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条峪村秩事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光棍一大窝”。这是对柳条峪村的真实写照。自古以来，柳条峪村就山高、地薄人苦，穷的最直接结果是盛产光棍，一代一代，层出不穷。过去村与村之间械斗纠纷，外村人都怕柳条峪村，一听是柳条峪的，外村人立马就说：“算啦算啦，咱惹不起，躲得起，光棍汉子多，打架不要命。”后来我想，所谓的穷横，估计就这意思，“穷怕亲戚富怕贼”；赤条条的光棍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就横。与外村打架我没见过，但有一事就足以说明光棍之多。在集体大呼隆那段时间，村子穷的连牛马都喂不起，犁地靠人拉，八个人一张犁，我们生产队的光棍汉组织起来拉两张犁。队长说，再有一张犁那就成了李双双哭男人了，没有孙希望了。光棍们却说，那就让你老婆当做是李双双好好给我们服务服务。一个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队尚且如此，全村八个生产小队光棍汉该有多少？光棍汉子都火气大，两三句话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说柳条峪村的人嗓门大，这与光棍雄性激素多有直接关系。所以，别说俩老婆，就是一人一个也是个问题。能享受俩老婆待遇的绝对是凤毛麟角，但也有，村人说柳条峪村清末秀才老徐先生俩老婆，老代我没见过，大地主刘适合的小老婆我见过。
　　 我对有柳适合记忆的时候，他已成了反革命对象，整天低着头挨批斗，他的俩老婆也早已离他而去。两个老婆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村里人都说柳适合的“那东西”不能用（阳痿、不举）。虽说是地主，柳适合家总共才八十亩地，在外村连个富农也够不上。可我们村穷，矬子里面拔将军，柳适合自然就成了地主。听父亲说，柳适合命不好，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辛辛苦苦攒了八十亩地，到头来却当上了地主。柳适合不奸不狂，基本上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所以在柳条峪村几乎没有民愤。唯一让村人，确切地说是让村里光棍汉们忿忿不平的是柳适合有俩老婆，自己却连女人半条腿也没有。所以批斗柳适合时发言最踊跃的是光棍汉们，尤其是崔二兴。当然此时崔二兴已脱离了光棍行列，解放后年近四十岁的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他曾给柳适合打过短工，有一次趁柳适合不在家，在柳适合小老婆的屁股上摸了一把，结果让柳适合扇了两耳光，扣了半年的工钱。所以批起柳适合来，崔二兴格外卖力，有一次他竟话里有话地说：“活该你当地主，放着‘闲着’的东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让我们贫下中农用。”人们哄堂大笑。于是旁边的光棍就逗崔二兴：“今晚让你老婆到我家过夜，要不你就是口头革命派。”崔二兴也笑了，说我就一个，不像柳适合那么多，要不我就成地主了。崔二兴私下对一个年轻的光棍说，要让我有俩老婆，就是当地主我也干。结果被告发后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义思想严重。
　　 风水轮流转，河西变河东。老子的若干年前的梦想，在若干年后让儿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崔二兴的儿子大头比王笑大一岁，读书一窍不通，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当了社员。后来在城里打工，又到东北捣腾药材，一去三年，回来时领了一个东北妞，家里的老婆寻死觅活地闹上吊，财大气粗的大头就以离婚相威胁，结果家里的老婆妥协。大头在城里买了房和东北妞继续卖药，城里乡下两个家，他是一马双跨齐头并进，有时摆布不开出了矛盾，经常求王笑帮忙当义务调解员，这时他愁眉苦脸：“老弟，帮帮忙，算我没本事。”王笑心里就发笑：妈的，没本事还俩老婆，有本事你该多少？可碍于面子又不能不帮，而一旦两个老婆相安无事，这小子就会借着酒劲跟王笑吹：“没办法，现在成功男人都肾虚。”气的王笑直想用巴掌抽他。
　　
　　 他的奖品是老婆
　　
　　 许家在柳条峪村是独姓，许大麻子是跟着他爹娘逃荒落户到柳条峪村的。民国三十二年爹娘饿死，许大麻子原来给大户人家扛长工，后来一贫如洗的他就成了抗日民兵队长。
　　 共产党领导的赢牟抗日政府落脚点就在柳条峪村。许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战勇敢，多次受到赢牟县抗日政府的嘉奖。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阵子，一次县大队端了临近的李庄村的炮楼，皇协军小队长被打死，留下一个漂亮的媳妇。这媳妇是小队长从山东带来的，一双小脚，千里迢迢遣返她回老家也不现实，再说她怕名声不好也不想回老家。怎么处置，负责善后事宜的县政府的一个科长犯了难。于是就想起了许大麻子，经请示领导，把这个“战利品”奖给了许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战。弄得民兵排里好几个光棍小伙子闹情绪，科长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了‘战利品’谁勇敢就奖励谁。”
