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坡上的羊圈

墩阔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沙坡上的羊圈。这个名字很形象地将这个镇的地貌和居民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历史涵盖其中。过去，这个地方跟新疆很多地方一样，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现在牧业已经退居其次，农业占了主导，大片的玉米地、麦地、棉田和红枣林、白杏林、核桃林、苹果林，在一年不同的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羊圈倒成了不那么多见的风景。
　　 在维吾尔族比例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新疆库车县农村，我听说墩阔坦村亚喀守努特村401户人家里，有32户汉族，大为惊奇。当墩阔坦镇有人告诉我，在亚喀守努特村，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墓地紧紧挨着的时候，我立刻问对方：两个墓地相距多远？
　　 对方看出了我的怀疑，说，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北疆，我非常熟悉那种汉族围裹中，维吾尔族人家的生活。维吾尔族包围中少量的汉族人，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在层层维吾尔族人群中的汉族小队，两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如何在交融，双方用什么语言方式在交流，生活中的交往是不是顺畅？我几乎是带着满心好奇扑进这个叫亚喀守努特的村庄。
　　 在村口我果然看到了两片紧紧相连的墓地，一边是汉族的，一边是维吾尔族的墓地，中间仅留出一块砖的距离，方便人们通过，这不管在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十分鲜见的。
　　 从墩阔坦镇的亚喀守努特村民汉墓葬那头的棉花地里走过，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头巾的妇女在地里摘棉花，背影看着是个维吾尔族女人。她把摘的棉花大把大把地塞进身上穿着的夹袄里，这个动作很当地化，让人联想到维吾尔女人往丝袜里、往胸衣里塞钱的动作。
　　 棉花从领口塞进去，压几下，摘了再塞进去，再用拳头往下压瓷实。棉花从她的胸部一直上升到脖颈，压下去，弹回来，胸脯像灌满了奶的奶牛的巨乳，乳房快要从领口爆开的样子，她这才停住手护住胸部，从棉花地里走上来，把“巨乳”里的棉花，一把一把掏出来，塞进棉花袋子，剩下的，像是给婴儿喂奶一样，挨近棉花袋子，把奶子里雪白的棉花倒出来，灌进一条长长的白布袋子里。起初，布袋子像一个胎盘软软地摊着，棉花倒进去后，袋子鼓了起来，她像骑马一样，把袋子拉在胯下，骑在袋子上，把袋子拉进棉花地，坐在袋子上，清地里没清完的棉桃。袋子里的棉花越装越多，放平摊在地上，变成了一条褥子，被她拖着走。她摘累了，就势躺倒在棉花行子里，棉花袋子在她裤裆的部位，陡然高起来，像是底下盖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她仿佛产后的妇女，脸上疲乏而又满足的样子，眼睛看着羊群在棉花已经清完的地边吃棉花叶杆。那些羊都是她的，个个黑身子、白腿白脸，是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宰的那种宰牲羊。她养的羊很有名，很吃香，镇里的清真餐馆也点名要买她的羊。每年古尔邦节前，羊都被维吾尔族村民买走了，她基本上自己吃不到自己养的羊。这些羊，是她今年重新买来养的。
　　 这个女羊倌叫杜腊娥，是我到亚喀守努特村认识的第一村民，她的父亲杜学发，就是1960年修哈密铁路下放到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人，跟他父亲一起到来的，还有80多个湖北老乡。现在活着的基本都生活在这一带，逝去的就葬在民汉墓葬里，活着的时候，这个村两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血肉连着血肉，死了以后也是骨头挨着骨头。
　　 离羊群远远的地方，卧着温顺的大黑狗，很胆怯地用金黄的眼睛四顾。狗在这个村庄里，是可以养的，不犯禁忌，维吾尔族不吃狗肉，也不用担心它会被人抓去吃了。天冷了，杜腊娥看到狗，就想到狗肉的味道。狗好像知道杜腊娥心里在打它的主意，见到她很胆怯。杜腊娥说，这狗，见了羊都躲，胆小。一年四季吃不了几顿肉，狗没有骨头啃，腿细细的，都懒得费力气站起来。杜腊娥觉得狗很聪明，故意在她面前不吃胖，让她没法宰了它吃肉。
　　 其实，她一直迂回地想打破点禁忌：“我又不是尼姑，一年到头不吃肉。吃不了羊肉，吃点狗肉也行，冬天补补热量。”她说的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指的是猪肉，但她从来不说这个字，维吾尔族邻居听了会不高兴。她也不敢养猪，这个地道的湖北汉族女人，从正面看，塌鼻子，小眼睛，一点也不像一个放羊的维吾尔族女人。在这个村里呆了半个多世纪，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女羊倌。养猪对于她，已经成为另一场梦境。
