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啊，你应该是什么

　　 前不久，一位湖北的朋友打电话说她最近很是苦恼。原来，她的老父亲独身一人住在农村的老家，唯一一个经常和他说说话的老伙伴近期过世了，老人倍感孤单便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说，那你就把老父亲接到你身边来，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她说，她住的房子很是简陋，只能摆下一张单人床，如果把老父亲接来住必须要重新租一间大些的房子，她打工的工资交了房租也就没有可供生活所需的费用了。我说，你几个妹妹每人每月拿出两三百元，老人的租房问题也就解决了。她说，妹妹们的家庭状况都很差，两三百元对她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听着电话那头不断传来的叹息声，我沉默了，在感觉到了人生无奈的同时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愧疚，朋友有难，我却无能为力……
　　 记得，六岁那年我上了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给我洗过脸梳了头，为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裳，拉着我的手出了家门进了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进了饭馆，母亲在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块裹着零碎纸币的手绢，小心翼翼地打来手绢从里面拿出了三张黄黄的最小的纸币，买了碗豆腐脑放在了我坐的桌上后，将手里的半块窝头掰碎泡在碗里，催促我趁热快吃。我一勺接一勺地把豆腐脑往嘴里塞着，母亲坐在我的身边，边看着我吃边撩起衣襟不时地为我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碗底那层薄薄的卤汁再也舀不起来了，我恋恋不舍地放下手里的瓷勺，站起身来拽着母亲的手离开了小饭馆。
　　 开学后，老师为了让我们在放学后写好家庭作业，将全班分成了六个学习小组，轮换着在每个同学的家中写作业。一天的早晨，我刚进教室就被老师叫到了教导室，教导主任问我：“昨天你们的学习小组在魏斗全家写作业，你是不是拿了人家抽屉里的五元钱？你们组长闫宝深看到你拿了，不承认学校就开除你。”五元钱，五元钱那能买多少东西呀！只有六岁的我吓呆了，眼泪随着身体的颤栗不断地滴落在了地上。这时，我们的班主任肖老师拿着几张纸币走进了教导室，对教导主任说：她刚才询问了闫宝深，闫宝深承认了钱是他拿的，已经花了三角七分钱，还剩了四元六角三分，她替闫宝深把钱补上。后来我才知道，肖老师是闫宝深的姨姨，肖老师为了不冤枉我，得罪了她的姐姐，此后，姊妹俩几十年来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是从那天起，一个无法挥去的阴影便笼罩在了我的心里，似乎我真的做了贼，真的偷过钱，每当走进教室的一刹那我便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不敢看到同学们的眼光，耳边总觉得同学们在不停地议论着：这同学是个小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检查交待问题，天天开会批判。父亲的工资停发了，家里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不得已，只有八十多斤体重的母亲，支撑着瘦柔的身体，天天去煤场卸煤车来维持家中的生计。15岁那年，我要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临走的前几天母亲就开始不停地忙活，为我缝补换洗的衣裳，为我絮了套里外三新的被褥，还给我买了一个仿军用水壶和一个绿色的挎包。离家的那天，母亲把吃的东西装了满满的一帆布包，并用手绢包上二十元钱和三十斤粮票装进我上衣口袋，系上钮扣后嘱咐说：“车上小心点，别丢了，用完了就提前给家写信”。出门时，母亲抗着行李，我挎着装满水的水壶，提着帆布包开心地跟在母亲的后面。母亲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母亲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嘴里在不停地絮叨着。火车开动的瞬间，我透过车窗看见母亲突然用手捂住了脸蹲在了站台的边上，火车走远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母亲的身影也模糊了……
　　 那一年，52岁的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母亲说，她胃里发堵，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看着骨瘦如柴的母亲，我们姐弟几人凑了六百多元钱，决定让母亲去最好的医院看病治疗。经医院检查诊断，母亲得的是“胰腺癌”，医生说，母亲的肿瘤已经压迫了胆囊，需要手术将胆管连接到直肠以便于胆汁的排放。并说，母亲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体重都不适合手术，为了改变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天要输200ml氨基酸和250ml的血浆。那时，医院一袋250ml血浆要30元钱，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我们姐弟几人商量后决定用我们的血输给母亲，经检查化验我的血型和母亲的血型一样都是AB型血。母亲手术后的第七天，母亲说她想吃东西了，我们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说：想吃点香蕉。又说：算了，香蕉肯定很贵的。我对母亲说：几根香蕉用不了多少钱的，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买去。那时冬天的北方香蕉很难见到，我攥着手里的两元钱，转了很多家水果店，到傍晚的时候终于买到了几根香蕉，当我抱着香蕉匆忙赶回病房的时候，母亲已经听不见我的呼喊了……
　　 儿子考上大学的那年，我所在的单位改制后卖给了私人，我失业了。面对着孩子的学费和每月所需的伙食费我四处奔波着，就如同一个低三下四的乞讨者，连姐弟们见到我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那时，我猛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为了孩子能顺利地完成学业，苦些累些又算得了什么。孩子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我就打零工，做小工，当管工，干铆工。孩子毕业了，并在一所名牌大学当了教授，做了研究员，亲戚们不再躲着我了，姐弟们也不时地来家里虚寒问暖了。儿子时常打来电话，劝我不要再打工了。他说：这几年我打工太苦了，他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足够我一年的花销了。可我倒是觉得花自己挣得钱心里或许更踏实些。
　　 这不，儿子又来电话了，闲谈中，我想起了湖北那个朋友无奈的叹息，是呀，孩子也有孩子的难处，人老了谁都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由而又想起了母亲去世后，由于买不起一块埋葬母亲骨灰的墓地，母亲的骨灰盒在家中的壁柜里静静地放了30多年,成为了我今生内心深处的一种痛和对母亲今世最大的不孝，便不由自主地粗叹了一口气。儿子在电话的那头问：家里有什么事吗？我说：没什么事，如果哪天我死了，你就把我的骨灰随意洒到什么地方就行了。儿子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就笑着说：那多麻烦，到时候在戈壁滩挖个坑，埋了就行了。我说：我没有和你开玩笑，你一定记住，如果哪天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洒到离你最近的珠江里吧。电话的那头没有了声音，许久，许久，电话里传来了儿子哽咽的抽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