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冬天

摘要：叙述一家人在1975年冬天的遭遇！
　　 寒风总是在冬至前后吹得特别彻骨，它如约而至，扫荡着稀稀拉拉的麦田，以及来年开春准备种玉米的棉花茬地。原野上，孤零零的村庄，在寒风吹彻里簌簌颤抖。怒指天空的树枝在摇曳着、挣扎着、哭诉着，有时还发出令人恐惧的“呜呜”哀嚎。天空中浓云不开，晦暗苍茫。田野上生机不见，荒凉萧瑟。这一年，我正好八岁，严重缺乏营养的身体羸弱不堪，那颗善感的心灵，也在寒风吹彻里，觳觫欲灭。
　　 我第一次感到，苏北的寒风，是如此的奇冷彻骨，它从我的骨缝中呼啸而过，似乎要把我的血肉冻结，把我的灵魂席卷而去。
　　 在这寒风吹彻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幸免于它的冷酷，即使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件也概莫能外。那摇摇欲坠的祖屋，在寒风吹彻里，四处漏风，奄奄一息。寒冷从老鼠洞里，从纸糊的窗户缝隙中，从没有来得及修补的屋顶上，从裂开的土墙坯子里，或急或缓地蔓延开，让祖母和我们无处躲藏。那匍匐在门前的草堆，在寒风吹彻里，草絮飞舞，静默悲哀。这个冬季，它注定将化为灰烬，帮助这家人，努力地走出这个酷冷的冬天，草堆在风中呜咽着，发出将死前的悲鸣。从夏天开始，由我一直割草喂养的那只小羊，像我一样的羸弱，在寒风吹彻里，它孤独无助，不时地发出“咩咩”的凄惨叫声，它好像已经预感到，就在这两天，父亲要将它偷偷地买给邻村的二麻爷，换点钱给祖母买药。而在某个漆黑的夜晚，小羊将被屠宰，然后，偷偷地运到县城卖掉。
　　 1975年的冬天，好冷啊，我和我周围的一切，注定逃不过这场彻骨的寒风。
　　 眼睛已经瞎了的祖母，躺在破被絮里，簌簌颤抖，这几天因为寒冷，她的心头病又犯了，不时呻吟着，她用细如游丝的声音乞求着父亲：“小大子，我心里疼啊，你如果孝顺，就把我勒死吧，我早就不想活了，我疼啊……”父亲只是搓着手无可奈何，泪水挂满丘壑。我坐在床边，拉着祖母枯枝般的手，万箭穿心。其实，我身体比奶奶好不了哪里去，夏天几场疟疾，把我折磨得骨瘦如柴，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眼睛里常常闪着金光，就像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五角星的光辉。我默默地思考着，如果祖母去世了，我该能活多久。幼小的心灵，没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而只剩下对苦难的容忍和咀嚼。很多年后的1989年的冬天，也是一个寒风吹彻的傍晚，当父亲带着我跪在祖母坟前烧纸，给她老人家送寒衣的时候，父亲嚎啕大哭地说：“妈妈，儿子无能，儿子穷啊，不能治好你的病啊！”那时候我就想，“贫家无孝子”，这不仅仅是属于我父亲一个人的悲哀，而是属于所有在贫困中挣扎的生灵的共同悲哀。
　　 在这场寒风吹来之前，公社电影队来我们大队放了一场电影，电影是《南征北战》，我已经看过三四遍了。正片前的新闻纪录片，放的是毛主席在1975年2月会见第二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内容。毛主席老态龙钟，步履沉重，像我祖母那样垂垂老矣。在电影散场的路上，本家四太爷走在我前面，悄悄地对父亲说：“毛主席路都走不动了，看来……”四太爷没有往下说，但扛着板凳的我，分明知道他不说的内容。我的心不禁猛地往下一沉，空荡荡的，一点着落都没有。回到家里关上门，我惊恐地问父亲：“毛主席死了我们怎么办？”没等说完，父亲一把捂住我的嘴，慌乱地出门看看有没有人偷听，回来小声地对我说：“作死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上学，我一直心情沉重，一整天都没有说话，贫穷和苦难让我过早地醒事，那颗幼小的心灵，几乎不能承受领袖老去的事实。
　　 寒风一直在吹彻。父亲在寒潮来临的第二天傍晚，把小羊偷偷地卖给了二麻爷。第三天上午，二麻爷被县公安局以投机倒把罪押解到大队关押。父亲也被叫进大队部，被治保主任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治保主任还活着，不便写出姓名。他的儿子和我熟，在县城红旗路卖水果），槽牙都松动了。他绝望地交出了卖小羊得到的五块七毛钱。治保主任当时三十多岁，是转业军人，非常要求进步。
　　 批斗会是在我们小学开的，二麻爷和父亲被民兵押解上台，二麻爷是被绳索绑着的，我父亲没有被绑。两个人像寒霜扑打过的向日葵，低头站立，丝毫不敢造次。大队的团委书记宣读了批斗稿，义正辞严，大声声讨投机倒把分子。我坐在一年级的人群里，感到同学们都在看着我，如芒在背，局促不安，抽搐的心似乎要炸裂，唯有低头默默无语。治保主任突然打断了团书记的声讨，不无讥笑地对着全体师生和各生产队的群众代表说：“我说怎么总有一个学生低着头，不听批判，原来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孝子贤孙。”说着，他跳下用课桌搭起来的批斗台，把我一拎，像拎畜生那样，拎到批斗台上陪斗。
　　 四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我被陪斗时是否流泪了，但我知道，我后来每一次怀想，都会暗自落泪。我已经记不清我被陪斗时，心里想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陪斗后的一个星期，我都不敢上学校，直到班主任来带我。我已经记不清我被陪斗时，心里是不是像祖母那样锥心疼痛，但我知道，这场陪斗常常出现在我后来的梦境里，我醒来后未尝不汗流浃背。四十年了，时间的涤荡，已经模糊了当时的心情和场景，但我分明记得，1975年的冬天真的好冷啊，寒风吹彻，我站在台上浑身颤抖，我的心被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到现在仍然没有融化。
