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虚构中的深度叙事 ——雷杰龙访谈

摘要：在云南青年作家中，雷杰龙算得上厚积薄发，但出手不凡，他近年亮相的作品也在验证着这一点。与他的散文和诗歌相比，他小说理性的成分更多一些，不柔软更不矫情。他是小说写作上的强硬派。 访谈时间：2011年4月29日
　　 访谈地点：西盟佤山龙潭湖畔
　　 访谈：李冬春
　　 访谈对象：雷杰龙
　　
　　 雷杰龙，1973年生，大理祥云人。青年作家。199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某高校中文系任教。1999年至2001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同等学历硕士进修班”。2005年调入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编辑部。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百余万字。
　　 在云南青年作家中，雷杰龙算得上厚积薄发，但出手不凡，他近年亮相的作品也在验证着这一点。与他的散文和诗歌相比，他小说理性的成分更多一些，不柔软更不矫情。他是小说写作上的强硬派。
　　 今年四月末，雷杰龙再次来到滇西南一隅的西盟佤山。三天逗留中，除却对佤山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的认同和赞赏，在秀美、静谧的龙潭湖畔，面对一片清净的湖水，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写作。置身有大美而不言的山光湖色，雷杰龙喜不自胜，手舞足蹈，间或冲参天树木及清澈湖水吼几嗓子，笑得像个弥勒。率性、随意，还夹杂着一点点好玩的孩子气；但一论及文学，他马上眼神凛然，语调激昂，语速明显加快，似乎稍有迟疑就会破坏、削弱表述的完整与纯粹。无疑，作家惯常的率真与文学批评者的严谨、自觉自醒在他这儿的分野是清晰的，既不加掩饰也不容质疑。理性而不乏感性，尖锐而不失深刻，拒绝庸常却深受世俗之扰，心性向真又对当下人类种种处境极尽思虑、怀疑和不满，雷杰龙一样遭遇了当今许多中国作家面临的写作困境。
　　 对雷杰龙进行访谈，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2003年认识后，我们之间算得是无话不谈。多次接触中，雷杰龙渐渐以他对文学的深刻洞察与独到思考震动并影响了我。毫不夸张，在摆脱要命的形而上美学情趣和做作的写作形式方面，我文学理念的改变、立场及写作方向的形成，与他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他正式开始文学写作比我要晚，但他所拥有的知识背景和文学视野均不是我所能比肩的。他对文学的理解、认识和把握，他的文学理念、文学取向，文学写作立场与姿态，尽管总在不断变化、成熟和突破，但其脉络与走向一直是向我敞开的。因此，在浓荫匝布的环湖小径，古老原始的木鼓房，水酒和烧肉飘香的佤族窝朗（头人）房，一次次的漫谈中，那些零散的始终弥漫着文学气息的语言片段，最终促成了这篇非正式的、漫不经意的文学访谈。
　　 正如他2004年第一次到佤山。当晚天一黑，酷爱游泳的他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龙潭，像只青蛙，越游越远。就在我开始为他担心之际，这只青蛙已从阿佤山腹地，龙潭这个子宫里的温暖羊水游出来，心满意足。需要说明的是，他选择了裸泳。
　　 坦陈相见，以一己真身投身于文学写作的子宫羊水。这同雷杰龙对文学写作——尤其小说——的姿态与理念不无相似之处。
　　
　　 李冬春（以下简称“李”）：
　　 就我阅读范围所及，从1993年发表小说《老树春秋》以来，相对于一些多产的青年作家，你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多，这是否出于对作品质量的考量或另有它想？
　　 雷杰龙（以下简称“雷”）：
　　 应该说创作的不少，但好的少，发表的更少。当然是对作品质量的考虑。对写作，有一种羞怯感，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羞于示人，羞于发表。“它想”就是，大多数的写作都是磨练技艺，等待着写出自己真正想写出的作品。这个过程很漫长，但别无选择。
　　 李：从叙事文本层面上说，你的散文如《倾听风中的灵魂》、《去看黄河》、《清凉的云南》、《云南私人地理》等，都属好读、耐读之作，也是同时期云南散文写作中的优秀文本，但你显然更偏好小说。你认为小说更能承载你对文学写作的理解与把握？
　　 雷：写过散文、诗歌，但这些，都是为了小说而进行的磨练。如你所说，散文，我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也得到过一些人的赞可。散文也是极有难度的，写好并不容易。我对散文准备比较充分。一是知识文化素养，所谓思想文化素质，至少在云南青年作家中，我的准备是较为充分的；二是对散文的文体意识，用心钻研和训练过，特别是在云南，有于坚、雷平阳等散文大家，形成了云南散文的特有气质，他们对我启发极大。也许，在散文上写出来，对我来说难度要小一些。但我更热爱的是小说，如果从散文上写出来了，而小说一无是处，我想，我不会得到多少乐趣。这和对两种文体的价值判断无关，纯属因为偏爱，这没办法。
