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怎么会起义

摘要：本文是对古代发生农民起义的一点感想 元代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题记
　　
　　 战国孟轲《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古代强大的农民阶级，乃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始终是对立阶级，根本矛盾始终不可调和解决。中国封建王朝出现的所谓“治世”或“盛世”、“乱世”或“浊世”，只是相对而言，也绝非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昌盛繁荣或混乱极顶。如果帝王施行仁政，社会相对较稳定，那么就出现了所谓的“治世”；如果帝王实施暴政，社会相对较骚乱，那么就出现了所谓的“乱世”。汉代有名的“文景之治”与“光武中兴”、唐代有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是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王朝内部进行局部调整的产物。由于统治者推行轻徭薄赋或劝课农桑的政策，于是人民群众相对过上了安定富裕的生活。至于历史上有名的乱世，诸如汉代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后周的“陈桥兵变”和明朝的“靖难之役”，均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无论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惨重的灾难。
　　 北宋欧阳修《朋党论》云：“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何为“农民起义”？所谓“农民起义”，乃是由流民无产阶级发动的武装反抗统治阶级的运动。中国列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民间社会和专制朝廷之间矛盾的集中反映。历史学者秦晖将秦朝以后，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纳为六个方面：“一、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二、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比如茶叶专卖、海禁等政策，中国古代凡是经济利益比较好的项目都是由国家垄断。三、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种是百姓想要迁徙却被限制，另一种是百姓不想迁徙却被官府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去垦荒。四、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所谓的法外敲诈指的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私自给百姓摊派，巧取豪夺，所谓‘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五、官府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宗教等组织提供了一种民间结社的形式，官府是不允许民间结社这种现象存在的，所以官民之间会发生冲突。六、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发生在统治阶层对农民阶层的横征暴敛时期。由于农民阶层得不到最低的生存保障，于是自发地武装起来反抗地主阶层。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无远大的政治目光，于是大多数被官僚阶级或地主阶级攫取了胜利果实。例如西汉末年爆发的“赤眉绿林起义”，而胜利果实最终却被皇族出身的刘秀所攫取了。在中国历代众多的农民起义中，大多数是以失败而告终，成功者实在是寥寥无几。乞丐出身的朱元璋，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朱元璋通过参加红巾军起义而成功，最终建立了大明王朝。有道是“不反抗天子，终究是奴才”，农民阶级只有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才能翻身做主人，否则只能做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奴隶。广大民众只有“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才不会走“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战国孟轲《孟子·离娄下》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当天下无道，平民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只得狗急跳墙，被迫行动起来造反，以暴力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众多，与封建王朝相伴始终。自从嬴政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朝起，到满清王朝覆灭为止，农民起义始终经常爆发。人民群众在封建统治者的主宰之下，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被污蔑为“乱党”、“刁民”、“流贼”或“草寇”等，进行血腥的镇压。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历来就是推行高血压的愚民政策，要将天下的人民群众，培育成无任何反抗意识的“顺民”或“良民”，甚至是要做自己百依百顺的“奴才”或“傻蛋”。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广大民众在不得已而为之时，也只能被迫啸聚草莽当绿林好汉，以武装起义来反抗朝廷的暴政，用武力来答复统治者的压迫。
　　 唐朝杜牧《阿房宫赋》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很多，未出名的农民起义也不少。自从秦朝陈胜和吴广拉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后世纷纷仿效其行动来反抗暴政，对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压迫，给予沉重的打击。秦朝“大泽乡起义”的爆发，由于当时的现状是“天下苦秦久矣”，必须得唤醒人民群众联合起来“伐无道，诛暴秦”。陈胜以平地一声春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唤醒了中国古代千万平民百姓的心声，为后世农民阶级起来反抗地主阶级树立了榜样。西汉贾谊《过秦论·上篇》云：“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大秦王朝在这场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风雨飘摇，最后以覆灭而告终。正如北宋苏辙在其《秦论》里所云：“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小苏之言，诚然即是。
　　 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云：“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自从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首义树立榜样，后世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大规模者诸如西汉末年爆发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隋末爆发的“瓦岗起义”、唐末爆发的“黄巢起义”、宋朝爆发的“梁山泊起义”、元末爆发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爆发的“李自成起义”、晚清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小规模者从秦朝开始，至满清灭亡为止，多如牛毛。几乎每个王朝的盛世或乱世，均有农民起义爆发。嬴秦为中国首个封建王朝，爆发了中国古代首次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满清为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爆发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的存亡共始终：封建王朝建立，农民起义随之产生；封建王朝灭亡，农民起义达到顶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是封建王朝的阶级性质所决定，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施仁政者兴国，施行暴政者亡国。正如西汉贾谊在其《过秦论·上篇》里所云：“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总而言之：“施仁政者得天下，失人道者亡天下。”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甄后》云：“奸雄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已。”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不是被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政变所取代，就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义所推翻，或是被弱肉强食的外族政权所攻灭。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几乎是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恶性循环之路，都无法摆脱改朝换代的悲惨厄运。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总是视农民起义为肉中刺和眼中钉。人民群众的所作所为，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皆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十恶难赦。至于封建王朝要怎样才能走出遭受农民起义打击的圈子，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未搞清楚和弄明白。正如黄炎培在其《延安归來·延安五日记》里所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因为封建王朝固有的阶级矛盾，始终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所以注定要被先进的资产阶级所取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何才能终结农民起义推翻暴政朝廷的历史，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有精辟的阐述与论断。诚如毛泽东所云：“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制度，才不会重演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惨剧。否则人民群众也会当李自成，推翻专制暴政，寻求民主共和。战国孟轲在其《孟子·公孙丑下》里所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一语道出了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屡次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致命原因。只有人民万众一心，官吏勤政爱民，天下才会长治久安，国家才会繁荣昌盛。历史悲剧不可重演，更不能数典忘祖。历史是已经凝固的事实，今天是即将凝固的历史。历史是一条有源无终的河流，从过去流经现在，再流向未来。一言以蔽之：“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之豪言壮语，一语道破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天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乃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中国历朝历代强大的农民起义，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冷静深思和高度明鉴。唐朝杜牧《阿房宫赋》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小杜之言，诚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