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制

在当下的中国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德国国王和磨坊的故事：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名叫无忧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上无忧宫远眺美景，视线却被紧挨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违章建筑”让国王非常扫兴，於是派人前去与磨坊主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坊。“你开个价吧。”岂料磨坊主人坚决地拒绝了皇帝的请求，理由竟然是：磨坊是祖先留下的，不想卖！威廉一世皇帝龙颜震怒，立即派警员把磨坊给拆了。磨坊主一不上访二不喝药，而是从容地一纸诉状把皇帝告上了地方法庭。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擅用王权，拆毁由私人拥有的房屋，违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应立即重建一座磨坊，并赔偿损失费150塔勒。威廉皇帝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据说，这座磨坊一直留存至今，作为法治精神的遗物，彰与世人。
　　 于是，就有了那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之所以流传，因为久苦于人治的国人渴望着法制。
　　
　　 按规矩办事和按意志办事是法制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人是自私的有想法的贪恋的因而是复杂的，法是刚性的简约的节制的，法约束是人，是为约束人的劣根性而制而治。没有法的约束，人会为所欲为而损害他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的封建的，靠皇权与宗法统治的人治的社会，社会一直在仁君与暴君、清官与贪官、奴隶与奴才、顺民与暴民之间兜圈子，走不出来。而西方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走进了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起了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解放，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法制的思想理论基础。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需要是催熟这些思想的前提。
　　
　　 契约，是经济活动的产物，契约精神是社会法制的源头和民众尊法守法的基础。在人治的社会里是权力博弈和人情关系，没有平等诚信可言，这样的社会便充斥着对权力的仰视和俯首以及对人情关系的钻营和为人处世的圆滑。或霸道成为常理，或苟且成为人生。
　　
　　 法制社会和人治社会，一个是励进和创新的社会，一个是钻营和苟且的社会；一个是拼搏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一个是斗争和欺诈得你死我活的社会；一个是理性的而不失热情的社会，一个是愚昧而不乏盲动的社会，光明与黑暗于此。
　　
　　 不错，我们有孔孟之道，有君子之教，儒学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自古以来，中国是以礼制和德治来约束人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礼义廉耻中庸民本修齐治平……软约束，说说而已，有时甚至沦为买狗肉者挂出的羊头和当婊子而自立的牌坊。这种约束很是勉强得敷衍，往往在权势利益欲望面前，道德要么不在场要么虚伪地成了遮丑的脂粉。当年孔子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礼崩乐坏。这些从来就是皇家的门面。
　　
　　 人治，导致一个民族的心理扭曲，社会失范，道德沦丧。盯防害，我不胡你也别想胡的麻将的心态、血酬定律、潜规则流行于世。
　　
　　 自律不如他律，自觉不如觉他。无论是《镜花缘》还是乌托邦，都是梦，君子之国从来是不存在的，朝野上下倒是多有了昏、佞、霸、匪和做奸小人和屈死的草民。
　　
　　 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欲望缚以绳索，把思想交给上帝，是西方人的路子。君子和小人之间还有第三种人——“经济人”。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法让他们不得不想着别人。
　　
　　 无规矩不成方圆，民权是法制的内涵。近代革命，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首先要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再就是迫切解决积贫积弱的民生问题，国民党没有实现，共产党实现了。如果说共产党第一个五十年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个五十年解决了十三亿人温饱问题，那么后来的五十年是要解决民权的问题，中国走上法制道路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人类文明光焰张烈，必然照耀中国。
　　
　　 2015-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