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斯文

古老师有一张古板的脸。古板的脸上镶着一双古板的眼。
　　 老师总爱对坐在前排的我“虎视眈眈”。按我当时的理解，就好像我要摔破她孩子的奶瓶又欲偷走她案头那尊极夸张的石膏像（领袖像）。每每上完课布置毕作业，古老师总要在教室里转几圈，然后坐定双手托起下巴颏两只胳膊拐儿便放在讲桌上，盯着我写字。此时，我怀里就像揣了只小兔笔也不听了使唤。有次为了避开她的眼睛，我干脆扔下笔不写。她好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掏出自己的笔给我：“笔没水了吗？”狡猾的敌人，我想。
　　 记得有一回，我因读一首“黄诗”被发现。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就像在课堂上盯我一样，好久她问：“是你爸爸教的吧！”我吓得哆嗦。她真会诱鱼上钩：“你能再读一首给我吗？”我说：“校长说那是黄的。”她笑了，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黄裤子：“我倒挺喜欢黄色的。怎么，不相信我吗？”无奈，我才斗胆读一首给她。“你经常读‘黄诗’吗？”她又“跟踪追击”，盯着我问。什么“黄诗”“红诗”的，你教你书问这些干嘛？
　　 我常常设法摆脱古老师那双古板的眼，伺机报复于她。一次，待她转到教室后面，我趁机给讲桌上涂了些墨水。她走过来了，一只胳膊拐儿刚放到桌上，整个教室便溢出一层笑来。我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谁知她盯我慧黠一笑：“罚背一首唐诗免罪于你！”我不解地望着她，眼睛也跟着“古板”起来。
　　 那年月的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一样变幻莫测。一阵狂风袭来，校园沸腾了。于是我们便可砸碎教室的玻璃高唱“东风吹战鼓擂”，于是我们便可给讲台上放一条蛇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将老师轰出课堂。那天，我闯进她卧室摔了她暖水瓶，指着她鼻子质问：“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引诱我读‘黄诗’？老实交待！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皆醉她独醒。她那时好像根本不与我一般见识，照样对我进行“跟踪”。不久，学校“复课闹革命”了。那回上完军事课（其实是体育课），她突然叫住我，盯着我的脸：“谁又跟你打架了？”这家伙眼睛真神，我想。心里倒挺踏实。因为我们是刚刚被认可的一个战壕里的“同志加战友”。于是我说：“老古同志，你干嘛总是盯我？”“因为你是我的学生啊！”我惊奇地看着她：我该是你的小石同志啊？
　　 学校操场南面有一片不大的枣树园。记得正是枣树开花的季节。有天上作文课，她把我们带到树下，指着枣树启发了一回，便让我们给树“画像”。完了又让我把我写的文字读给伙伴们听。当我读到“桃梨杏树大多都在春天开花，而枣树不赶热闹，到了炎热的夏天，她才开花吐香”时，她竟孩子般拍手叫好。我那时尚不大明白古老师为什么让我们写枣树，又为什么溺爱我的文句。现在想来，老师不正是那种独具枣树风骨的人吗？
　　 忘不了七十年代初的那个冬天。我父亲因病在西安住院，家里还有瘫卧在床的祖母。祸不单行的日子。我要辍学。古老师把我叫到房子，给我讲述她多难的童年，让我安心读书。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她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有啥事随时找我，我哪怕不吃饭呢……”临了，她从枕套里取出一本发了黄的《唐诗三百首》，给我装进书包，然后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有说。
　　 我从那时起才真正理解了她并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安。我多希望她那古板得温暖的双眼常常看着我啊！可是不久，我便离她而去了。后来，我上了中学；再后来的后来，我也做了老师。我时常思念着她，可又怕见到她。
　　 几年前，我离开单位在外地学习。一天突然收到古老师的信。她将她父亲生前书赠她的家训——治学十戒抄赠于我。而对于几十年来所受的苦难与纠结，老师是只字未提的。她只告诉我，能否帮她解决个人的“转正”（民办教师转公办）问题。望着那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楷体字，我开始拷问自己。一个比老师还要“古板”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无助，难道只剩下“一声叹息”？我知道我老师的苦痛，知道“转正”对于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是老师看着长大的孩子。在我孩子的眼里，也许我快要老了。但在老师的眼里，我却永远是个孩子。我知道，老师毕竟老了。或许由于“古板”，她迄今仍是一个民办教师。我只有在心里，为“古板”祝福了……