　　 喜从天降，许大麻子那几天高兴得脸上麻子坑都发亮。若干年后，当年曾闹意见的老光棍三秃子在街头与老人们聊天说起此事，还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军，狗日的许大麻子他算老几啊。”三秃子为此事还专门找县长论理，又与许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几十年面和心不和。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斗。许大麻子辩论说，她跟着皇协军是坏人，她现在跟了我这个贫农她就是好人，她是县政府奖给我的，谁敢动她一指头老子跟他拼命。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她会背的毛主席语录在全村妇女中最多，村里曾把她作为“活学活用”先进典型推荐到公社，后来还是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老婆这一点而遭淘汰。
　　 虽然许大麻子和妻子一辈子恩爱，可日子过得并不如意，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到外村倒插门，小儿子虽然不痴不傻，就是因为家穷，四十多岁才花钱去贵州买了一个小他18岁的女子。那女子是人贩子拐卖来的，过门两天就开始逃跑，被追回后严加看管，在生下两个女儿回贵州后，再无音信。小儿子气得整天疯疯癫癫不下地干活，许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颠着小脚既要照顾孙女，还得照顾儿子。今年清明节王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在乡路上遇见老太太背着一捆棉花杆艰难地走着，王笑跟她打招呼，她眯缝着眼好一阵才认出王笑是谁。王笑给她一支烟，点燃。她一辈子抽烟，大概是在炮楼上当官太太时养成的习惯。她说王笑长胖了，感叹王笑母亲没福气死得早，又说自己：“像我这样活着受罪，还不如跟你娘一样早早走了好呢。”
　　 在村口晒太阳的三秃子则对王笑说：“许大麻子是和尚命，命里不该成家。这不，他早早走了，让人家一个人受罪。”看来三秃子还耿耿于怀。
　　
　　 离婚不离家
　　
　　 主角是顺兴娘和顺兴爹李雨仰。其实李雨仰是个很本分的人，他也是穷苦出身，小时侯在舅舅的资助下读过几天私塾，就凭这点资本，李雨仰一参加八路军就在抗日县政府当文书，后来还是在舅舅帮助下娶妻成家
　　 解放军进城后进入专署工作的李雨仰也没有顶住那股离婚风潮的吹打，三下五除二就搞掂了手下的一位女办事员。结婚容易离婚难，回老家送离婚手续时，面对贤惠的结发之妻和活泼可爱的儿子，李雨仰矛盾重重，怎么也说不出口。夜里他长吁短叹，久久难眠，妻子询问原因他也不说。第二天临走时对妻子说：“以后工作忙了，回来就少了，孩子的生活费我按时邮，家里你多操心，实在不行你再想法找个人帮你。”
　　 妻子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认为他进城了工作压力大，对他这次回家吞吞吐吐的话也没多想，就安慰他不要因为家里分心，好好工作。送到村口分手时，李雨仰突然给妻子磕了一个头，眼含泪水对妻子说：“你嫁过来十几年，伺候老的照理小的，我对不起你。”妻子觉得反常，想要仔细询问时，李雨仰的背影已消失在田野的尽头。回家打发孩子上学，在叠被褥时顺兴娘从李雨仰被窝抖出一张纸，不识字的她也不清楚是什么，小心放好，准备等他下次回来再拿，可又怕是重要文件误了他的大事，就拿着找识字的邻居看，邻居看后沉吟半天不语，在她再三追问下，邻居告诉她这是离婚证。邻居说，现在你和李雨仰已经不是夫妻了。
　　 咋能说离婚就离婚？顺兴娘就是不明白，见了人就念叨，人们只是同情安慰，也想不出好办法帮她。顺兴娘就去找李雨仰的舅舅，她知道李雨仰最发怵他舅舅，可李雨仰舅舅这回很开明，说：“顺兴娘，我也知道雨仰这样做不妥，可这是潮流，挡不住。”多年后到王笑家串门，顺兴娘还后悔不迭地对王笑母亲说：“也怪我粗心，要知道他回来为了离婚，说啥我也不能让他走。”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随着时间推移就渐渐淡忘了此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听说城市更苦，顺兴娘自己舍不得吃，把积攒的两布袋萝卜洗净，指派儿子去给李雨仰送。顺兴不去，说都饿死他们才好哩。顺兴娘就吵儿子：“不管咋说他也是你亲爹。”
　　 顺兴从城里回来，他娘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弄得顺兴极不耐烦，说：“他两个孩子饿得快不能上学了。”顺兴娘就去找李雨仰的叔叔商量把李雨仰小婆子生的两个孩子接回老家上学，说在咱乡下瓜菜多，好对付。见他舅舅面有难色，顺兴娘说孩子来了我养，不麻烦别人，好在也是李家的根。见顺兴娘如此深明大义，李雨仰的舅舅也极为感动。李雨仰和小夫妇知道事情原委后更是感动得掉泪。李雨仰和小婆子生的两个孩子在柳条峪村住了四年，直到困难期度过。顺兴娘视两个孩子为己出，总是让两个小的吃饱后才让顺兴吃，顺兴极为不满，就发牢骚：“我是后娘生的，你以后指望这两个亲生的吧。”此后，每年放假了两个孩子都要回老家住一阵子。他们称亲生母亲为妈，喊顺兴娘为娘。顺兴娘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村人的敬重。
