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对世界多角度的调情

【写作是对世界多角度的调情】
　　 最初把个人某些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一个是小说，另一个是诗歌。小说是听来的故事，邻村的一个男的，在外打工期间，听说自己的妻子和别人偷情，一气之下，剁掉了自己右手的小手指。在那篇小说中，我还写到了两个人偷情的场景和细节。诗歌是喜欢上一个女同学之后，忽然想到牡丹或者荷花。就写了一首类似歌词的东西。现在看来，那篇小说是彻底的世俗，当然，还包括复杂性，这个世界和人的。诗歌则是单向度的，有一种自发的冲动与寄寓的美好。
　　 以简单的方式驱使自己去做与文学有关的事，用复杂的眼光、方式和思想去写作。一开始可能是热情的四处流溢，并且以煽情和模仿为能事。一段时间以后，凡是有野心的人都不会重复任何人的道路，更不屑于与谁类似或者组成一个派别。文学始终是一项独立的事业，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世界多种角度的调情。写文章近二十年，在诗歌练习年代，认为悲观的抒情与强烈的地域色彩，才是真正的诗歌。当有一天，忽然明白“地域不过是文学写作的一个依托，而不是全部”这个道理后，诗歌写作也戛然而止。那时候，我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写诗的缘起当然跟青春期有关，另一个原因，是西北的边塞气息无处不在，那种铁血气质与悲悯情怀，时常会通过某种地域特征和气息传达到每个人，并且对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发生作用。
　　 再者，我还是一个军人。和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在以英雄、牺牲、悲壮为主题和绝唱的序列当中，渴望勋章并且以战火洗身，成为英雄或者英雄的接力者，这个梦想从小就萌生了。尽管，战争是不义的，战争摧毁的是人身和文明。珍视和尊重生命显然是普世价值的首要之义。在所有关于战争的文学当中，厌战和反战是永恒主题，也是战争文学之最高精神及其意义所在。可是，人生一旦加入了军旅的色彩，生命当中忽然就有了钢铁与子弹，利器与冲锋的号角，悲怆与激情，坚韧和柔软就必定会成为一种灵魂烙印。
　　 事实上也是如此，改写散文，一方面是对自己诗歌的极度不满，另一方面，认为散文更宽阔。文学的本质除了创造之外，就是自由。也唯有自由和创造，也才是真正的文学书写以及试图的抵达。很奇怪，当我听到很多人在夸赞某篇作品的时候，一般会想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学的魅力尤其是蛊惑性。文学始终对人心及其灵魂有着天然的慰藉与谐振力。第二，对于写作者来说，最要不得是就是赞叹，反之应当对好的作品加以适度的善意的轻蔑。这句话的意思是，赞叹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否定自我，也是在衰减自己的勇气和信心。
　　 不能否认，写散文之初，也有过模仿，但大抵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当然也喜欢过贾平凹和张承志。我觉得他们的散文作品在某些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典范。即性灵和思想的宽阔度，还有自由品质、个人灵魂质地。随后，基本上是开始了自己的蛮不讲理且毫无章法的写作。在巴丹吉林沙漠，几乎每周，我都要写两篇文章。不然好像空负年华，仿佛罪人一般。但写，也就是惯性的，机械的，甚至是重复的和僵化的写。从没有一种讲究章法的意识和观念。这种状态下，我写了大量的关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个人生活的散文，加起来有五十万字左右。总的题目叫《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皇天不负，再加上诸多师友，也引起一些关注，也被收入年度排行榜之类，被选载之类的。
　　 在沙漠的很多时候，我总是想一个人往它的内部走得更远更深，体验更独特一些。可每次的想法都在现实面前宣告失败。
　　 这种失败里面，包括了单位的约束和个人生活的不便。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没有勇气罢了。贪图一时的安稳。本来在单位的工作就非常劳累，再去做一些冒险之事，可能会与轻松生活的想法完全违背。以至于向着浩瀚的远行至今成为空想。随着年龄，工作等方面的变迁，这种遗憾和懊悔更趋深重。也因此，返身来看自己的那些沙漠文章，浅尝辄止的多，个人的成分丰厚，而关于自然乃至一片地域上的更多人群的少，即使有，也不够全面和准确，多的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
　　 到成都这些年来，我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有朝一日再回到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在一些村庄和小镇上住上一段时间。而对于沙漠本身，则只有一种穿越的心态，并不想体验那种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的困厄与绝望，坚持和再生。我想到，所有的事物，包括浩大的自然，其实都是人的。一片地域也是如此，当地土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要求，乃至世俗习惯和文化属性，本身就是一片地域的真正核心，所谓的自然生态，不过是一个时代和一片地域的外延。关注到人及其所具备的自然和文化属性，尤其是在时间和特定时代变迁的蛛丝马迹，我觉得才是带有地域性的文学书写的要义所在。