　　 小说更能承载我对文学写作的理解与把握？这或许吧。其实散文同样能够承载，但我更偏爱小说。
　　 对我来说，小说更自由、更有趣、更有难度。也许，我能写好散文，但永远写不好小说，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小说的迷恋。因为小说，能给你提供一种更大的可能，一种许多时候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可能。我相信小说有可能把我带往更远的未知境界。
　　 李：小说的悬念在于它向阅读者提供了某种期待和参与的可能性。从内容多少有点“满”的《老树春秋》到《梦回广陵》的《玩笑》、《羊车》、《白痴》等篇什，及至今年《大家》杂志刊发的《时光故事》，无论结构、篇幅、内容，你的小说写作有向短篇靠拢的趋向，这是否意味着凝练、干净正在成为你的小说写作方向？
　　 雷：《老树春秋》确实“太满”，一万三千字的短篇，却写了一个家族一百年的故事。它不仅满，而且重。但我用了一种轻的叙述方式，整体感觉是空灵的，飞得起来的。所以，它有一种奇特而舒服的阅读感觉。但那是1993年，19岁时的小说处女作，想起来，有种恍如隔梦的感觉。
　　 后来的东西确实越来越短，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比如《梦回广陵》中的三个短篇，其实只是从一个未写成的长篇里“捞出来”发表的三个短章。而今年发在《大家》上的《时光故事》，其中的四篇，也是从一个未完成的长篇中截下来的片断。
　　 和许多对小说有野心的写作者一样，我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总想写长篇。但以我的理解，长篇是由短篇构成的，短篇都写不好，长篇就可想而知。所以，还是先练短篇吧。
　　 当然，写短篇，也并非全是为长篇作准备，而是因为本就喜欢短篇。最近几年，集中阅读了巴别尔、卡尔维诺、布扎蒂、胡安?鲁尔福、托马斯?伯恩哈德、马哈茂德?舒凯尔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对短篇越来越喜欢，对短篇，甚至超短篇有了新的理解，所以写了不少，但大多数都未发表。
　　 喜欢短篇，当然有对小说写作所谓“凝练、干净”的偏好。这是我这段时间追求的小说方式，但不可能是不变的方式。因为“凝练、干净”并不是好小说的标准，有些故意反其道而行的小说也极其优秀。单凭这一点，也可窥见小说艺术复杂、深邃之一斑。
　　 李：在《时光故事》中，你其实并未完整讲述一个故事。这与当下小说讲求“说好一个故事”的写法迥然不同，这样做是对创新的追求还是对当前盛行的一些小说写作模式的某种反动？
　　 雷：都有一点吧。所谓“当下小说追求”，我是极其反感的，一直保持警惕。当下流行小说的弊病，许多人，比如李敬泽、谢有顺等评论家已经说得很透彻，甚至很痛切了，但没有办法。这是庸俗极为流行的时代，小说也未能免俗。但在这样的时代中也有一些自以为是，自得其乐，一意孤行的小说家。
　　 其实，我没有创新或者反动的意图，或者说，以我现在的小说写作，远远没有到达那种能力。
　　 我只写我自己理解的小说，我自己喜欢的小说，不考虑其它。
　　 再有，说到小说的创新或反动，我觉得自己的小说一点也没有。有什么啊？什么类型的小说没被人写过啊？因为心里装着太多太多别人的小说，所以我信奉一句老话：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没有什么创新，无论你如何创新，你其实都只是加入了古老的叙述者的行列。
　　 李：也许你不愿意接受，但我觉得《时光故事》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花园交叉的小径》、《当年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某些痕迹和影响。就如他所说：“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又或是:“领悟的幸福远远超过想象或感觉。”
　　 雷：哈，“能有博尔赫斯的某些痕迹和影响”是对我的褒奖！兴许有吧，但我最敬重的博尔赫斯的小说并不是《花园交叉的小径》、《当年万里长城建造时》，而是《第三者》。《第三者》很传统，纯粹现实主义的一个小短篇，但却让我极为叹服！从那个小说里，你能充分感受一位所谓先锋小说大师的传统根基，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创新，它们真正的起点在哪里。
　　 《时光故事》要说有影响，卡尔维诺可能要大一些。因为刚刚读过《大唐西域记》，就读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不久就写了《时光故事》。灵感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从影响的角度来说，《时光故事》是对前两者的致敬！你可以说没有创新，拾人牙慧，但我并不以此为耻。
