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阿列克谢

天黑了，白色的云，红色的云，夕阳悄然落下，又升起明月皎皎。我孤独得徘徊在屋里，灯亮着，想要写点东西，蟑螂快速的爬来爬去。水管里滴下水来，一声一声，格外清脆。但是天色确实的阴沉下来，只有孤独明艳的月亮，在天之中央。而群星却陷于黑暗，看不见，晚。
　　 走来走去，电视里照旧的播报着新闻。洪水，罢工，干旱，核武器，石油，地震，等等。我们离二零一二年还有一年，或者说不到十二个月。但是，我住在内陆，西安。我站在那钢筋水泥的高处，我的窝里，我的家。
　　 睡不着，这一夜太长。
　　 书架上摆着书，那是先人的陈言腐语，我不愿去翻看，谁也挽救不了我的睡眠，数羊也不能睡去。
　　 夜里传来了种种怪声，下水道也应和着，呜呜咽咽起伏跌宕。渐渐地我沉浸在过去的那些时光，突然想起了那个叫阿列刻谢的老人。他是我在吉尔吉斯时的房东，一个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胃癌患者，霍霍儿！
　　 霍霍儿在俄语里的意思是有贬义的，原意是小辫的意思，专指古代乌克兰人的发式，后来成为乌克兰人的蔑称。我那时刚到吉尔吉斯，想要找个住处，旅馆不是我们这样的穷学生所能住得起的。而我要在吉尔吉斯呆一个月，所以决定租个房子，在小区的阳光中我遇上了他。原因是他看起来是个很和善的老人，坐在阳光里和邻居老太太聊天。于是我问他，这里哪有租房子的。他问我要租多长时间，我说只有一个月。
　　 他又问我：“您是做什么的？”我说道：“大爷，我是学生，莫斯科来的。”“哦”。他捋了捋胡子说道：“那您住到我那儿吧，一个月十美金，或是两百索姆——索姆，是吉尔吉斯的货币单位，当时一索姆大概相当于三毛钱人民币——您看好不好？”我笑道：“大爷，好的。”我们一起走到了他的两室一厅的公寓中，他把我带到一个小卧室里，指着一张床说道：“您就住这儿好了，南方人（在独联体其实是前苏联的概念，南方人一般是指中亚五国的居民，主要是黄种人）。”他一边给我铺床，一边接着说道：“您是哪个共和国的？我该叫您什么？”我说，边说着递给他一根烟，道：“我是中国人，您叫我谢廖沙（谢尔盖的昵称）好了。”他听了，叹了口气，自语道：“中国人，又是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中国人在独联体国家的名声并不好，因为在交易中总是使用假货。记得当时我看到老人的如此的自言自语，不由得有些不好意思，想到也许我该说自己是——朝鲜人或者其他的东亚民族好些。想了想我带的货物中有中国的沱牌大曲，虽然不是好酒，但确实是真货。就拿出一瓶来邀请老人，老人很高兴，欣然同意。一般的来说比较寒冷地区的人民爱喝些高度酒，而比什凯克（吉尔吉斯的首都）的冬天差不多有零下二三十度。而我在这里也养成了喝烈酒的习惯，因为在冬天摆摊时中午没饭吃，只有喝点烈酒又能顶饿，又能抗寒。老人从泡菜罐子了捞出酸黄瓜和腌西红柿，我们便一起喝了起来。我告诉老人该怎样辨别中国酒，一是看度数，要高于五十五度。二是用指头沾些酒磨合，如果是粮食酿造的就有一定的粘性，反之就是勾兑出来的或是酒精，等等小窍门。喝了一些酒，老头变得活跃起来，给我讲他的过去。他告诉我他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参与者，而且曾经到过柏林。他骄傲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我去过柏林，作为一个胜利者！”我问他“柏林怎么样？”他醉醺醺的伸出手，作了一个猥亵的动作，说道：“不知道，我们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然后，他又补充道：“不过后来，我们又将它重建起来。现在因该很美吧，那是苏联的功劳。”说到这里，他莫名的无声的叹了口气。我看着他沮丧的样子，就笑着问他：“您觉得这个酒怎么样？”他笑了笑，露出没有一颗牙齿的嘴，说道：“很奇怪的伏特加，但我喜欢，在中国多少钱一瓶？”我告诉他：“七个半索姆。”老人又抓过酒瓶子看了看，又给自己倒了一些，笑颜逐开的仰脖喝了一大口。问我的家乡是怎样的？我告诉他，我来自西安，于是我从包里拿了一盒明信片给他看。他一张张的看着，不时很惊讶的说：“你们中国人真是天才的建筑师…”我听了心里不觉好笑，想到这几年国内到处大干快上。每个城市——就像一部电影说的那样，一个老人呵斥自己做开发商的女婿，说：“你是给全国人民盖宿舍呢吧？看你盖得那几座楼，一模一样，是不是还分男女？”其实，前苏联也是一样。我受到鼓舞，又给他拿出兵马俑的照片，他看着非常神往。我告诉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部队，每个人都不戴头盔。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这是宣示必死决心的一种方式！”他听了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问我：“为什么？生命只有一次！”我看着这个参见过卫国战争的老兵所表现的怯弱非常不解，说道：“作为一个武士，生命不过是不断战斗，然后投入死亡这个宿命的过程。”并且告诉他，我也当过兵，四年兵，虽然没打过仗。我又拿出我的国徽和领花给他看，他淡淡的笑了笑，而没有言语。我问他当年卫国战争的战况，他告诉我道：“很残酷，几乎都没活下来。”我问他：“那您怎么活下来了？”他说道：“我是最后投入卫国战争的那四十个西伯利亚师中的一个，所以才侥幸保住了生命！”