　　 几乎与此同时，故乡，即太行山于河北南部、山西东部和河南北部的庞大存在之间的村庄，在外省，逐渐在我内心和意识里清晰起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忽略最具有价值的东西，即“此刻我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强调。对于浩瀚前史和前世，非亲历者已经不可重复，即使绝世天才，也不可能将之原貌还原。未来，也似乎只能是科学家、幻想家和政治家的事情，文学可以预测，但无法给予准确答案，并绘制前景。蓝图从来就是一个不确切甚至具有欺骗性的一个词。我们的文学，所能抵达的穿透的，似乎只有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及其独有的特质与现实表象、精神困境。
　　 在此想法之下，我写自己的故乡，并自我设置了一个新的文学地理“南太行”。并为之写了七八十万字的文章。形成了三本书。第一本是全部实录的。但没有走那种当下被叫好的路子，而是写人；具体人的现实遭际及其内心困境，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生难题的触碰和究问。杨显惠老师读了后，写了一段话。开始，我说我替他拟上一段，他同意就可以了。可显惠老师不同意，他自己读了以后，写了一段。这使我非常的感动。这本书，名字叫做《生死故乡》，2014年出版。显惠老师的话，书上有。
　　 第二本是实际上写于2002年，我儿子出生之前，那段时间在家陪妻子。妻子虽然怀孕了，但也没多让我照顾。她出去和其他孕妇散步时候，我在家里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大抵是根据爷爷的讲述，对村庄的历史，尤其是时代背景之下的乡村记忆，如灾荒、战争、反右、大跃进、文革中的具体人的命运、事件，以及自然村在，做了粗略式的记录。存放多年以后，虽语言上有些躁急，但总体上令我感到惊异。修改了几次之后，觉得还是能拿得出手的。第三本是最近写的，虚构占据大部分，还是写人，第一次明确了南太行的具体方位，尤其是我出生并长大的那个村庄。
　　 但我还是将村庄名字换成了莲花谷。因为，前些年，因为我的一些文章，家乡人读到之后，说我有丑化他们的嫌疑，找我父母和弟弟声明。无奈之下，很多地方做了必要的处理。我的本意是，记录一个时代下一片地域上的草芥一般的人群及其现世状态，当具有民间史记的意义。为平民立传，也是一种无望的雄心。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逐渐明白了小说的基本方式，也觉得，小说是一种有趣的写作，调动全身的能量及全部的智慧，去为一个人和一群人制造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那种快感，是无以复加的。也适才发现，文学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调情，用各种技巧、语言和角度，把人心中暗藏的水花撩起来，把人的精神和思想当中最幽秘和妖艳的部分逼到纸上来，遣送到文字当中去。正如刘小枫在《透过她人的欲望看自己》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已经在文字中制造了许多乐园，这些乐园并不能当真去实现，它只是一种调情。小说的叙事、诗语的诉叨，都是与生活的痛苦和不幸调情，使悲哀的变成迷人的。……与生活调情——使生命中痛苦的本质弥散出销魂的魅力，寂静主义者叔本华及其现代传人西美尔都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本领，它出自对生命本身透彻骨髓的悲剧感：销魂的能力基于对生命悲哀的感受力。”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也说过此类的话，他说：“开始一个故事，就像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
　　
　　 【乡村文学书写的两个层面】
　　 近十年来的乡村文学书写，大致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的，第一个要说的是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与其他基本浮在面上的著作相比，《土地的黄昏》更专业，更有质地。在打通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书写的深度与观察的广度等方面，用“一鹤独立”来形容这本书不为过。张柠是一位学者和批评家，在文学品质上，尤其是其词语的冒险和叙述的张力，丝毫不亚于专业文学写作者。《土地的黄昏》一书，张柠以自己的家乡竹林垄张家村为对象，从自我的乡村生活和考察经验出发，采取器物、食物、时空等角度或者分类的方法，以文学和学术化合并的语言，用更为专业和敏锐，带有大的文化思考和历史情怀的认知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现代文明进程，尤其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乡村图谱。
　　 这也可以算作一本不难读的学术书，它对乡村的观察和书写始终是明晰的，也有着强烈人文关怀。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张柠书中的这种大的情怀显然是对作品本身的一个有效提升和扩展。但一个问题是，学者和批评家眼下的乡村总是充满“文化”，象征意味浓郁的器物与蕴含生命要义的食物，自然会成为作者关注的重点对象。而人。尤其是人的日常生活、信仰和风习，才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综合反映。
