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文化的内核——五正之我见

进入21世纪之前的三十几年，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文艺创作形势，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迎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文艺产品，主要表现在国内文化领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样式繁杂的、中西混搭的、潮流对冲的同时，也出现了不良文化产品创作和影视过度商业化展示局面。在这种情势下，有的文艺产品创作坚持治学严谨，曲高和寡；有的人迎合商品市场的铜臭和一些人热衷于低级下流的口味，大量描写色情、低俗的散文、杂文、诗歌，窃窃自喜；有的人恍惚徘徊，无所作为，甘于寂寞；有的人良心未泯，坚持“二为”方向，曲笔呐喊。
　　 纵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影视等各领域，甚至包括会展文化和广告文化，出现不考虑为人民群众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对于下一代产生的影响中的利与弊，一味地展现自己的污浊心态，在文化领域释放毒素，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进入21世纪的大好前景下，坚持过去三十多年的好的健康的风气（可喜的是那些浮在浪花上面的浮渣还没有形成潮流），吸取这三十多年的经验，总结教训，开创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是一切热爱祖国文化和立志创新发展的人们应该思考和践行的大事。
　　 我们祖国的文化艺术走过几千年，历史都是螺旋形上升和前进的，后人无疑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因此，首先弄清楚了什么是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尤为重要。在融入世界大潮流，做负责任的大国，在文化领域无疑也应该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从这两个方面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一个新千年文化的核心理论实属必要。遵循习近平主席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家、剧作家、江山文学网董事长赵兴华先生适时提出了“正文学”概念。它包涵了“正统的、正规的、正面的、正向的、正确的”这“五正”标准，凝聚了《讲话》中新千年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为开创新千年文化，在江山文学网疏通和构建明朗、明确的道路，做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应该认识到，只有准确地了解祖国和人类文化全部发展过程和所创造的文化历史，并且对这些加以继承和改造、兼收并蓄，勇于创新，分析新千年文化预期、走势和文学创作与前六十年创作理念的异同，才能建设新千年文化。不认识这些历史和他们的历史功绩与失误，就不能在创立新千年文化的历史担当中，做出我们应该有的贡献。
　　 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它们是：
　　 古代历史上各种文化运动和主要文化潮流——近代和现代我国文化历史回顾——世界文化史的借鉴——建立新千年文化是历史必然,核心是“五正”。
　　 当然，本文不是对中国文化史学的研究，在继承和杨弃文化遗产中，攫取了古代文化史中需要借鉴的部分。
　　 一、古代历史上具有普遍影响的各种文化运动和文化潮流。
　　 我国古代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不是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全盘继承的复古主义者。从孔子到孙中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我们应当给予批判的总结，承继这些珍贵的遗产，这对于开创新千年文化是具有重要帮助的。
　　 正如唐·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所言：
　　 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做后尘。
　　 唐代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是唐代中期散文家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学革新运动。在唐中期之前，自由质朴的先秦两汉文章，几乎失去了主导地位，被齐梁时期兴起的骈体文所取代。骈体文讲究对偶、音律、崇尚文辞华丽，极大地束缚了思想的自由表达。到了唐初，逐渐广阔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活跃的经济和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影响，向文化提出了变革的需要，初唐开始出现了文化变革的现象。陈子昂诗歌理论力主新的诗歌风气在先，进而是元结、梁素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散文革新。到了唐贞元、元和年间，在藩镇割据、佛道渐盛、朋党争权、异族侵扰等社会、政治不稳定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阶层，积极推动儒家传统的正统地位，政治上以稳定唐集权统治为目的，推行并积极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念，以“化古融今”的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文学形式，适应了当时社会和和那个时代的需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文化改良运动，打击了风行几百年的柔弱绮丽的文风，翻开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新的一页。
　　 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对于后世、对于现在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可是，也不能不看到当今的文学创作上，柔弱绮丽的文风，文辞华丽的骈体，在浮躁低沉、失去人生目标的一些人的文章中时有出现。一股颓废、毫无志向，沉浸在自我和哀怨的风气，往往支撑着苍白、单薄的作品，这些作者应该走进生活，融入到现实主义写作队伍中来。
　　 当然，“化古融今”地反映现实、表达思想，一直是中华文化坚守的文风。而“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念，也一直占据着政治文化发展的的主导地位。这些无疑对于后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念，在某些方面也制约了对更加广泛的民生、民权、民意领域的关注，在一些历史时期成为“歌德”文化的理论基础，这是本文的后话，暂且不表。