　　 我听着无言可对，阿列克谢老人也默默的喝了一口酒。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个手风琴，一边喝酒一边不成曲调的拉着。
　　 在阿列克谢老人哪儿住着我白天出去摆摊，晚上回到住处，有一天我看到阿列克谢老人再喝一种绿色的类似中药的东西。我没问他，只是到头在床上，太累了。阿列克谢在苏联时代，是在集体农庄开康拜因。这一天过去的同事来看他，又给他送了熏肉和自酿的伏特加。这下老人终于找到机会会请我了，我也不客气，因为在国外你不接受邀请，就是不接受邀请。总之不想出去吃饭了，就和老人一起喝了起来。老人的伏特加闻起来有股酒糟味像醋，但是喝起来口感并不差，绵绵软软的。我们吃着熏肉，酸黄瓜，还有一点点老人视为珍宝的陈年鱼子酱。这是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用些面包蘸着吃，味道咸腥鲜美，如同温州的泥螺一样。我问起老人刚才喝的绿绿的是啥东西，老人说是草药。我很奇怪，问道：“怎么你们也喝草药么？”而且就算是草药也因该是炮制过的，是干的，所以颜色不该是绿绿的。老人说：“我有过癌症，胃癌！”这令我非常惊讶，我的父亲就是得癌症去世的，活了六年，这还是因为第一次手术做得好，切的干净。于是我问他：“您动过几次手术？”他摇了摇头，对我说：“当时医生就不愿意给我做手术，说我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我对癌症比较熟悉，在所有的癌症中，胃癌是恶性化程度最低的。而且胃这个器官，有一点点再生的能力。即使切除了很大一块，也能慢慢的再生些。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得胃癌，现在还活着，但是他也动过手术。如果老人真的得了癌症，而且不开刀的话，很难生存这么长时间——他甚至还抽烟喝酒。我喝了点酒，有些浅浅的醉了，就笑着说：“那不可能！”于是，老人给我翻出了他的病历让我看。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并不怎么样，还看不懂病历，但是癌症这个词我知道，就是“鲨鱼”。于是我就在病历上找“鲨鱼”，结果找到了五处“鲨鱼”。但是不知道是他得的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可是即使是良性的也不符合逻辑，因为良性也会不停地长，甚至长到几公斤之巨。他看出了我的半信半疑，还撩开衣服给我看表示没有刀口。还领我去看他采来的草药，我没见过这样的药草，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问他怎么找到这草药的，他说他确诊后一段时间有些心灰意冷，就常常去爬山到野地里。结果看到有受伤的动物在吃这个草，据他观察，后来他想这个草也许能治他的病。一实验，就是三十多年。这个故事非常巧合的和云南白药发明过程有着相似之处，或许还能印证有关云南白药发明过程的可信度。总之老爷子一边蓬蓬的拍打着肚子，我听了那是健康的空洞的声音。只是他打嗝时会泛出极强烈的腐臭的气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患病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没有骗我。可要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奇迹。
　　 经过这次老人在我的眼里几乎成了伟大的巫师，我也开始喝老人配制的草药，喝完之后果然觉得有些效果。我抽烟，喝了药后，肺自此后不是那么闷了。可是我没有坚持几天，太苦了。
