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纱照

　　 结婚四十三年了。老伴花钱做了一祯婚纱照。一拿回来，五岁的小外孙女拍着手：“帅呆啦，酷毙啦，简直无法比喻啦！”全家人都笑了。老伴竟笑出了眼泪。品端着年轻的我和她，回忆起这三十五年的苦与甜，我转身回到了卧室……
　　 我和老伴是在“文革”时期经“媒人”介绍相识的。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于我出身不好，找对象忒困难，再加我家没钱，就更是难上加难。我也曾经有过“恋爱”，但，都被“政治”或“经济”断送了。
　　 读初二时，我的后桌是一个叫静玮的女同学。她是班级的数学科代表。个子不高，脾气不小，两个吊起的羊角辫却还透着几分灵气。我是班级的体育班长兼语文科代表，又淘又犟。我俩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常常在一起做作业。有时做着做着就吵起来。有时一停电，我们就点上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在一起上自习。一来二去，同学们就风传我俩“好”了。其实我俩还全然没有感觉。我们还照常吵来吵去。有一次，为了几个书钉我俩竟吵得发誓互相不再搭理。那天，我把那个书钉“印”在了我的日记本上，至今我还保存着那页日记，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六四年的三月二十一日。
　　 后来，我们俩都考入了县高中。我们被分到了两个班级。但，班级隔不断我们。同学们风传更多了。我们也都长大了，男男女女的事也逐渐有了感觉。“交往”也更加“小心”了。次数少了，可心里的牵挂却越来越多了。我的手被刀割了，她一次一次地写信打听问候安慰；她有病不能上课，请病假回家，我几天上不好课，吃不好饭。就连她和同学上山郊游，我也担心会不会有狼……为了帮助我思想进步，她节省下自己的饭伙钱给我买了不少书。我现在还珍藏着《欧阳海之歌》、《谈建华日记》、《南方来信》等。她那时住在在县砖厂上班的叔叔家。下晚自习后，我们常常约在一起谈学习，谈理想。小县城里的那条土路，我们不知道走过多少回。星期天，我们一起步行回离县城约四十里的老家，一路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吵吵闹闹。可我们从来没说过一个“爱”字，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爱”。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晚，黑龙江的初春乍暖还寒，凄冷的半月伴着零星的星星缀在空旷的天宇。我和静玮披着惨淡的月光走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夜虽未深，却静得有些怕人。她时不时用脚踢起路边的石子，石子蹦跳的声音清晰入耳。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城西的储木场。
　　 走到一堆大木头堆前，“在这儿坐会儿吧。”她首先打破了沉寂。
　　 “快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她小声问我。
　　 “回家，干活。”我答得很干脆，却有些言不由衷。
　　 “我们俩呢？”
　　 我知道她的是指什么。六年来，我们这是第一次谈到这个敏感的话题。
　　 “我已受够了出身的苦，我不能再让我牵挂的朋友跟我受这份罪。”这是我的心里话，虽然我希望“圆满”。
　　 她沉默了许久……
　　 初春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夜，似乎凝固了。
　　 “我们回吧。”她说着站了起来。
　　 我跟在她后面，又是一路无语。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可这一切却如何也抹不掉，它永远留在了我的生活里，留在了同学们的记忆里。多少年后的同学聚会时，同学们还开我们的玩笑，非叫我们俩单独喝一杯不可。我很爽快，她却有几分矜持，但酒杯还是碰在了一起。那一杯我也永远忘不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我高中毕业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时把剥削阶级子弟中表现好的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非常努力。回乡的当天下午就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可我毕竟不如那些行家里手，干“半拉子”活还撵不上趟儿。但我一直咬着牙坚持着，从不误工。每天“歇气儿（农活中间的休息）”时，我就给社员读报纸，领着大家跳“忠字舞（文革时风行的一种歌颂毛主席的集体舞）”。我还在生产队里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雨休”和晚上时间排练和演出“颂扬”节目。我们的宣传队从小队演到大队，演到公社，演到外公社。后来，我又组建了全大队的宣传队。