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

　　 当我赶到儿子实习的学校时，夜幕已将晚霞遮掩得丝缕皆无了;校园里高低错落的房舍黑沉沉一片，凝重而肃穆。
　　 儿子会住在我上中学时住过的那间小宿舍吗？那是一间住了15个学生的宿舍，里面有一盘通间大土炕。这念头一闪，我不禁笑了:怎么可能，儿子是老师，又不是学生，即使是学生，也不再是我当年那个穷模样了。正想着，学校门房的灯亮了，窗扉上有人影晃动，我的心好一阵激动。小屋的主人是谁呢？还会是老阮头吗？这念头又让我发笑了：20多年了，不可能的。
　　 可是我还是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几乎跑一样走到小屋门前。未及敲门，门吱呀地开了，在这同时有一个光光的脑袋和一个苍老的声音探了出来：
　　 “有什么事？”
　　 我一下愣了，说不出话来－这屋子的主人原来还是老阮头！
　　
　　 当年我考入中学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老阮头。他中长个，瘦身材，眼睛细长且亮，光头上有半圈头发，胡子却是长得卷卷曲曲的又密又长，说话侉腔侉调，但很顺听。我们新生都撵着他当稀罕看，议论他，猜测他，他也微笑着看我们，还告诉我们哪是食堂，哪是厕所，校长是谁，怎么在学校发信等。相处时间久了，我们给他下了个结论：“马克思的胡子，列宁的头，毛泽东的思想，工农的手。”老阮头听了，笑得胡子一抖一抖的：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担当。”
　　 那时正逢“低标准”，我们乡下学生没有细粮交给食堂就餐，就经常到老阮头的小火炉上用茶缸子去煮饭。有时缸子摞缸子能有三四层，我们上课了，老阮头就给我们看着煮。渴了也去找他要水喝。什么《燕山夜话》、韩信立志、“黎明即起，洒扫清除”啥的，就是从他口里知道的。我们都喜欢他，敬重他，跟他开玩笑，叫他“阮爷”。
　　
　　 “我说啊，你有啥事，我问你呢？”老阮头见我不说话，又高声问了一遍，打开门外的路灯，人也从屋里出来了。
　　 我一看，他已老若枯柳，头上和脸上散布着指甲盖大小的黑斑，灯光下稀疏的胡须支支离离仿佛银丝，于是赶忙说：
　　 “我来看……”
　　 “来来，进来说。”他先身进屋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今天星期六，人都走了，学校就我一个，你谁也看不上。”
　　 “我、我来看你！”我违心地说，“阮爷，你不认识我了？”
　　 他很吃惊。他拿起一副黄颜色镜架的眼镜戴上，仔细打量我，又摇头又点头，最后疑惑地试探说：
　　 “你是……有白头发了，文河？给我剃胡子的那个文河？”
　　 我点点头，脸象一下子凑到了火盆上，灼热、滚烫。我想肯定是红了。
　　
　　 文革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一夜之间就成了最革命的“红卫兵”，找不上“牛鬼蛇神”，我们就让老阮头充数，理由是“用自己的丑恶嘴脸与革命导师相提并论”，“用假关心收买人心，腐蚀无产阶级下一代”。
　　 于是，老阮头的胡子被剃掉了，光光的头上还被涂了沥青，又粘了两根纸条子。游街时，右脚穿棉鞋，左脚穿单鞋，身上挂一个标明“身份”的铁牌子，手里拿一把平常“发号施令”的铜铃，一步一摇一介绍：“我是牛鬼蛇神……”看着他怪异滑稽的样子，人们都哈哈地笑，我们也就十分地开心……
　　
　　 “阮爷，那时我们不懂事……”我想作个诚心诚意的检讨。
　　 “不怪你们，谁都不怪。文河，20多年了，是吧？”老阮头拍拍我的肩膀，往我跟前凑了凑。“今天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说着，他蹲下身子，从一个纸箱里拿出一瓶酒。“我俩喝杯酒吧，你可是你们那些同学中第一个来看我的人。”他很兴奋，