　　 1994年春，李雨仰病逝，儿子前去守灵哭丧。顺兴娘得知消息，坐在院子里“我的个人啊人啊”痛哭一场。虽然她没有指名道姓，可闻听而来的邻居们都清楚她哭的内容。1996年，年已八旬的顺兴娘无疾而终。一段曾经的恩怨随着两个当事人的离去而结束。然而，最近风波又起，起因是李雨仰去世前对儿子交代，死后把骨灰埋入老家的祖坟。他的用意很明显，只有回到祖坟才能与前妻在一起，大概也是他对前妻表示忏悔的一种安排。对此，前后两方的儿子都没意见。意见出在如何摆正李雨仰两个妻子的位置。按农村规矩，李雨仰两个妻子不能一边一个，那样不吉利。可在谁先谁后上双方产生了分歧。顺兴说他娘是原配，应该在先。而另一方却说自己母亲是合法的，应该在先，原来的已经离婚，应该在后。双方至今争执不下。李雨仰的愿望依然悬着。
　　
　　 穷小子领回一个漂亮老婆
　　
　　 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经商的领回一个老婆，村人也不会惊奇，惊奇的是，一个穷小子在外给人家扛长工，居然领回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这个穷小子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轻时是柳条峪村出众的帅小伙儿，方脸、大眼、高个儿，就是家穷，不得不到山西长治给地主扛长工。崔自高模样好，人也厚道，深受东家的信任和东家女儿喜爱，崔自高也喜欢东家的女儿，可长工的身份让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个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国即将解放，土改即将开始，地主知道就要变天了，开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儿叫在一起，说你们俩都不小了，该成家了，我也知道你俩对脾气，以后社会也不知道变成啥样，我给你们点东西，一块回东北那边过时光吧。于是，穷汉子一条的崔自高不但有了梦寐以求的心上人，还有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一挂大车许多粮食布匹和银圆的丰厚家产。
　　 那地主没有看错人，崔自高回到榆树后凭着这些家底和勤劳的双手，日子过得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时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冲击，两个儿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榆树的柳条峪村的女儿家。虽然村里人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贫农是村干部，有人悄悄贴过几张大字报，但不敢动手，这俩老人在柳条峪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发老人入土。村里人称赞老人有眼光，称赞崔自高有情义。王笑小时侯还见过崔自高的丈人，老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门前的石凳上，有时和人聊天，有时端一把茶壶静静地喝茶，有一回老人还用一截树枝在地上划着教王笑认字，具体是什么字现在早已忘记，只记得老人个头不高、清瘦，两眼深邃而沧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的更滋润，两个大儿子做买卖，三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去年春节王笑回老家去给崔自高拜年，他家阔院大屋，家电齐全，比王笑在城市都舒适。临出门时崔自高又把王笑喊住，说：“老侄子，我得求你帮帮忙。”王笑说啥事。他说开春了我想给孩子的姥爷姥娘立一块碑，你是文化人，请你给写几句话。王笑说没问题。然而，因为王笑忙，一直没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没帮上忙。可王笑知道崔自高对他丈人丈母的那份情义比那碑更重。
　　
　　 找对象和政治相连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
　　 村里的光棍有两种，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成为光棍，成因不一样，内容的实质一样。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许麻子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草率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家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