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寂寞

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文人，文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把这一问题拿到这里进行讨论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要对文人怀着崇敬之心公允、客观、公平地去对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文人就是那些吟诗填词、即兴赋诗、出口成章的文人墨客；从广义而言，凡是从事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关活动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士都可以称之为文人，与文化人异曲同工也！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自有详实文史典籍和史料记载的时期可以从春秋战国算起，孔子虽然周游当时的列国游说宣讲他的一系列伦理道德，看似风光无限，但从他积累的厚重文化过程和厚积薄发撰写的《论语》等不休著作来看，其实他的内心是务必苦闷和寂寞的；其他如孟子、韩非子、墨子、老子等虽然在那时乃至今天都毫无疑问地被称得上是大家，但他们没有一个以快乐的心情学知识、做学问、搞研究，因此也脱离不了“寂寞”二字；屈原从历史上的文人范畴这个圈子而言，可谓学而优则仕的典范，在当时的楚国官位是相当高的，他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秘书长角色，但从他苦心孤诣写就的名篇巨作来看，没有一篇是以快乐的心境一脉相承贯穿全文的，最后因为一腔报国壮志无法实现以至忧郁悲愤最终投江殉国；唐宋八大家中的一部分如欧阳修、苏洵、苏轼、曾巩所写的文章大多是以俊朗畅怀的意境和基调贯穿全文的，其他诸如韩愈、柳宗元等大家的篇章则以说事论理见长，但都缺少那种引人入胜、朗然豁达的快乐意境。其他如杜甫、李商隐、杜牧、王昌龄、高适、岺参以及“建安七子”、“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人的诗词也都脱离不了悲情隐晦的气氛。宋词巨人辛弃疾、李清照、苏轼、柳永是寂寞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的文章虽然堪称一绝，但作者毕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寂寞中度过的，四大名著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也都是以圣贤似的寂寞度过后半生的。
　　 纵观现代文学大家鲁迅、梁实秋、郁达夫、老舍、吴晗的生活时代和文风脉络，悲情和寂寥始终没有脱离过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生涯之中，这当然和解放前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以及国破家亡的社会处境有着必然的关系，不要说这些优秀的文学大家颠沛流离搞文学创作，就是怀着一点爱国之心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在当时那种国破家亡的悲惨社会境遇当中都是很难快乐起来的，国家山河破碎，仁人志士都为图存救亡纷争努力，大多数文化名人都在各自的阵营里忙得焦头烂额，谁还有心情快乐起来。
　　 从事文学创作以及与经营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乃至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需要的是比常人多得多出几倍的时间和精力乃至是各个方面的透支，他们为了事业很难顾及到家庭，很难对父母双亲尽到孝道，他们很难挤出时间过正常人的休闲日子，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成了“另类”，这不是他们不想与家人一起独享亲情和天伦之乐，不是不想尽到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和为人女、为人母、为人妻的重任与义务，不是不想轻轻松松、舒舒坦坦过平常人的平凡日子、平实生活，而是时间不允、精力不济，所以大多数文人或文化大家的性情在平常人看来有时是怪异的、另类的，生活规律是无常的，不是他们智商低下、情商庸庸，而是他们这些人的一门心思想着学问里的一个个问题，时时考虑着学术里的一些脉络尚未厘清，一些问题尚未廓清的东西，从而使有限的精力常常沉浸在专心致志做学问上，让有限的智慧经常陶醉在思考学术和研究课题中，但当今也有不少文化人身在文化圈，也确实有一点天赋和才情，他们在学术或文艺上稍有成就后就耐不住寂寞，沉不下身子，或混入鱼目混杂的世俗社会中不是出入这个那个会所和娱乐场所，就是和社会上杂七杂八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尤其是官商阶层交际频繁，他们的这种社交和应酬不是为了深入生活、了解底层民众生活为了在学术上和文艺事业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是为了结交政界、商界、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以期通过依附权贵，结交富豪弄个一官半职当当，在媒体上有声像、有话语权，从而瞅着“出彩”，他们搞的是投机钻营、蝇营狗苟的勾当，看似整天价忙忙碌碌，但却是为名为利所累，为世俗的社会所“淹没”，缺乏的是真正贴近基层、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的“接地气”，缺乏的是文人学士和中国知识分子们沉下身子、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做学问、一门心思搞研究的专注与投入，缺乏的是文人学士和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只要是沉下身来、静下心思专门做学问搞研究的，他们大都是沉寂的，都是默默无闻的，都是不善张扬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自古文人多寂寞，当今学人少沉寂。
　　 2014年9月17日夜于碌曲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