　　 皱纹纵横的脸颊弥谩着一层谈淡的红润的光译。
　　 “他们都没来过？”我很吃惊。
　　 “没有。”老阮头往酒杯里倒酒，很轻松的样子，“在街上也见过几个，一见就都躲走了，恐怕还记着批斗我的事呢。”他哈哈笑了，接着又说，“其实你们干啥我都知道，马兴东前年当了塑料厂厂长，刘庆继承家传搞了个黄酒开发公司……”
　　 “你对我们总是那么关心，”我感动地说，“记得我们上学那阵，星期六下午放学就急着往家跑，经常忘了关窗锁门，还不都是因为有你。冬天赶到我们从家里来，炉子里还有火呢……”
　　 “那时你们都是娃娃，离家远。”老阮头慈祥地说。
　　 “阮爷，你还没退休吗？”
　　 “退了，退了也是在学校，学校找不上个合适人看门，还就是我，我又不拿双份工资，还能给学校减点负担。老了，夜里睡不着就在院里转转，尽尽心。白天事也不多，现在装了自动电铃了，我这铃也用不上了。”他惋惜地看了看窗台上的铜铃，神情很是依恋。
　　 那把铜铃是我所熟悉的，那时我们常来门房，免不了要拿在手里看一看，摸一摸，但老阮头总忘不了警告说：
　　 “铃可不是随便摇的，别弄响了！”
　　 我站起身把铜铃拿过来，一股热流迅速在心里荡漾开来。铜铃上没有一丝灰尘，光可鉴人，可以想象，他一天不知要擦多少回。那几寸长的木把儿，捏着它，仿佛就是小孩柔滑的手臂一般。
　　 我说：“阮爷，你可是为社会作了大贡献了！”
　　 “嗨，看你说的，我没家没口的一个人，学校就是我的家，应该的。你才是为社会作了大贡献的人哪！你写的书，凡能找到的，没有我不看的。”
　　 他的话又一次震撼了我，我心里悸颤着，像被什么东西撞击着，说不出话来。
　　 “我这儿就有两本。”老阮头继续说，“我拿给你看看。”他转过身，在他床头的那个小书架上认真地查找起来，嘴巴半张着，眼睛瞪得老大。
　　 趁这个机会，我注意看了看这间小屋，小屋几乎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灰不灰白不白，陈设简单而且拥挤的样子，甚至门板后面仍还钉着一排小钉子，上面贴着标号，那是学生或老师留存钥匙的地方。不同的是，马蹄闹表不见了，墙正中挂了一只长方的电子石英钟，一个漆皮斑驳的木箱上面摞了两口人造革皮箱。
　　 “找到了，你看。”老阮头甜蜜地笑着，递给我。“我老爱跟娃娃们说，看看，文河就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现在都当大作家了，你们……”
　　 “阮爷，你……”
　　 “我这是拿你作样子，鼓励他们呢。”
　　 我羞愧地低下头，看着那两本幼稚的小书。我或许应该说点什么。此时在我心里涌动着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激动了。
　　 “阮爷，这书都是胡邹的，你还当真？”我故意装出不屑的神气，然后岔开话题说，“这房子这么多年了，也没翻修一下？”
　　 “能挡风雨就行了，学校也困难，再说这些年，差不多把原来的旧教室都翻盖成新的了，花了不少钱。”
　　 我没话说了，嗓子里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了。
　　 我极快地拿过酒瓶，给老阮头倒满杯子，双手郑重地举起来：“阮爷，我敬你一杯，愿你长寿！”
　　 阮爷朗声一笑，接过去一饮而尽。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出老阮头的小屋的，但我记得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时，天上的月亮正好是一个灿灿金色的圆。
　　 我在想，明天的这个时候，老阮头的小屋肯定是装不下我—还有我的那些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