　　 新乐府运动是唐代中期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革新运动。以自制主题和题目的“因事立题”方式，以诗歌文体书写时事，与袭用古题的乐府相对，故而被称作“新乐府”。新乐府运动之所以具有现实主义意义，是因为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看到朝政腐败，民生疾苦，为匡救时弊，体会到沿袭“古题乐府”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他们在继承乐府基础上，推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等现实事物为主要目标，直面生活，闻者足戒，从内容和形式上与现实生活达到紧密的联系，反映社会现实，发挥了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诗歌得到了新的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化潮流，同时也在世界各地成为了文化主流，直到现在，脱离生活的文化，总是苍白无力、自我呻吟，不会成为文化主流，也不会流芳百世的。
　　 这里也不能不说说在明代出现的复古主义运动。
　　 明代弘治和嘉靖年间，出现了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基调的“台阁体”诗文拟古运动，是在明代最高统治者直接倡导下出现的，叫做明代复古主义运动。
　　 当时，朝政渐现腐败，阶级矛盾显得日益尖锐，不少底层士绅、有良心的文人、民间有文化的百姓对于这种雍容典雅、粉饰太平、脱离现实、溜须拍马的文风极度不满，终因为在社会和朝野没有权势，只得以复古相对抗，受到了广泛支持：以“前七子”为代表的人物，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味用气势恢宏的秦汉散文、音节激昂的盛唐诗歌，意图从秦汉、汉唐文化寻找寄托和鼓舞，其实那只能是一种解脱和自我安慰罢了。“后七子”继之兴起，他们与“前七子”相互支持、呼应标榜，把这个复古运动推向了高潮，持续了百年之久。可惜的是，他们不敢触及时弊，只是在模仿代替，走在了僵化的形式主义的道路上，对后世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再回到近几十年，一些文化人回避时政，美化古代封建王朝，大肆宣传、创作、制作所谓历史题材作品，皇帝、皇子行走于媒介，妃子、太监扭捏在眼前，古代的复古之风仿佛也在当代历史涤荡中晃动着不灭的魂魄。当然，在这些演绎古代历史的作品中，不乏用历史正剧解读了历史，对历史做了基本客观的描写。但是在所谓国学热中一些专家教授的说辞中，在一些杂志、报章、网站文章中，也出现了为吸引眼球，不尊重历史，不能严谨治学的文章。比如把诸如史书《三国志》里的史记人物与小说《三国演义》小说里的同名人物混为一谈。类似历史考据文章，大言不违地叫做研究历史，实为另一种“戏说”，在“消遣”和娱乐历史，岂不为咄咄怪事！更有甚者，把皇帝描写成处处为百姓的幸福着想，实则为了家族统治而“呕心沥血”的犹如“现代伟人”一样的“大救星”，歪曲了历史，混淆了视听。同时也出现了怀旧、念想恢复阶级斗争下文化专制等思潮。
　　 回顾这些古代历史上的文化运动，联系当下社会、学界、理论界、舆情群的表现和回光返照，似乎也印证着绝对化和概念化歪风的盛行，因此，出现了左倾和右倾言论甚嚣尘上，“愤青情绪”满天飞的混乱局面。其实，纵观历史的利弊得失，向左和靠右都是不可取的，以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谩骂和表述更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有必要开创新千年文化的唯物辩证局面，使之持续久远。要提倡健康舆论、作品应直面人生、内涵精神健康向上，让正能量的氛围不断扩大，在文化层面团结各阶层共同创造中华梦的伟大壮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历史上，在几千年的古文化潮流中，还涌现了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因素、不同阶层人物、不等的经济地位所代表的流派和支流，结合现代的一些现象，有针对性的举出一些流派，对这些流派做简单的客观分析，批判继承，承认对于当代的影响，搞好导向，使之为时代服务。
　　 这些流派和支流主要有：山水田园派代表人物王维、孟浩然等，因艺术成就颇高，状物写态逼真寓情于景，蕴藉耐味，对后世及至现在都有影响；唐开元、天宝年间同山水田园派同时期的还有边塞诗派，以高适、王昌龄为代表。边塞诗派以描写塞外奇异景色、书写边关将士戎马生活的豪迈精神和征伐生活，以及将士们藏于心里的情感矛盾和哀鸣为主，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为现代人们所喜爱效仿。另外还有花间词派、南唐词派、唐宋八大家、苏门四学士、公安派、桐城派，以及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等等，他们的诗作流传至今，也被人们津津乐道广为传送和实习之。
　　
　　 二、近代和现代我国文化历史回顾。
　　 近代“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对于我国文化发展具有较深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胡适在1916年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次年由于“胆子变小”改为“文学改良”的口号。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动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打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促进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前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革命也由初期以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为指导，逐渐改为由无产阶级思想占据指导地位的阶段，一批共产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力，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文学统一战线逐渐形成，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举起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旗帜。对以封建势力为代表的旧文学、旧道德展开了斗争，对改良主义思想展开了批判，培养了一批新文学作者，建立了一支新文学队伍，从而推动和丰富了新文学创作，为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
　　 当然，在民初的时代，社会思潮混杂，也是历史的规律。在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以后，还出现了一些文化派别和潮流。下面不厌其烦地介绍一下这些社团和潮流，说明百年间的文化发展态势和现在有着不可解的渊源，可以看到现代思潮和现在一些作品主旨与前人何其相似乃尔！因此，有必要回顾和借鉴得失。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