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苦难的岁月

从小生活在农村，在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养成一种勤劳的习惯，帮助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儿，替父母分担忧愁。
　　 五六十年代，中原农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农民普遍过着缺衣少食的苦日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兴修水利，我们家乡只有旱地，不种稻谷，加上土地贫瘠，产量很低，农民靠天吃饭，命运由天不由人，老天爷恩惠了，雨水均匀点，庄稼能有个好收成，农民生活相应的会好一点，老天不高兴了，要莫旱，要莫涝，农民就得饿肚皮。
　　 中原人有句俗话，叫一年糠菜半年粮，即便是好年景，光靠吃粮食，也是不够的，小麦刚打下来，每家每户都不敢放开肚皮吃几顿白面馍和捞面条，实在馋了，就摊个锅出流儿（水煎饼）或者包顿扁食（饺子）就算很不赖了。从一开始就得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一年到头每天能喝顿小米粥和杂面条，已经很满足了，会过日子的人家，搭配上野菜，还勉强一年不挨饿，稍微破费一点的人家，一到春天，一天两顿饭都难以吃上。
　　 春天是农民们充满希望的季节，人们磕头倒怼，祈祷苍天能风调雨顺，盼望这年能有个好收成，春天也是农民最难过的日子，青黄不接，俗说荒春，大人们需要下地干很重的体力活，粮食又所剩无几，大部分都靠野菜充饥来度过荒春，小孩子干不了重活，就承担起挖野菜的任务，为一家人补充给养。每天三五成群的孩子，带着锅铲儿，擓着篮子，游走在庄稼地里河边沟沿上，瞪着眼睛到处寻找，生怕一棵野菜从眼前溜过去。
　　 好不容易熬到收麦的时候，小孩子就不失时机地去捡遗留在地里的麦穗，两只眼瞪得圆溜溜地盯住地上，不放过一寸地方，不敢卖一点野眼，麦茬子把小脚丫子扎的一道道血口子，疼得踮着脚走，也不敢发一点癔症，辛辛苦苦一季子下来，总能捡个七八十斤，差不多抵上一个人头儿订量，一直捡到场光地净，种上秋庄稼为止。
　　 秋庄稼出来以后，小孩子开始转战到秋庄稼地里，薅草，割草，嫩草喂牲口，老一点的草沤肥料，挣工分。到了秋收的时候，小孩子开始拾秋，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寻找一些被忽略的小玉米棒儿，玉米叶子把小胳膊儿小脸儿划得横七竖八的勏麟（血印），被汗水一侵，吱吱啦啦地疼，偶然看见见一群长黄的麻包蛋儿，就喜出望外，麻包是一种野生植物，秧子长的和甜瓜秧一样，有点瘦，秧子拖的很长，结了成群结队的麻包蛋儿，青的象琉璃珠儿，长熟了黄腾腾金灿灿的，味道很香，是小孩子的最爱，吃多了会放老健（打摆子）小孩儿总忍不住嘴馋，吃着酸香酸香的麻包蛋儿，就把疼痛忘到九霄云外了。在高粱地里寻找被野牲口和猪咬折的，吃的半半拉拉宁在泥土里的高粱穗子，时而也会遇见野甜瓜和野西瓜，野西瓜长的很小，最大的也就两三斤重，不管它熟不熟，卯足了力气，用拳头子一捶几牙子，大家抢着，用那小脏手儿挖着吃的可开心了。还有谷子地里那些半秕不秕的小谷子穗儿，还有因为熟过而炸开的黄豆粒，地瓜等。能拾到手就是最好的运气了。
　　 可要遇到老天爷不高兴的时候，不下雨，来个大旱年，不但收成降低，就连野菜也很难找到，没有谷子，连糠也吃不上。
