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先生

摘要：在追逐中国梦的当今，先生似乎离我们很近，在物欲横飞当今，先生似乎离我们又很远。先生是言传身教之凡人，先生是传承担当之勇士，先生是人格风骨之典范。 先生活到一百岁，已到人生的边缘，还十分豁达乐观。93岁时出版的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出版几百万册。她的润泽之笔，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特别是回忆不堪回首的住事，冷静的思绪，张力的控诉，发人深省。“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这首情诗成为世纪佳话，她的婚姻被称为世纪佳缘，可谓幸福至极。
　　 先生穿着洗的发白的蓝大褂，在厅堂内来回逡巡徘徊，时而沉思，时而凝重。不时注视一下温馨如梦的家眷，细耳倾听如歌的昆曲，酉时走到窗前仰望如血的残阳，紧锁眉头，忧国忧民。待到日沉天灰之时，一手撩起衣衫，一手轻撸胡须，踱步到桌前，轻研几圈古墨，展开一张轻薄的宣纸，稍作沉吟，似曾推敲，游龙嬉水般写下适才的诗篇。书置“趴”的一声搁笔，一种极佳的自我感觉油然而生，可谓潇洒至极。
　　 先生躺在病榻上，先前炯炯的眼神，朗朗的笑声，已被沉重的呼吸替代。往日青春焕发的面孔，已如秦淮河的夜色，消失在浆声灯影中。往日热情洋溢的言词，已如荷塘月光中斑驳的影子，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匆匆的岁月已到尽头，白马湖冬天已经来临。宁可饿死，也要拒绝收买灵魂的施舍，尊严和气节打倒了这位中年先生。可谓悲惨至极。
　　 现在，随着阅历的增长，责任的增厚，越来越感到先生的精神与我们密不可分，越来越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再不继承先生的意志，传承中华文明，传播民族精神，将晚矣。现代社会传播的实用主义，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学生读书实用性是为了考试；家长让学生读书是为了改变生活；社会让学生读书是为了职业的需求，在效用上功夫。社会已到了人人为我，再无责任可言。先生们倡导的“精忠报国，无私忘我”，已离我们渐行渐远。教育盛，虽背井离乡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前赴后继；教育衰，纵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仍社会浮躁、未来迷茫、国体乏力、人心向背。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的思想又为教育之魂魄，理应继承和发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我们略加思索，来领略一下先生的风采。
　　 一、先生的性格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人生。先生们都有各自的性格，没有个格的先生也就不能称为先生了，踏着别人的脚印前进，必定淹入历史的长河，怎么能开创先生的一个时代。
　　 一位老先生在风雨飘摇中活到了百岁，他有一句自嘲自的名言“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他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他有铁骨铮铮个性，一生都为民族觉醒忙碌。马相伯先生横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经历或参与过晚清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他精通法、英、拉丁、希腊、意大利文，日文、朝鲜文七国语言。他青年时曾亲见忠王李秀成在教堂祈祷，他又在李鸿章手下办过洋务，任驻朝政府赞仪、驻日公使参赞、神户领事。也曾出任南京都督府外交司司长、代理都督、中华民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马相伯先生的前三十年，给了宗教；中间三十年，致力于政治；后四十年，为教育呕心沥血。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国共两党爱戴的爱国人士。
　　 中年时期，受李鸿章之命，赴美为大清海军筹集资金。随机又去欧洲访问了几所著名学府。此次欧美之行，“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深深地刺激了他。由此，他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901年秋天，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希望马相伯先生教他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不如找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先生一起学拉丁文，这个小学习班，使马相伯声名远扬，各地青年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既然学生有需求，马相伯先生在教会的帮助下，创办了震旦学院，确定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这显然与和主办方教会是格格不入的，这种矛盾无法调和，也没法兼顾。马相伯先生不得不离开的教会，带领学生离开他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还好，他变卖了全部家产，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创办了复旦公学。培养出了黄炎培、李叔同、于右任、邵力子等一大批社会杰出人士。
　　 马相伯先生办教育有很多的创造，比如他主张文理并重，先打好语言基础，再进行严格的逻辑思维，继而发展学生的原创力。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具有前瞻性。还有一条，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也是我们教育界的一致呼唤。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先生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1937年上海弃守，马相伯先生随家人撤退到桂林，借道越南凉山，此时老人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只能在当地暂住休养，因此前他表示坚决不撤离中国，家里人只能骗他。
　　 1939年4月是马相伯百龄大庆的日子。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都召开遥祝大会，各大报纸都有专论祝寿，国共两党都发去贺电。中共中央的电文是“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马相伯因逃难滞留在越南谅山，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1939年11月4日，百岁老人马相伯在听到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溘然长逝。至死也不知身是客。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1952年，陈毅市长派人会同先生家属去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上海息焉公墓，并举行“反帝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安葬纪念会”。1984年迁墓于宋庆龄陵园，以垂千古。