　　 她家里除了羊和狗，还养了维吾尔人喜欢的鸽子，只有猪这样的东西，已经与她无缘了，“这辈子不可能再养它了”。她还是不愿意说出那一个字，她已经习惯了，不说，就是为了尊重维吾尔族的习惯，她很明白，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尊重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你养了猪，家里吃猪肉，维吾尔族就不会来你家里做客了。她不愿意为了这个，失去维吾尔族朋友。在维吾尔人家吃饭，她会跟着他们接都瓦，她接都瓦的动作很笨拙，她说就是觉得这个习惯好，感谢老天恩赐的食物，每天这样提醒，就不会浪费辛苦得来的粮食。
　　 她记忆里还残留着小时候，跟父母拜菩萨的场景。墩阔坦村里没有地方拜菩萨，只有清真寺，而且女的不让进入。她说自己都觉得尴尬，突然觉得自己平时的拜谒动作，怎么像跟着维吾尔族邻居接都阿的样子。跟着维吾尔村民接了几十年都阿，都接成习惯了，改都改不过来了，没有办法。
　　 对于村里维吾尔族老乡做乃玛孜，她已经见惯了。她很佩服他们封斋，可以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她说，他们习惯了，我们不行，学不会。似乎唯有这个时候，她感觉而出了很明显的区分，平时都用“我们”来表述两个民族的她，分别用了“他们”和“我们”。
　　
　　 一、耐人寻味的路遇
　　 乃吉米丁驱车在村道，路遇开车路过的汉族中年男人周立平，乃吉米丁急停车，摇下车窗跟周立平打招呼。对方也停下车摇下车窗玻璃，周立平那张汉族人特征明显的脸上，竟然一脸维吾尔族长者的持重，他们互致问候，我坐在车上琢磨双方耐人寻味的表情。
　　 周立平作为长者主要是倾听和回礼，一脸很内化的关切、问候的神情，就像父亲对一个孩子，怕他任性，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喜爱。这样的表情，我在很多维吾尔长者的脸上无数次看到过，却没有像今天这么打动我。这一次，我在一个长期与维吾尔族一起生活的汉族人脸上看到了。双方都坐在车座上，从他们侧面欠身的动作，脸上的那份庄重肃然，感觉他们在心里，一起完成了站立着行礼致意的动作。
　　 他俩的见面问候语里，没有汉族人通常路遇熟人时，那种外化的客套，双方都用了维吾尔语问候对方，乃吉米丁问候的句子长一些，更急切一些，右手久久地抚在胸口。周立平半低垂着眼帘，缓缓地点头，柔声地回应，右手不时地抚着胸口，仿佛接住乃吉米丁的滚烫的问候，用手抚摸着，好把这些句子揉进心脏里去。
　　 明显地，周立平掌握了维吾尔族长者在幼者面前，把持住自己，稳重自尊的精髓，那样子，似乎在给年轻人做成熟长者的示范。一个汉族一个维吾尔，一长一幼，他们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维吾尔族的礼仪。
　　 汉族的周立平，似乎无意间向维吾尔青年乃吉米丁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我用维吾尔族长者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全身心地接纳你，就像接纳我的孩子一样。乃吉米丁的问候，也证实了自己以幼者的身份，谦卑地面对一位长者，向他致以虔诚的问候，他用传统的维吾尔族幼者的礼仪，赋予了这位长者应有的尊严感。而汉族男人也坦然接纳了这个维吾尔小伙子平时对待本民族父辈的那种正规问候方式。
　　 村头路遇，驱车相向时骤然停下，一切自然而然，也来不及思索什么和转换哪种问候方式，语言相通，神情一致，一看就明了，两个人都是发自内心，乃吉米丁给了对面这个汉族男人，应得的一份隆重礼节。男人也以长者的风范，还了他一份维吾尔式的礼仪。一汉、一维吾尔的一场会面，顺利完整地完成了一个民族整套隆重而繁复的程序，显得天衣无缝。
　　 这里没有民族之分，只有长幼之分。汉族周立平的一整套动作和表情，是一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深入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心无诚意的人无法模仿的。那是一种与另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后不断训练，被另一种文化礼仪熏陶的结果。
　　 甚至不用说话，看看周立平的表情，任何维吾尔人都懂，眼皮的下垂度证明长者带着认可的倾听，嘴角抿紧时的恰到好处力度说明着诚意，声音的高度、厚度示意周立平这种年龄的人，在幼者面前应有的尊严，他颔首和身体前倾的幅度，表现出对幼者的关爱，甚至法令纹的深度和长度，都表现了一种长者在幼者面前隐形的力量。这些表情的细部都传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细微情感。拥有这样的表情的一张脸，脸上的神情符号齐备，无论他的五官长得是否维吾尔，无论他有没有胡须，戴不戴“朵帕”（小花帽），都像是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长者的尊荣，不由乃吉米丁们不肃然起敬。
　　
　　 二、关于翻译这档子事情