　　 印象最深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全国的自然灾害年，大旱使全国大多省份受灾，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虽然国家尽最大努力救济民众，依然是微不足道，农民都过着缺衣少食的苦难日子。
　　 我的家乡是黑土地，有的村庄土地好一点，有的土地较薄一点，虽说遇见大旱年，由于老天爷的偏向，多下了一两场小雨，还算有点微薄的收成。
　　 记得六零年的春季，我们县为了让男女劳力没有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干活，实行了四集体：把各类人群集中在一块儿，老年人统一住在一个村上，也算养老院，大家一起在食堂饭吃饭，身体好的，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微活儿。男劳力们集中在一起，按规定住在两个村上，组成突击队，听从大队统一调配，五岁以下的小孩儿集中一个大村上，算是幼儿园，有专人伺候着，妇女们集中起来，选上几个妇女队长，分别带队住进两个村子，把每个家庭都被拆的五零失散。
　　 我的爷爷住进了养老院，父亲和男劳力们在一起，哥哥是大队干部，两个小弟和小侄女儿去了幼儿园，我跟随母亲和嫂子被分到了邻近的村子——小闫庄，母亲被分到食堂做饭，嫂子有幸当上我们的妇女队长，大家一天三顿在食堂里吃，各家各户都不动烟火。
　　 嫂子当了大官儿以后，身价猛涨，我和母亲的命运也随着改变，官气冲昏了头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忘了王二哥姓啥，一天到晚耀武严威，在外边对别人喝五吆六，回到家里板着那个苦瓜脸，黑愣子白瞪眼儿，看我们娘儿俩不顺眼，千方百计挑毛病，找脚星儿（错误），我和母亲左右不是。似乎她还真要做一个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官儿，对母亲和我约法三章，别人能做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别人有的好处，我们都不敢近前。
　　 小闫庄本来土地就贫瘠，好年景时各种庄稼收成都不景气，加上持续的干旱，产量就更低。
　　 红薯是所有粮食中产量最高的，所以农村人一年的生活大部分靠红薯，年份好的时候，一个大红薯能长到四五斤重，一棵能结十多斤，六零年最大的红薯也只有小线穗那么粗，半斤来重。男劳力们来突击来刨红薯，一天就刨完了，一个村子，仅仅只刨了几牛车的红薯，一片红薯干儿也没切，全部放到集体的红薯窖里。
　　 刨完红薯已进入深秋，开始突击种小麦，母亲是个过日子很有计划的人，看着村上那些微薄的收成，忧心忡忡，时常念叨着，这么多人就收那么一点红薯，又没有晒一片儿红薯干，其他的粮食也都不多，明年春天一定会饿死人的，看着母亲忧虑的样子，虽然不太理解，也会跟着发愁，为了让母亲心里踏实，我带着怯懦的心情，趁着秋假，去地里塯红薯。
　　 我们暂住的小闫庄，都是来自各村的妇女，没有和我一样大的小孩儿，征得母亲的同意，我就一个人背着角锛（短把的铁锄儿）擓个蓝子，去到刨过红薯，留给春天种的地里，我们叫做春地，面朝黑土背朝天，一角锛儿一角锛儿的挨着刨，刨一会儿总会有个惊喜，刨出来的红薯，大的像大拇指头一样粗，小的像小拇指头一样粗，有时候看见一条筋，抱着很大的希望，用尽全身力气撵着刨，撵到最后，累得满头大汗，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条长长的粗红薯筋，又沮丧又失望，拎着看半天，不过想想它或许也能救一时的心慌，就高兴了。两个小手掌上一檩的血泡都磨烂了，流着血水，就拈一些碎土面儿按在伤口上，疼的眼泪儿哗哗的流。一大晌连红薯带筋才能刨半小蓝儿，回到家里，母亲先拉着我的手看，心疼的眼泪刷一下可就来了，用盐水把手洗了洗包扎好，然后母亲小心翼翼地用菜刀把这些小红薯一切两半儿，把薄登在外边，小红薯干放上凉晒。