　　 马相伯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那曾经的落寞与辉煌，挟裹风雷的百年传奇，拼死抗争的不屈精神，已化作一个民族永久的记忆。他的铁骨铮铮，誓死不离开国土的爱国情怀，已化为我们民族不屈的脊梁。
　　 马相伯老生曾经的学生，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的性格就是以退为进。每当改革理想陷于激烈的政坛纷争而无力保持高进时，他都会选择辞职，拂袖而去，退出江湖，以退为进，继而爆发。他一生共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达17次，这几乎成了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对于蔡元培先生的频繁辞职，当今学界也有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他这种以退为进的形式维护人格自尊自爱，是用无人匹敌的政治资本，人格的魅力抗议和示范，数次能保卫北大穿越乱世，化腐朽为神奇，安然无事。他坚守学术自由，不为党义要挟，抗拒力争，奠定了北大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对者认为蔡元培频繁辞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被勇于担当志士嗤之以鼻。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这种教育主张与我们现代教育的理念相符，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导方向。蔡元培先生还是中国近现代美育教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这也与我们当前学前教育的指导思想相符。
　　 蔡元培一生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胡适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性格就是左右为难。一会偏向左联，一会倒向右派。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他与陈独秀创办了自由主义的《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因嫖娼事件，离开北大，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迅速左倾。最终导致《新青年》的分化，陈独秀倡导暴力革命，胡适倡导温和改良，两人最终分手。胡适和鲁迅，是新时期两位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都是新国学的奠基人。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国民党分裂成“左派”和“右派”，鲁迅便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成了好朋友。胡适成了蒋介石的“枪手”，间接屠杀了30万革命群众。1948年，国内政治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到北大争夺知识分子，国民党采到正面拉拢，共产党采用学生做老师的工作，胡适在政治上选择了与国民党政府共进退的立场，离开他深爱的北大，流亡美国。解放后，毛泽东对流落海外的胡适开展大批判，一方面，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而胡适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不批臭胡适，共产党就无法领导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对胡适的私怨，众所周知，毛泽东曾在北大当过图书管理员，那时在底层的毛泽东自然受过胡适等大教授的冷眼。而且胡适曾说过，毛不是我学生，他只是在图书馆工作，按照毛当时水平是考不上北大的。这话估计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于是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了。后来，嫌在国内干巴巴批胡适不过瘾，于是就得琢磨把胡适请回国。1956年9月，在伦敦的陈源致函胡适，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大意是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不针对个人。如果胡适回去，还是会受到欢迎，并且来去自由。胡适回信：“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如果胡适回国，估计也和他留在大陆的儿子一样，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一场运动后，胡适从大陆消失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大陆消失了。从此，中国大陆思想和文化的天空中，几代人只能仰望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鲁讯。
　　 胡适没有选择共产党，到死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他只是一名自由主义战士，他倡导的“民主、自由、容忍异已”，深得台湾同胞的追捧。1964年，胡适去世的公祭典礼当日，蒋介石亲自题写换联，换联上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来自全台湾的30万人自发向胡适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做人做到这个地步，也可知足了。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文章中写到：《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段文字暴漏出鲁讯先生矛盾的性格。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醉侠孔庆东教授称为：“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钱理群教授对鲁讯先生有这样一段评价：“鲁讯先生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也不是白话文发展的方向。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即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鲁讯先生的矛盾性格。鲁讯先生我不能做评价，学术界的评价太多了，争议很大，稍有不甚，就是骂名滚滚来，在此不累加。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只能倡导学生欣赏鲁讯先生的作品，他的杂文，你是学不来的，一文一个体裁，一文一个写法，你要是不信，你试着去改动杂文作品中的任何一个字，改了就不是鲁迅先生表达的意境，就没有了原来的味道。
　　 二、先生的命运
　　 红楼梦中的《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从中可以看到林黛玉的忧伤和悲怜；清朝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则能从衰败中看出新生；明朝洪应明的名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则从对联中看到豁达与洒脱。同样是落花，从诗词中不难寻找出各自的性格和命运。人生遭遇，有幸与不幸。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同样是生活在民国时期的几位先生，各自的性格不同，导致命运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