　　 在库车城里呆了一年多，我总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回到新城跟宁波援疆指挥部的宁波人讲汉语，回到老城讲跟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新城和老城之间的８路车，成了我有形的语言环境转换通道，８路车从老城出发，中间不停地上下的是老城的维吾尔居民，车临近新城，维吾尔族人越来越少。到了新城，上上下下的多半是汉族居民和外地游客。我的语言系统也慢慢适应了从纯维吾尔语到汉语的转换。
　　 有时候在车上猛然接到电话，会愣一下，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种语言去问候对方，一般都会停顿，等对方先发话。有时候，刚接完上一个维吾尔语电话，下一个紧接着讲汉语，语言应对系统还停留在维吾尔语上，维吾尔语的尾音和应承方式，会出现在汉语电话的开头，语言系统的流转，简直是在考验我的快速转换能力。
　　 到了亚喀守努特村，我一下子轻松了。无论跟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坐在一起聊天，相互之间都不再感觉有任何障碍，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习惯以及互相引发的话题，汉族和维吾尔族彼此都很默契，用不着翻译和多余的解释。维吾尔语一出口，所有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同时做出会心的反应。大家同时大笑，同时叹息，或者同时陷入沉默，对一个问题的眼神征询，也是不约而同的。一场热烈的谈话中，翻译往往导致语言的误差和理解的滞后，比如大家同时听一个笑话时，懂某种语言的先笑过，或叹息过一波，过了片刻，持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别人笑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叹息，在别人叹息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大笑。翻译的滞后，往往导致情绪不同步，反映不一致，别人正进行一场欢快的谈话中间，突然插进来的不和谐的悲声叹息，令人尴尬和不愉快。畅快的交流往往在这时中断，留下一段略显扫兴的空白，或者干脆被打上休止符。
　　 亚喀守努特村书记热合曼认为，翻译有时候使交谈中断，令交谈者注意力分散。他打了一个比方：仿佛往河里扔了一块硬邦邦无从下嘴的干馕，需要在河水里泡上一阵，再在下游接住继续啃，馕是泡软了，却带了不少水分，味道远不如刚出馕坑的热馕色香味俱全。
　　 也许是在长久的维吾尔、汉族混居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即使在没有维吾尔族在场的情况下，亚喀守努特村的汉族与汉族之间，也时常用维吾尔语交流，为了与他们的语言保持一致性，他们甚至沿用维吾尔族的问候习惯相互问候，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令我啼笑皆非。
　　 这个村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已经没有民族之分，也无所谓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交流沟通，哪个方便交流就用哪个。在亚喀守努特村浓厚的维吾尔语环境中，许多汉族村民对当地农作物、植物、农具的称呼，几乎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汉语，比如蔷玛菇、乌斯曼、坎土曼、海娜，还不如直接用维吾尔语表达来得便当，男女老少都懂，通行无阻，维吾尔人也可以随时加入他们的话题。
　　 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杜学发，用了大半辈子维吾尔语了，他觉得对维吾尔邻居说“麦场”，还不如说“哈曼”来得快，你说“公牛”不如“卡拉”更便捷，你说马，还不如说“阿特”轻松，说你来借马，弄不好会被跟维吾尔人听成“妈”，岂不造成闹出笑话。
　　 好在到了湖北老家，这个村的汉族人还保留着一套湖北方言交流系统，足够他们表达乡情、亲情。在村里说维吾尔语并没有使他们损失母语的成分。
　　 在这一点上，汉族人刚来村里的时候，跟维吾尔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便利。汉族人想要买枣，得把维吾尔老乡领到枣树底下，买菜要领到菜地里，见不到实物，就没法表达出自己要买啥，闹过不少笑话。比如买鸡蛋，就得打手势，行不通时，就指着鸡屁股比划，没有母鸡在场时，干脆自己扮演母鸡，半蹲着身子，嘴里呱呱呱呱乱叫，两只手臂权当鸡翅扑腾，原地打几圈，从自己屁股后面掏一把，再用两手的大拇指、食指圈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圈，维吾尔族老乡大笑着，总算领会了汉族村民费劲地表演母鸡，艰难地“下”出来的这只哑巴“蛋”。要做交易，就逼得村里的维吾尔族不得不向汉族学习汉语。热合曼的孩子全部被送进了汉语学校，而不少汉族人，则选择就近让孩子上维吾尔语学校，选择学校时，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交叉选择非常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