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群众反腐运动为什么失败？

　　 朱元璋由于出生贫寒，痛恨贪官污吏，在执政后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而且，朱元璋杀贪官的手段极其严酷。《大明律》规定只能使用鞭刑、杖刑、监禁、流放、处死五种刑罚，但朱元璋特别针对贪官制定了凌迟、枭首、诛族、阉割等酷刑，此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就是把贪官的皮剥下，里面填上草。并放在贪官继任者的衙门座位旁边，不得挪开，目的就是为了警示继任者。然而贪腐现象仍旧屡禁不止，朱元璋也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指被处死贪官的尸体）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在这种情形下，朱元璋采取了让百姓“造反”的群众反腐运动。
　　 在1385年颁布的《大诰》里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本处官员善恶，而对于不法“吏胥”，老百姓可以径直捉拿、绑缚，送到京师治罪。并规定“各地官员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梟令。途中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于是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个捉拿害民吏胥的群众反腐高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之外，绝大多数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朱元璋还废除了只有朝中大臣才可早朝的规矩，规定凡朝廷命官，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议事，若有隐情还可要求单独面圣奏乞。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还来源于检校，他们不属于任何部门，只受朱元璋调遣，检校无孔不在，昼行夜伏，一旦发现有贪腐官员，可随时随地向皇帝上奏查办。
　　 朱元璋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普及教育，1385年，他下令《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终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数千万本，成为近代史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还规定：有这套书的百姓，犯法如能熟读《大诰》，可以减轻处罚；没有则加重处罚；拒不收藏者，则流放边疆。朱元璋还亲自主办过多场《大诰》学习报告会，来京城讲述《大诰》学习心得的师生前后达19万余人之多。并把《大诰》作为国子监的学习课程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里则由师塾进行讲授。几乎实行了全民教育，官员个个知道，老百姓识字的要背诵，不识字的有人念了听。然而，这套当年席卷全国的丛书并不合时宜也不得人心，在朱元璋死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年代，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朱元璋能借助民力反腐，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毕竟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其以民制吏的做法有很大的政治极端性和历史局限性，他远没有把以民制吏的群众反腐运动经常化、制度化、普遍化，因此其反腐成效有限，以致官吏“造罪无厌”“终化不省”，最终不免明朝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群众反腐的主体和功能应充分彰显。从朱元璋发动的群众反腐运动看，“制吏”的人只限于乡绅耆老、贤良正直、豪杰人士，远不是全体公民。朱元璋明确，“乡间年高有德者，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面奏，朕必然做到为善者嘉奖，为恶者严惩。”说的是让乡绅监督官吏，让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年终之时赴京面奏善恶。从中可看出民告官的时间只限于年终，远不是随时随地。而且随着权力赋予，一些乡绅、百姓可以左右一般的案件，也容易滋生腐败，甚至以权谋私。如有个叫刘以能违了法，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人员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朱元璋发动群众去抓污吏，结果不少人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朱元璋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严格的监督制约权，而是容易变形走样的“合法伤害权”。可见，朱元璋发动的以民治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反腐运动，有其诸多局限性，启示我们反腐倡廉走群众路线必须实打实，既要全面发动，又要人人参与；既要全程监督，又要实时举报；既要各尽其责，又要受制于法，切实把群众监督权置于有序有度的法律框架内，才能真正发挥好群众反腐的主体作用和功能。
　　 以上率下消除特权才能公正法治。《大诰·乡民除患》中明确限定了“被造反”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所以朱元璋群众反腐运动的对象是有保留的，只限于地方官，而不包括位高权重的大臣，更不包括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自己。归根结底，封建王朝惩治贪腐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皇帝专权和官吏特权。任何时候，“权大于法”都是腐败的根源。因此，朱元璋反腐重胥吏而轻官员的区别对待，也决定了群众反腐不可能深入彻底。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所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需要明确的是，只有恪守普通一员的身份，自觉接受监督，主动自警反省，才能彻底消除特权思想的依附；只有坚持以上率下的风范，从职责查起，从自身严起，从小事做起，才能凝心聚气净化风气；只有怀有一视同仁的公正，做到法律规定和政策原则面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抓建基层组织是防治贪腐的根本工程。在《大诰三编》里详述了一个捉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过程之艰难曲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也颇有令人思考之处。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县做知县，一上任就和皂隶潘富一同害民，巧立名目，大肆科敛。当地百姓黄鲁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下旨严查属实，派人去捉拿潘富。