当时，全大队里就我这么一个高中毕业生。我经常写一些文字，以“光明大队通讯组”的名义（那时写东西还不兴署个人的名字）报道队里的新闻。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经常播发我的稿件。《牡丹江日报》《黑龙江农村报》《黑龙江青年报》《黑龙江日报》上经常刊发我的一些文字。在十里八村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文化人了。宣传队里有一个叫孟丫的小丫蛋儿，人长得挺秀气。她有事儿没事儿的总是“大哥”长“大哥”短地围着我转，连背雨（下雨天人躲起来防止挨雨浇）时也爱钻进我的窝棚，偎在我的身旁。多少年后，我在公社教改站任教研员，回村里小学检查工作，中午在看学校的孟叔家吃饭。孟婶儿还叨叨：“要知道你有出息，当年把孟丫嫁给你好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回乡半年后，我做了乡村教师，任六、七两个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一、初二）的班主任，教语数外（俄语）理化史地音体全部课程。七年级里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女生，姓范。她个子高高的，虽没有女孩儿的柔美，却敢说敢为，被选做班级干部。课余时间，她不是找我问题，就是找我汇报和研究班级工作。后来，因为并校，她没念到毕业就退了学。她家住在我家的北屯。退学后，她托屯里分校一个叫李华的老师给我捎过几封信。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别样的相处。后来，她家里知道了这件事。一天，我们家正吃早饭，她妈妈借口来到我家“火力侦察”。见我家家徒四壁，饭桌上只有几碟咸菜，一碗清汤。还祖孙三辈，老的老，病的病。大概是担心女儿将来跟着我遭罪，就说什么也不同意把女儿嫁给我。
　　 就在这当儿，村里一个叫唐士林的赤脚医生做媒，把他丈母娘的干外孙女介绍给了我。
　　 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知道他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让我中午放学后到他家去拿塑料绳，给他编个塑料网兜儿。我到他家时，他家正吃午饭。饭桌上除了他家的四口人以外，还有一个陌生的姑娘。我不好意思正眼瞧陌生的姑娘，就坐在炕沿边儿缠塑料绳。唐家夫妻东一句西一句地和我闲拉，我也有一搭儿无一搭儿地搭讪着。当我走出唐家，在院子里一回头儿，看见陌生的姑娘正坐在窗台上看着我。我赶紧回过头，大步大步地走出了唐家的大门。
　　 过了几天，唐士林媳妇到学校问我：“你看得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我被问得有些不知西东。
　　 “就是那天你在我家看到的那个姑娘啊，那是我们给你介绍的对象啊。”
　　 “啊……”我真的懵了，“我不知道哇，你们也没说介绍对象啊！”
　　 “那你现在看怎么样？”她说着，还耸了耸肩膀。
　　 “我根本就没看清她啥模样，印象中只有一个轮廓。”我简直是无可奈何。
　　 “只要人家能相中我，我还有啥条件挑人家呢。”我默默地想。我在“政治”和“经济”面前真的是胆怯了。
　　 星期天，唐士林约我和他一起去相隔五十里的姑娘家再看看。我们骑着自行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姑娘家住的镇上。由于双方的态度都没有明确，所以，没有直接到姑娘家。我们先到了唐士林的岳父家，说好了先在那里见面。他岳父家的墙上挂着三块像镜子。我想，既是亲戚，总该有照片在里面。于是，我便在像镜子里寻找记忆里的轮廓的依稀的影子。可是，那影子太模糊了，无论我怎么努力，也认不准到底是哪一个。一会儿，来了一位大娘，还领着一个小姑娘。说了一会儿，我才知道那是姑娘的母亲和三妹。她们走后，又来了一位大叔，是姑娘的父亲。他说他女儿没在农村生活过，并且有时精神不大好，要我能担量她才行。我说这不成问题，我会好好待她的。她父母的审视结束了。可姑娘却千等万待不出来。直到下午，才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我想，这回总该是她了吧。可说着说着，这姑娘说：“我大姐今天来不了啦，她去同学家了。”呵，原来是她的二妹！五十多里的跋涉竟没见到要见的人，我有些懊丧。心想，人家没把咱当回事儿，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又过了一个星期，唐士林的媳妇领着我又去了那个小镇。这次，我们直接去了姑娘家。一个齐齐整整的小院，一幢方方正正的两间半砖半土的小房。看得出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殷实。一条大黑狗爬在院子里，抬着头，眯着眼，望着我们。说来也怪，平日里我最怕狗，可那天我一点儿也没觉得可怕。后来，她妈妈告诉我，那条狗可厉害了，见到生人就咬，还扯坏过别人的裤脚。可那天它就是那样眯眯地瞧着我，一声都没叫。难道狗也通人气？进了屋，只有她妈妈和三妹在家。坐了一会儿，唠了几句，她们娘俩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回来一位姑娘。她一头齐领短发乌黑发亮，一身蓝色女式制服，领口还隐约可见白色衬领。可说端庄，更可说典雅。先前的轮廓一下子清晰了，清晰得我有些不知所措。