　　 嫂子回来看见小红薯干儿，耸肩似鹰,目凶如豺，那样子令人毛骨悚然，两手拎起晒红薯干儿的薄，用力抖擞，把红薯干儿撒了一地，又上去用脚踩踩跺跺，我被她的举动吓的心惊肉跳，怯怯若若躲在母亲身后，拉着母亲的衣角。嫂子抖擞完了，转过身来，瞪着她那凶狠地三角眼，恨不得一口把我和母亲吃掉，用手指着母亲的脸，高声大骂，作死的你们，不知道老子是干部，往老子脸上抹灰，都恁怕饿死，谁敢再弄，弄多少我攉多少，把你们拉到队里辩论一派子（一阵子），看你们还敢不敢再弄。
　　 嫂子骂完扬长而去，母亲泪如泉涌，蹲在地上，捡着零零散散的小红薯干，从那以后母亲不敢再把红薯干儿晒在自己门前，晒在了距离我们很远的邻居家里。我每天蹓回来的小红薯悄悄藏起来，等她睡下了，才敢拿出来切。
　　 开学以后，没有整功夫了，我就趁着放学后和星期天，继续蹓红薯，到了寒冷的冬天，刮着东北风，下着小雪，一个小女孩儿孤零零在野地里，小脸冻的紫红紫红的，雪糁儿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不停的刨着挖着，小手上冻裂的口子流着血，昏天地黑了，母亲在食堂给别人打完饭还不见我回去，就到地里去找我，母亲擓着篮子，心疼的把我揽在怀里，泪珠儿滴在我的头上，责怪的说，不是说过了吗,以后不准再来刨了。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时常背着母亲，一直刨到下大雪，那一小块儿红薯地基本上被我翻了个遍，小手上磨了厚厚的茧子，母亲晒了一大麻袋的红薯干儿。
　　 六一年的春天，真是应验了母亲的说法，因为没有吃的，四集体解散了，人们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还没过足官儿瘾的嫂子也被自动罢免了。
　　 灾荒的第三年，已是山穷水尽，那年春天的生活特别的苦，老天爷给下了两场雨，野菜总算长出来了，国家补给那一点儿粮食，远远不够，况且多数还都是原来只能做肥料用的菜籽饼。菜籽饼是黄色的，一片一片的，闻着很香，吃着反胃。
　　 生产队里妇女们的任务就是剜野菜，野菜拌在磨碎的饼面儿里，捏成菜窝窝儿，每顿饭，每个人一个饼面儿菜窝窝儿，一碗玉米糝子汤，菜窝窝儿非常难吃，有的人一闻见就吐，糝子汤里能看见人影。
　　 每到吃饭的时候，我的小侄女不吃菜窝窝儿，端了个小碗儿，两泪汪汪，转着圈儿向大人要稠根儿（稠饭根儿）。全家人都把稠根儿倒给了她，为这侄女落下个闵劲（笑话儿）“我吃稠根儿。”
　　 因为男人比女人怕饿，村上的男人好多都得了浮肿病，脸肿的象盆子一样，一按一个坑儿，浑身无力，小孩都瘦的皮包骨头，成了大头大眼，走不动路，老人们瘦的像骷髅一样，剩下了骨架，爬逶不动。
　　 快到夏天了，村上的树还是光秃秃的，所有的树叶儿，都被一茬茬的捋光，大树小树都被剥光了衣裳，在石碾上轧成面吃，有的人饿极了，把蓖麻子烧烧吃，吃的上吐下泻，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有的连老鼠肉都吃了。
　　 母亲每天拿一些红薯干儿，和食堂打的饭堆在一起煮一煮，喝着甜甜的，稠稠的，嫂子也没有了官架子，使出霸道的样子，母亲还没把饭煮好，她就先抢个大阁篓（最大的碗），老不管少不顾，一气能吃两阁篓，那吃相令人看着都难受。
　　 就是这些红薯干儿，帮助我们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