　　 第二个应当说的，可能是土家野夫。他的一系列文章可能是这时代激荡于民间的宏阔历史书写，特别是个人与时代作对之后的种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命运遭际和现实处境，使得这时代的乡野书写之间“终于”有了洪钟大吕之音，也使得“民间”这个包含多种意味的场域之中，也终于有了一种接近卓绝的文学表达。他的《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等作品集，就是有力的证实。土家野夫的文学作品堪为大地与时代的混合产物，也是最切实的当代民间知识分子在某个特定场域中的生存实录与精神证言。
　　 当然，一个写作者不是如何保持愤怒和忧愤，而是如何更好地“看待”，更多地去宽容和和解。愤怒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忧愤更多地指向“道义”和责任，而他们又是与普天下的知识分子心灵相通，精神谐振。第三个要说的可能才是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因个人脾性，总是对炒得热烈的书籍心怀警惕。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阅读这本书。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说这本书好后，才买回一本来读。真实的感觉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关注当下乡村现状的书籍，尤其对乡村人群现实生活变迁、个人命运的关注和呈现，使得这本书有了与时代呼应的气质和气息。但这本书我并没有读完。对于乡村的书写，很久以来的一个通病是，作者说得太多，或者太能为根本不会书写，甚至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乡村人群“代言”了。替书写对象“说”的太多，往往会偏离他们的本意，甚至有凌驾和剥夺的嫌疑。
　　 与此相对，微观层面的乡村书写可能是对以上问题的一个矫正和补充，通过不动声色的客观观察和文学叙述，尽可能地让乡村和乡村人群主动说话，自我表达，从而使得现实在艺术中得以有效呈示，在文学层面上更为深切与独立。相对而言，在今天看来，刘亮程的个人乡村乌托邦有些遥远的感觉，不是陈旧，而是他的个人乡村哲学失效于这个时代人群对于乡村的感觉和认知。“乡村”从来就不是他笔下那样的。近几年来，对于乡村的书写和专门文学著作，首推林贤治编选的《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书中收录了鲁顺民、周同宾、江子、傅菲、杨献平、吴佳骏等人的作品。这些人及其作品，基本上构成了当下乡村散文书写的主要力量。此外，还有谢宗玉、毕星星、江少宾、桑麻、刘家科、阿贝尔、张生全、陈洪金、李登建、周伟、苏宁、指尖、冯杰等一些写作者。
　　 其中，鲁顺民对山西本土乡野文化，尤其是经历过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的普通人的关照与纪实性书写；周同宾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河南乡村生活的文学性表达；谢宗玉基于乡村情感的诗性漫漶与药草理解；江少宾以牌楼村为主要“据点”的乡村人事观察和经验性呈现；桑麻以乡村计生题材而进行的个案式的“独特”文学构建；陈洪金对滇西北乡村的诗意历史和现实“提纯”；指尖在盂县对本土乡野过往和人事的诗性指认；周伟对故乡风物和人物的质朴刻绘；杨献平对南太行乡村的整体性文学叙述等。
　　 微观乡村的文学书写著作，这些年来，主要有周同宾的《黄土后土》，谢宗玉的《田垅上的婴儿》，江子的《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桑麻的《以右臂的代价》，江少宾的《无处安放的乡愁》，张石山和鲁顺民合著《礼失求诸野》，杨献平的《生死故乡》，刘家科的《乡村记忆》，毕星星的《坚锐的往事》，苏宁的《一座消失的村庄》，吴佳骏的《院墙》，冯杰的《泥花散帖》等。这些作品立足不同地域，各自构建了自己的乡村文学书写领域，并以对乡村及其个体人的命运的近距离观察和书写，使得当下的乡村在文学当中更加真实和饱满。
　　 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的书写既有俯瞰式、大一统的整体关照，又有单兵教练、捉对厮杀式的微观对接，对转型期，尤其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诸多乡村和农民现实状况和个人生存与命运做了更为理性和客观的文学展现。在他们那里，乡村再不是民风淳朴、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人间净土。而是从时代现场出发，深入到乡村内部，以艺术化的笔触，贴近尘埃而又有所提升的书写方式，于乡村现状中最大限度地逼近乡村和乡野文化正在经受崩溃和断裂，疼痛和迷惘。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过于注重细部，有可能导致鸡零狗碎，前后不一。过于写实，作品可能稍微粗糙；有些则以唯美为能事，沉陷在对童年乡村的美好记忆当中而自我迷醉和留恋，没有真正地对乡村进行现实和文学上的深思熟虑与独到研判。好在，宏观和微观，是一种区别，更是互补。学养和视野更开阔的学者从整体把握，有着独特体验和勇气的文学写作者以细部入手，两者融合，才使得当下乡村在文学中的“面目”愈加清晰和逼真，与过去式的乡村文学书写形成了有效的区隔和递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