　　 我那时候在巴扎上做生意。先开始只是为了勤工俭学，但是赚钱上瘾，慢慢地开始全心全意的做起生意，到了暑假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到处游走，批发零售低买高卖。到了晚上时就一个人在台灯下算账，甚至将赚来的钱摆成一排排的，扎成一捆捆的。那时候一天可以赚一百多美元，我就像故事里的那个人用“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去思考我的钱程。当然，我的钱程和眼前那些明晃晃的美元一样灿烂。就这样我拼命的赚钱，而舍不得花销，只吃面包。买点干酪和些生菜番茄之类做成三明治作为晚饭。我中午不吃饭，只喝一点酒。吃肉时就到市场上将剩下来的猪皮买来，做成猪皮冻。但是这一切老人并不知晓。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穷学生，所以有时候他搞到肉的时候，就会请我去吃，而我则请他喝酒。沱牌曲酒，朋友送我的不要钱，因为在哪个地方花钱买的中国货反而都是假货。老人本来就赚得不多，退休金只有百十美圆。但是他是个修理机械的能手，有时候回去帮助原来的单位修理机器赚些外快，所谓的外快就是牛奶，面包，还有腊肠之类的食物。我常常看到他为面包涨价而生气，那个时候物价涨得实在是太快乐，以至于市场上流通的是美元，本国的货币反而没人使用。而老人领的退休金却是索姆，所以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慢慢的需要儿子们接济。大儿子只是应付他，而大儿媳更是恶语相向。只有小儿子还管他，隔三差五的来看他，给他带些食物和酒。我看着他们父子拥抱，老人深情的吻着自己的儿子，心中很是感动。但他的儿子也只是和我差不多的小摊贩，能给他的帮助并不多。在一次次地白吃了老人的酒肉，我心里想也许该为老人做些什么。但是给钱不久他就会花完，给食品也是一顿就结束。而给些别的，我又舍不得，所以想来想去就算了。我想着临走时请他和小儿子到饭馆里吃一顿，我甚至还想是不是该把我在吉尔吉斯的上线告诉他儿子，这样他儿子能赚得多些，也可以对老人多尽一份孝心。到了月底的时候，我结清了房费，还多给了老人五百索姆。然后邀请他和儿子一起去饭馆吃烤鸡，当地的烤鸡和西比利亚式烤肉非常有特色。老人很高兴，而他的小儿子媳妇甚至化了妆，穿上了白色的露肩的晚礼服，披着一件自己做的手工拙劣的羊毛披肩。我看着他儿媳这么隆重的装扮，挤在公共汽车上，非常伤感。一个国家的败亡，当权者们朝三幕四的伎俩尔虞我诈的手段给百姓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大。想起了中国古代人，那句悲愤而无可奈何的言语：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老爷子一家在餐馆吃的很拘谨，我看到他们认真地使用刀叉，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大部分人拿个勺子，或者叉子就对付完一顿饭。而老爷子文质彬彬的吃饭，按照从外到里的顺序使用刀叉。安静的享用从餐前酒到最后的白葡萄酒，和雪茄。我觉得真是不该带他们来了，太繁文缛节了。这个餐馆所有的侍者都是男人，他们礼貌小心，但是在这礼貌小心的后面藏着真正的冷漠和蔑视。我想老爷子的小心翼翼，也许不是为了我，而只是为了不被侍者小看。他穿着一件八成新的黑色西服，上面节制的佩戴着几个重要的勋章。我知道要是把所有的勋章和纪念章佩带出了的话，整个前胸都会挂满。但是他只带了一小部分，只有几个证明他在二战时受过伤的奖章。他给我看过他所有的奖章，甚至还想把这些奖章打包卖给我。餐厅的暖气很足，他儿媳开始流汗，将浓妆也冲刷的一道一道的，这样她不得不一次一次的补妆。老人看到自己的儿媳如此的狼狈，又不好直接的提醒，看了几眼便索性埋下头只顾吃饭。吃完饭，我们悠闲地品尝着这个所谓的高档餐厅赠送的所谓古巴雪茄，但我想至少是走私来。因为味道和价钱都不对。同时侍者再给我们点雪茄时表现得格外谦恭，和谄媚。老人边抽着雪茄，边缓缓的说道：“谢廖沙，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于是，他扣扣索索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包装得很好的礼物，我很高兴的接过来，并且按照当地风俗在他面前打开。是一块老旧斑驳的镀银的怀表。上面刻着几行字，表明是苏军攻克柏林的纪念。而且时间就定格在苏军攻占柏林的时间，我看着老人，老人微笑地看着我。我很惊讶，这实在是一份厚礼，我不知道该不该收下。我想了想，决定还是要收下，何况这是我非常想要的礼物。于是，我将我的，过去当兵时佩戴的帽徽和领花送给了他。老人很开心的收下了我的回馈，咧开嘴爽朗大声地笑了起来，这是他在这次酒席中唯一不符礼仪的一刻。
　　 我做完了一切的事，请老人吃饭，给他的小儿子介绍了我的生意上线，然后就离开了。后来听我吉尔吉斯的朋友们说，老人最后和小儿子搬家到哈巴罗斯克边区，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满洲里。从此我们的消息就断了，现在过去了将近二十年。想来老人已经寿终正寝了，但愿如此，上帝保佑，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