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是生命，长存的是精神

摘要：黄花岗起义，距今年已经整整过去一百年了。林觉民和他的战友们，到今天，也已经睡在那抔黄土里，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1
　　 黄花岗起义，距今年已经整整过去一百年了。林觉民和他的战友们，到今天，也已经睡在那抔黄土里，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一百年，到现在，他们的孙子都已经白发苍苍了。《百年中国》里，有一段视频，在福州一个普通民居里，一位老婆婆面对着镜头，用闽南腔在歌吟着一段文字。老人声调颤抖，再加上闽南音，很难让人听懂，幸亏屏幕下方出现的文字，才让人们知道，老人是在背诵林觉民的《与妻书》。
　　 老人名林暖苏，是林觉民烈士的养女，现在已经九十三岁了。
　　 而老人的养父，林觉民烈士，却永远的，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二十四岁，定格在一个青葱茂盛的岁月里。历史书中，有林觉民烈士的照片，剑眉青黑，目光深远，一脸的书卷气，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样。
　　 二十四岁，一个多好的年龄啊，器宇轩昂、风采俊朗、英气逼人，什么样的形容词放在这个年龄段上，放在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身上，都不为过，都让人感觉到，是如此贴切，恰当。
　　 可是，他们如花的生命，就在百年前戛然而止。
　　 那年，方声洞二十五岁，喻培伦和方声洞同岁，林文二十六岁，饶国梁二十三岁。据史料记载，黄花岗起义烈士中年龄最大的五十二岁；最小的十八岁，还是一个高中生年龄：他们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九岁。
　　 有人把百年活成刹那，有人把百年活成永恒。他们，就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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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岗起义，发生在1911年4月27日。十年后，孙中山先生在督师桂林时，谈起英烈们，仍神伤不已，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道：“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其实，这些人不只是革命党菁华，今天看来，他们更是国家的菁华。
　　 他们，不是战士，不是职业革命家，大多是文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学有专长，是他们所从事的那个方面的佼佼者。
　　 林觉民是《建言日报》主笔，文辞清丽，感情真挚，而且一人会多国语言，其中包括日语、英语、德语。他最擅长英语，口才便利，是个天然的演说家。被俘后，在公堂上，他以英语慷慨陈词，综论国家大势，口才便给，雄辩滔滔，连他的对手两广总督张鸣歧也长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死后被国民政府追封为“大将军”的喻培伦，擅长机械，爱好科研发明，研制出那个时代的无毒火柴，是当时最先进的。他制造的炸弹，杀伤力很大，被称为“喻氏法”，他个人也被称为“炸弹大王”。本来，广州起义，黄兴让他不要参加，将自己的专长，用在将来的国家建设上，他坚决不答应道：“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毅然决然，参入起义。
　　 两人之外，陈与燊乃报纸主笔；林文曾任《民报》经理；李文甫是《中国日报》经理；罗仲霍，一身任南洋两个学校校长，并兼任报纸主笔。其余的人，哪一个提起来，不是当时的一代才俊？
　　 可是，那一天，出于同一目的，他们走在了一起，走在初夏的四月，走向广州街头，慷慨赴死。
　　 梁衡先生在谈到瞿秋白时，有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
　　 这话，是可以用在黄花岗起义烈士身上的。
　　 但是，这些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孜孜于个人名利，没有专心于家庭富贵，而是一介布衣，走出书房，以一个个文弱之身登高振臂，为一个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国家的兴盛而奔走、奋斗，不惜浴血奋战，不惜血染碧草，这才是大勇敢，大无畏。
　　 即此一点，黄花岗起义烈士也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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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从他们的文字里读来，他们走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依恋不舍的亲情啊。他们，或为人子，或为人父，或为人夫。当那个下午，他们即将走向血肉横飞的战场，走向那条可能永远也回不来的路上时，他们一定遥望过故乡；他们的脑子里，一定闪现过亲人的画面：父母含泪，娇妻倚门，孤儿形单影只。
　　 可是，一种使命，在召唤他们，促使他们义无反顾，掉头而去。
　　 在他们心中，还有一个大家，这就是国；还有更多的亲人，这就是百姓。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百姓，赴汤蹈火，流血殒身。
　　 他们的这种想法，都流淌在绝笔书中。今天，当我们面对着一封封绝笔书，我们仍能感觉到烈士们当时那颗火热的心；仍能感到他们在亲情与国家的选择中，是如何的义无反顾，而又是如何的痛苦万分，依依不舍。
