年时间，这里点到的名字不算多，且有些同僚、上司与之不仅没“触”，还成了朋友，比如礼部郎中徐用检；还有人被他特别敬重与称颂，比如时任礼部侍郎、尚书张居正。
　　 李卓吾常与人“触”，原因是多方面的，家中多事，灾厄连连，官场黑暗，仕途坎坷等等都会影响心情，但更关键的还是他从小养成的倔强性格。与一人“触”可能是人家不对，与多人乃至众人都“触”，难道每一次都是对方错？这样去指责李卓吾他肯定不服，事实上他也真可能每次与人“触”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每次都有理多了就没理，这是哲学道理。李卓吾其时，对此还难以理解。
　　 不理解也得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树敌太多日子不好过，李卓吾也已经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仕途不抱什么希望，甚至还担心有生命危险。一次他对好友孔若谷说：“子知我久，我死请以志嘱。”（《焚书》卷三·杂述）吓了人家一跳。李卓吾此时安排“后事”，不是看透了生死，而是真的担心性命。李卓吾第二次来北京生活五年，性格上没有根本改变，但学问上大为精进，这就为其思想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
　　 封建官场真是波诡云谲，李卓吾还在为性命担忧，他的仕途却莫名其妙地转运了，隆庆五年（1571）李卓吾礼部司务任满，竟被越级擢升为南京刑部主事（一说为南京刑部员外郎兼刑部主事），官阶从“从九品”一下升到了“正六品”（或从五品），这对李卓吾而言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李卓吾仕途转运的原因，读者请参见拙作《李卓吾与张居正》，外力之外也与他在礼部司务任上刻苦求学问道，已经在学界取得了一定名气有关。与人“触”的问题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被这喜气一冲，也暂时遮掩了，自此，李卓吾在官场圆滑了许多，直到辞官致仕再没与同僚、上司有过激烈争吵、冲突。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埋下了祸根，致仕后受到环境刺激，李卓吾旧病复发，与耿定向激烈论战十年……这已是后话。
　　 隆庆五年（1571）春，李卓吾去南京赴任离开北京，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卓吾又一次来北京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宗师”。南京讲学论道、姚安理政参佛，李卓吾一个思想家的羽翼已经丰满；致仕后留居黄麻游学武昌，又与耿定向论战十年战而胜之……尽管有些思想在论战中不断偏激、极端，李卓吾还是声名大振，终于成长为一个思想大家（参阅拙作《一代宗师李卓吾》）。
　　 李卓吾第三次来北京，只是游学山西借道而来，其本意是想在北京聚首焦竑，但两人之间并没约定，李卓吾多少有点一厢情愿。李卓吾与焦竑初识于北京（北京礼部司务任上，二人一见如故“乃为冥契”），此时焦竑也在北京，正仕途顺意。焦竑时任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乡试副主考官等职，皇家近臣，官场应接不暇，根本没时间接待李卓吾。
　　 故李卓吾一行自大同过居庸关来到北京，首先到潞县故城庄（又名古城村，现属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州古称路县，后改潞县，古城村即古潞县县城遗址，在通州城东八里）暂住，以待其在京好友为他安排居处。其间，李卓吾结识了马经纶。
　　 马经纶（1562—1605），北京通州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初任山东肥城知县六年，在任轻徭薄赋兴教育民，以政绩突出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任监察御史。是年冬即发生皇帝因“兵部事”驱逐言官案。马经纶初任御史仅被罚俸，却敢为同僚仗义执言，上书直斥皇帝，列其不敬天、不敬祖等五大罪状，并声言君臣一体，敢和皇帝争平等，以至神宗皇帝大怒，先贬三秩后又削职为民。
　　 关于马经纶此次任职，今学界有“监察御史”和“侍御史”两种说法，监察御史说见于正史，侍御史说则属讹误。据《明史?官职志》：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罢御史台，十五年改置都察院。也就是说，“侍御史”职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就没有了（清袭明制，也没有设侍御史）。马经纶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其有生之年根本没有“侍御史”这个官职。
　　 马经纶被误为“侍御史”，肇因于其一些友人书信中称之“马侍御”，李卓吾《续藏书》中也多次这样提及，但如此称之，或因马经纶监察御史一职职责类同前朝“侍御史”，再或者更可能就是一种尊称，“侍”的对象指皇帝（马是在京御史），这样称呼有皇帝近臣、股肱重臣之意，其他一样官职之人，也有被这样称呼者。
　　 马家在当时通州可算名门，马经纶之父马时叙贡士出身，曾任山东寿张知县，据《寿张县志》，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马时叙在寿张“首行一条鞭法”……同时记有其游莲花台诗等。马家父子两任知县，马经纶更官至监察御史，其府邸在通州城回民聚集区（今南大街熊家胡同东）占地近三十亩，且内有家庙，可见其家当时豪富。
　　 此时马经纶虽已削职赋闲在家，但声望正如日中天。知任肥城颇有政绩，御史任上又先是上书五策言辽东事，后又仗义执言，敢为同僚出头谏言皇帝……詹轸光（李卓吾友）曾这样赞之：“侍御立朝，直声动天下，天下望而震焉！”（詹轸光《李卓吾碑记》），以此可知马经纶当时状况。马经纶素闻李卓吾大名，闻其来到通州城外，遂诚恳邀见。李卓吾也早知马经纶父子、尤其是马经纶豪侠仗义之名，他一向钦佩这样的人，且马经纶无论学问、能力、人品，都足以令人敬重。故接到马经纶盛情邀请，李卓吾亦欣然接受前往马府相见，这可能是李卓吾第一次踏入通州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