　　 李：你的小说总会同神性、哲学、宗教连结起来。你不觉得削弱并消弭了小说的现实性与语境的在场感吗？
　　 雷：“小说的现实性与语境的在场感”，这对一类型的小说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但并不适用于我的小说。
　　 我的小说总会同神性、哲学、宗教连结起来，还有历史，这是我的偏好。这是写什么的问题。对小说，我们惯常的说法是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我认为都重要。而我对题材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所谓现实性、当下性的题材，写的人已经太多了，而我，对此也没什么兴趣。我有一种偏见：当下时代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明白当下时代正在发生着的事件的，至少，不可能真正明白当下时代诸多事件的幕后“真相”。“真相”，只有经过一段历史时光的淘洗，才可能部分“解密”。有这样的偏见，可能和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过两年，受到的史学训练和形成的史学思维有关吧。在我看来，所有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骨子里都是历史小说。看看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就明白了，他们的任何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那一部不是写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现实”的历史小说？
　　 我的小说同神学、宗教、历史、哲学等因素结合，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并且，我并不认为这些东西和当下就未必没有关系。比如《时光故事》中的《语言故事》，任何一种语言的神性与世俗性、审美性与功利性的博弈和纠缠，难道只有过去才存在吗（看看现在的网络语言和传统汉语的纠缠和博弈）？还有故事中的那位创作了不朽巨著《声明论》的语言大师波你尼仙，对自己作品的迷恋成为了自己心智的障碍，这难道是过去的作家身上才发生着的事件吗？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故事没有一点现实性，相反，这个故事启发了一种当下的现实境况，一种被遮蔽、忽略，因而也更本质的现实境况。
　　 李：你如何从学术、文化意味浓重的《大唐西域记》里发现小说性因素？以你的理解，构成小说的因素，“未知”是重要源头吗？以对“未知”的叙事表达对我们熟知世界的解构、颠覆，甚至不屑与反抗，类似的写作手法，是否可以让你更清晰地洞察世界的荒谬与心性的污浊？
　　 雷：现在的“国学热”，好像让我们再次发现了《大唐西域记》这样的作品。但这样的发现，在我看来是消灭。这个问题太复杂。比如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长篇小说《历代大师》，他的发现和论述很精彩：消灭艺术史的人，正是那些靠撰写艺术史为生的艺术史专家们。把这一逻辑用在那些研究传统文化的某些所谓学者们身上，也同样适用。
　　 在没有任何研究、讲解的前提下，去读《大唐西域记》，你会发现充满诗意，一种难以言传的诗意，我把它叫做“未知”。但你去央视“百家讲堂”听有的学者讲解《大唐西域记》，你会发现，在他们无所不知的讲解中，诗意消失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写《时光故事》，虽然只写了其中的几个小故事，但道出了一种“诗意的未知”，和他们的讲解迥然不同。虽然，讲出来了就不是未知，但因为小说天然的不确定性，我并未破坏那种未知。
　　 另外，世界是否颠倒荒谬我无法判断，但我想要洞察的，不仅有心的污浊，更有心的清静。
　　 李：在你而言，将小说写得一短再短，是为难、刁难自己。但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你对小说写作深度的挑战，是你对深度精神写作的一种自觉自愿的完善之举。问题在于，在你为你的写作设置难度的同时，你是否想到这个难度它一样波及到阅读者？
　　 雷：一位优秀的写作者甚过一千个低劣的写作者，这个逻辑，对读者同样适用。另外，我相信不乏优秀的读者，只是我们写作的时候，时刻都别忘了——千万要尊重他们。
　　 李：我非常喜欢你的《梦回广陵》中的那三篇小说。语言干净利落，结构紧凑陡峭，人物形象丰满，叙述迂回曲折，故事奇特诡异。它们被你处理得滴水不漏。可以说，它们已经达到了小说写作的一个高度。你如何游刃有余控制、驾驭这个小说制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