　　 在离开家的前几天，方声洞对着妻子频频长叹：“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此时，他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林觉民那几天，也是日日买醉，沉默不言。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无愧于国，可有愧于妻子啊。
　　 在《禀父绝笔》中，方声洞告诉父亲：“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数日后，他战死广州双门底。此时，他的儿子还不到半岁。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当然，他没有赶上那场壮烈之战。但是，这种为国为民勇于赴死的精神，仍可昭日月。
　　 林觉民的《与妻书》，是写在一条白布上。几十年后，这篇以泪和血写成的信，摆在了陈列馆，供人瞻仰；同时，也成了海峡两岸教科书中的内容，它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人。在《与妻书》中，林觉民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也不知那是个早晨，还是黄昏，陈意映终于收到那封信，那封以男儿情和英雄血写就的爱的宣言，而此时，林觉民也已经饮弹刑场了。
　　 他们，正因为对生如此眷恋，对亲人如此依依不舍，对爱情如此坚贞纯洁，才使得他们勇于赴死。
　　 舍弃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爱情，个人的家庭，来拯救大众的幸福，全天下人的爱情，和国家的兴盛，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为家舍身，为小孝。
　　 为国舍身，为大忠大孝，生为英雄，死做鬼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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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起义，他们都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以区区百人，来占领广州，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冲向了1911年4月的那个木棉花盛开的傍晚，冲向了酷热的广州街头，冲向了枪林弹雨，冲向了那条不归之路。
　　 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用自己的血，来唤醒沉睡的人们；用自己最后的呐喊，来震惊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用他们的头颅为鼓槌，来敲响专制社会的丧钟。
　　 谭嗣同当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拒绝逃跑，说了一句话：“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黄花岗起义烈士，也抱着这样的必死之心，走上战场。用黄花岗烈士之一的林文的话来说：“余辈求杀敌耳，革命党之血，可以灌溉于无穷，事之成败无足深计。”
　　 在从香港赴广州参加起义途中，林觉民开导身边同志：“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可是党人慷慨悲壮之气，充塞宇宙，满布华夏，稍有一粒火星，就会发出冲天巨响，将大清王朝，炸得灰飞烟灭。
　　 果然，不久，武昌一声枪响，一个腐朽的王朝，终于栽下马背；一个新的时代，出现在华夏大地。
　　 在论及这次起义的作用时，孙中山在他的文章中赞道：“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说尽黄花岗起义的作用，和烈士们赴死的感召力。
　　 是的，相比较而言，如果武昌起义是小说的高潮，那么，黄花岗起义就是小说的开端；如果武昌起义是一天中的上午，那么，黄花岗起义就是一天中的早晨；如果说武昌起义是树上的果实，那么，黄花岗起义就是树上的花儿。
　　 武昌起义，是黄花岗起义的延续。
　　 武昌起义，是黄花岗起义烈士鲜血的铺垫，黄花岗起义烈士鲜血的激励。
　　 就这一方面而言，黄花岗起义烈士，更应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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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百年前那个四月的下午，广州城中，木棉花盛开如火。在云霞灿烂的木棉花中，勇士们冲向敌人，冲向四月的广州城。
　　 在随后的几天里，烈士们的尸体，被陈列在街头，凄风苦雨的广州深夜，一定还有些冷，可是，他们静静地躺着，已经不言不语毫无感觉了。
　　 烈士们死难照片，我曾看到两帧，一帧是被俘烈士，群立于刑场的照片。他们个个戴着脚镣手铐，昂然而立，目视前方，脸上棱角分明，个个犹如雕塑一般。还有一帧乃死难烈士被陈尸街头的照片，烈士们的尸首，被齐匝匝的放做一排，让人见之鼻酸。
　　 最终，黄花岗上一掊土，收留了这些忠骸。黄花岗，也成了世人心中的一座丰碑。
　　 林觉民和他的战友们走了，一百年了，可是离开的是生命，长存的是精神，那种为了国家，甘愿抛弃一切，甚至抛弃生命的精神。
　　 百年了，全国各地都在准备祭奠烈士，海峡两岸也在积极筹备。其实，祭奠的最好方法，是精神的继承。如果有一天，大家真能像烈士一样，以国事为重，抛弃党派之争，抛弃个人成见，做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林觉民和他的战友们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