　　 批斗会结束后，二麻爷被押走了，父亲被放了回来。小学校离我家只有不到一里的路程，我和父亲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父亲多次想挽着我的手，都被我甩开了。他干脆停下下来抱起我，我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因为我看到了他腮边的泪水，以及头上的苍苍白发。父亲用衣袖擦去我和他的泪，破天慌地大声对我说：“不偷不抢不丢人。”原来总是沉默的父亲，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比那些总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高尚很多。
　　 1975年的冬天真的好冷啊，父亲抱着我踽踽而行，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父子俩只是静默地在彻骨的寒风中走着，天地间唯有风在嘶吼。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我就听到母亲和姐姐们的哭声……
　　 寒风依然在扫荡，并没有因为父子俩被陪斗而减小，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疯狂。冬云越来越浓厚，天色越来越昏暗，看来一场大雪将要来临。父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他没有理会哭泣的家人，扔下我，拿着铁锨出门了。我家有八分自留地，四分地种上了麦子，四分地是山芋茬，在下雪前一定要翻一遍。父亲摸黑才回来，他好像忘记了被批斗的耻辱，生活的重压，让他无暇咀嚼苦难的滋味。
　　 那天夜里我发烧了，烧得说胡话和抽搐，母亲对父亲说，赶快去大队小医院，烧得太厉害了。父亲背着我疾步走在寒风里，我迷迷糊糊，只感到自己像在天上飞翔，天上有好多我想要的东西：铅笔盒、钢笔、笔记本、小画书、肥猪肉、米饭……大队小医院很小，只有两间，薛三先生披着衣服，抖抖索索地开了门，他戴着眼镜，举止斯文。他把温度计插在我的舌根下，一量是41度，赶快打针，一支安乃近打下去，再喂点开水，我渐渐地退烧了，在天空中已经飞翔了五个小时的灵魂，才慢慢地落到地面。临走时，薛三先生开点药，拍拍我的脑袋对我母亲说：“是被吓的，喊喊魂吧！”
　　 那天夜里的风好大啊，树枝间发出恐怖的呜呜声，寒风还带来远处女人隐隐约约的哭声。那声音断断续续，有时被寒风吞没，有时又被寒风送来。我伏在父亲的背上，恐惧万分。我不知道常常被人们歌颂的人间，怎么会变成这样。天好黑啊，伸手不见五指。母亲用极其虔诚和悲哀的声音，对着漆黑的夜空喊：“小老人哎（我的乳名），回来啊，妈妈等你呐！”那一声声充满母爱的呼喊飞向暗夜，飞向天空，飞向宇宙，她要感动那个冥冥之中的绝对意志，保佑她儿子转危为安。我伏在父亲的背上，感到无比的神秘和恐惧，同时又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在这之前，我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以为，天地间有比父母更亲的亲人，但在我多次经历病痛之时，那个亲人并没有出现，陪伴我的只有我的父母。那天夜里，我终于再也不信那些骗人的东西了，无论别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我都不信，从那天夜里开始，我似乎又明白了更多的道理。看来，人不经历苦难，是很难明白一些道理的，即便是最浅显的道理。
　　 高烧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从此有了耳鸣，日夜不停。两耳失聪了百分之二十。之后，我一直听不懂如坠云烟的高调和那些朝圣般的高呼。
　　 几天的寒风吹彻，终于带来了一夜的漫天大雪。有关下雪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到了家里，掸去身上的雪花，我便沉沉睡去了。雪总是喜欢落在它经常落的地方，房顶上、草堆上、后檐墙上、干净的院子里、远远近近的路上，这些地方是它最喜欢光顾的。我渐渐地明白，我是躲不过这场寒风和这场大雪的，无论我躲在被窝里，还是跑到远离冬天的南国，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进我那段苦难的岁月。当一个人的生活，一旦被苦难撞开的时候，生活的暴风雪，就会呼啸而来。暴风雪之后，我只能望着雪地发呆，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逢下雪，都会和小伙伴们到雪地里疯狂地玩耍。我已经没有精神和体力好好欣赏那场雪了，因为，我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暴风雪后的第二天，高烧又呼啸而来。我知道死亡早已盯上了我本已非常羸弱的幼小的生命。
　　 那天大雪的早晨，我正缩着身体，抄着手对着雪地发呆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推着小车，来到我家门前，小车上放着一个大柳筐，柳筐里的棉被中，正围坐着一个八十多岁的痴呆的老妈妈，老妈妈闭着眼睛在喊：“我饿啊，我馋啊，我想吃大肥肉啊！”父亲盛了两碗山芋干粥给他们，又给了五干瓢山芋干和一干瓢玉米。随着“我饿啊，我馋啊，我想吃大肥肉啊”的声音慢慢远去，我问父亲这是什么人，为什么给他这么多东西。父亲告诉我，那老妈妈是薛荡大队姓王的地主婆子，老头子在1967年斗地主的时候被打死了，儿子找不到对象，娘儿俩相依为命。我有气无力地说：“活该，地主婆子也有今天啊！”父亲目光如刀，厉声说道：“不要瞎说，我在他家做过长工。”
　　 大雪之后，我一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着。雪后的寒风虽然不大却特别寒冷，它像无形的尖刀刺人骸骨。离立春还有四十七天的时间，我常常对着天空发呆。在接下来的寒风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季节，以及这个季节之外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