　　 “这就是张淑清，这是吴庆丰，你们谈吧。”说着，唐士林媳妇也走了。
　　 就剩下了我们俩，小屋突然显得空旷起来。一条一丈多长的炕沿，她坐炕头，我坐炕梢。默默地，谁也没言语。我努力地搜寻着话题，可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地柜上的座钟不紧不慢的“滴答、滴答”响声异常清晰，我仿佛挨着一个漫长的岁月。我无奈地站起身来，看她家墙上的像镜子。突然，我发现我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的照片。
　　 “这不是苏延芹吗？”我指着照片问。
　　 “是，我们中学一个班。”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她也有点儿兴奋。
　　 于是，我们就以“同学”为话题聊了起来。空气也畅通得多了，头上的汗渐渐地消失了，“滴答、滴答”的座钟声也在耳旁消失了，时间却突然快起来了。中午，她爸妈和妹妹们回来时，我们的“同学”话题还没聊完。
　　 要吃午饭了，我还真的犯难了。这顿饭不是随便吃得的，吃不吃是你对亲事态度的一个表示，这是那时的一条不成文的乡俗。可我们一上午也没谈“正事”，何谈有什么态度。“吃完了再说！”我的主意“正”了起来。
　　 吃过午饭后，屋里又剩下了我们俩。
　　 “我本来不想找对象了。”不知为什么她会这么说，话里有点儿凄凉。
　　 “那现在怎么又想找了？”有了上午的闲拉，我话也说得痛快了。
　　 就这样，我们聊了一阵。临走，我掏出了爸爸给我借的四十块钱，“不好意思，太少。你喜欢什么就自己买点儿吧。”她没说什么，收下了。“有门儿。”我心里有点美。她送我，那条大黑狗也颠颠儿地跟着我们走到了大门口。走了几步，我回头，她还站在大门口，大黑狗爬在她的脚下，抬着头望着我。
　　 半个月后，淑清第一次来到我们家。这可是我们整个家族的大事。我们全族三十二口人，我是长子长孙。一个家族新的一代找到媳妇了，这标志着一个家族的繁衍和兴旺充满了希望。我的族人们世代为农，很少有文化。只在我们这一股中，爷爷读过几天私塾，爸爸“优级”毕业。我读到了高中毕业，是全家族中最有文化的“秀才”了。全族人都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找到媳妇就成了全族的头等大事。那一天，与我同龄的三婶和比我还小的四婶、五婶都扔下了手中的活儿，跑来给我相媳妇。看到这位在城镇长大的俊俏姑娘，她们都表现出了农村女人那种特有的自惭自卑，只有泼辣的四婶笑嘻嘻地对我说：“小少魁，你真有福！”三奶拿出来只有过年才舍得吃的“洋白面”烙了她最拿手的白面油饼。爸爸跑到邻村用黄豆换回了嫩嫩的大豆腐。家里只有三个鸡蛋，三婶又回家拿了五个鸡蛋。那天的午饭的饭桌上，一奁油汪汪软乎乎的，精心切成扇形的鲜油饼，一碗白亮亮的大豆腐，一盘黄腾腾的炒鸡蛋，还有一盆儿甩秀汤（鸡蛋汤）。在那时的我们家算得上是“丰盛的午餐”了。大家生怕慢待了这位未来的大少奶奶。
　　 吃过午饭，妈妈拿出来积攒了好几年的一包布料。格尼、大绒、蓝斜纹……妈妈如数家珍，一样一样地拿给未来的儿媳妇看，问她满不满意。淑清家里不缺这些，还一门儿说：“婶儿，挺好的，挺好的。”她怕老人不放心。
　　 第二天，我们相约去县城买东西，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行动”。临走时，妈妈嘱咐我们照一张订婚照。
　　 那年头，买什么都要票儿。一口人一年二十尺布票、三斤棉花票。其它的，如手表、自行车、化纤织品等，要有数量不等的购物票。我们到了县城，转了一上午，什么也没买成。淑清最想买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那时120元一块），可商店的柜台里没有。我们走到全县城惟一的一家照相馆，站在门口瞧了瞧，没有了照相的心情。“算了，以后再说吧。”淑清说着转过身。我们走进了一家叫“三八饭店”的小饭馆。我问她吃点什么，她说什么都行。于是，我叫了一盘炒干豆腐（三角六分一盘），一斤油饼（六两粮票七角二分钱）。店里的服务员见我们吃得太清苦，又送给我俩两碗用葱花和酱油兑成的清汤。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下饭店，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到结婚后二十几年，我们就再没单独下过饭店。现在一想起这事儿，那时的木讷和吝啬真是不可理喻。下午，淑清的四奶奶陪着我们买了一条床单、一条线毯，八尺花市布。第二天，淑清在她三伯伯家要了几张购物票，我们又买了一块“的确良”布料。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县城的全部“收获”。在商店里我花了两毛一分钱买了一块手帕，在上面我写下了“风雨结同舟，侃侃约白头。举案到齐眉，劲为革命游。”我把手帕送给了淑清，权做了我的定情信物。这个小手帕淑清一直保存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