结果，潘富在皇帝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竟然上演了一场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的大逃亡。本来该死的只有潘富一人，却让近千人陪了葬。一个小小的胥吏，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县里都有自己的死党和势力范围，豪户大家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与皇帝对立，让朱元璋感到非常震惊。从中也看出当时基层贪腐势力盘根错节，官商勾结包庇纵容，行政组织软弱涣散，需要大力纠治。这也警示我们，基层党政组织是廉政工作的中坚力量，必须对物腐虫生的苗头隐患露头就打，如果任由贪腐滋长蔓延，势必动摇甚至颠覆党的执政基础。反腐倡廉任何时候都要坚强基层组织这个堡垒，选准配强讲党性、讲原则、讲纪律的党委支部班子，发挥好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骨干作用；任何时候都要把权利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努力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分清美丑、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地与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划清界限、敢于斗争。
　　 执法尺度关系反腐综合治理成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几乎无日不杀人是朱元璋铁腕反腐的极端表现。在洪武时代做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愿仕进。“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由于杀戮过甚，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朱元璋杀贪官甚至杀到有些衙门无人办公的地步，不得不制定了一个“戴罪”的办法。即被判有罪的贪官，关在监狱里一旦衙门要办公，戴罪官员戴着枷锁和镣铐，被拉出来到大堂上办公。
　　 朱元璋反腐扩大化不可避免地带来负效应，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不仅导致错杀冤案频发，内部矛盾激化，积聚社会仇恨，也会挫伤官员履职积极性和降低行政效率，影响经济民生，社会法治的安定环境并未真正形成。如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14年，牵连至死的有45000多人，而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富户，导致大批富商破产。连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有名清官济宁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受空印案牵连，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死。这一系列的过激反腐之举，不仅导致人人自危的畸形社会生态，也未消除“朝治而暮犯”的贪腐局面。因为以民制吏的最终裁决人，是皇帝朱元璋，而朱“喜怒无常”、“任意不任法”，以喜怒加减刑赏，废除中书省与丞相，一人独大，随意订法、改法，脱口下诏，常常是法外有法，法外用刑，是典型的人治而非法治。“重典治吏”不仅使初犯与偶犯者没有回头之路，也让官吏对朝廷离心离德，正如《孟子》中被朱元璋删去的句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是最好的注脚。法贵公允，要有效区分道德约束和法律制裁的范畴，科学认定小错偶犯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充分考量惩治权重与群众公论的关系，既要民主执法严把尺度，也不能为所欲为滥用职权，切实杜绝言大于法、情重于法、人高于法的执法错乱、随意、失范问题。使法律惩处发挥规范社会秩序、促进安定和谐的作用，防止量刑过重过轻引发道德法制失范、公序良俗坍塌的蝴蝶效应。
　　 分配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不容忽视。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时代的低薪制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官员俸禄低得可怜，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比如朱元璋洪武年间，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约一千元左右。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而且，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甚至性命，不得不贿赂讨好欺上压下的宦官和锦衣卫，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笔较大开支，就连张居正，当年也是依靠大太监冯保的力量才当上首辅大学士。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立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肚里全都是粗粮草菜，不由感叹:“原来是个大清官啊!”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很难活得有质量。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千里当官只为财”，如果不仅不能享受荣华富贵，还要承受生活贫困，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会造成官员心理失衡，把贪污作为一种选择了。而朱元璋高度推崇儒家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认为官员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低到极限。虽然朱元璋教育部属“为官者的俸禄虽然不丰，但它犹如井底之泉，可以天天汲水，不会干涸。”但面对当时强大的传统腐败生态和不切实际的廉政高要求，官员们糊口的生存权利尚无保证，何来廉洁自律的约束力，腐败现象前赴后继就丝毫也不奇怪了。不少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绩效奖廉、福利促廉的政策，正是从分配制度的角度来防范贪腐问题的举措。应该说，保证公务人员的合理收入是廉洁自律的物质基础。公务员身份决定了不得从事经商谋利活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反差、城乡差别、职业差异、贫富差距明显，都可能成为诱发公务人员贪腐的动因。因此，构建一个公平合理适度倾斜的公务员分配制度和机制非常必要，有利于打消物质待遇和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催生“不值得腐”的知足心理，防止“因小失大”的侥幸心理，实现安心尽职的价值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